黄蕙兰著的《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共24章，前9章描述黄氏家族的发迹和富豪生活，其祖父（黄志信）及父亲的生平及家庭中的矛盾（据说她父亲娶过18个姨太太），也触及了生活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华人所受到的歧视。虽为首富，也难尽免（黄仲涵晚年不得不逊居新加坡）。第10章以后主要记述她与顾氏婚后在英国（顾任公使）、在北京（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內阁总理）、在巴黎和伦敦（顾任驻英、驻法大使），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华盛顿（顾任国民党政权驻关大使）这30多年的生活。

一 我的闺名是蕙兰
二 我的祖父
三 父亲的姬妾
四 父亲的住宅
五 我的母亲
六 妈妈从不轻装出游
七 初恋
八 我信鬼神
九 我通宵跳舞
十 我成了顾维钧夫人
十一 我的新婚夫婿
十二 玛丽王后跳舞
十三 北京生活之始
十四 出生和死亡
十五 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一夫人
十六 再谈灵异
十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巴黎
十八 几番风雨
十九 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和维希
二十 战时的伦敦
二十一 英国志异
二十二 华盛顿的使馆生活
二十三 筵席将散
二十四 回首往事

本书是黄蕙兰女士（已故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前夫人）于20世纪70年代，近80岁的高龄，在美国女
作家伊莎蓓拉·泰弗斯（Lsabella Taves）协助下用
英文写成的一部自述。黄女士是爪哇华侨首富“糖王
”黄仲涵（奕柱）嫡室所生的爱女。其母中年与黄氏
分居，常住欧洲，晚年旅美。蕙兰幼年生长在爪哇，
曾随父母到过上海、北京，青少年时期随其母、姊住
在欧洲。她一直过着富室豪门掌上明珠的生活，接受
其家庭和社会教养，娴习多种语言，形成了独自的性
格。1920年，她在巴黎与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青年外交
家顾维钧相识。顾氏适在新鳏，两人一见钟情，不久
就在欧洲结婚。黄蕙兰自此成为贵夫人，挟慈父之多
金，依贵婿之显要，生活豪纵，非同一般。
正如作者在第一章中所说：“我嫁给顾维钧，在
他当驻法、驻英、驻美大使期间，我过着令人兴奋的
日子，和各种有趣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不是一
本谈论政治的书，这是一个女人身世的故事。”
本书共24章，前9章描述黄氏家族的发迹和富豪
生活，其祖父（黄志信）及父亲的生平及家庭中的矛
盾（据说她父亲娶过18个姨太太），也触及了生活于
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华人所受到的歧视，虽为首富，
也难尽免（黄仲涵晚年不得不逊居新加坡）。第10章
以后主要记述她与顾氏婚后在英国（顾任公使）、在
北京（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内阁总理）、在巴黎
和伦敦（顾任驻法、驻英大使），直到20世纪50年代
在华盛顿（顾任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这30多年的生
活。她以类似意识流的跳跃笔法，写出了军阀官僚和
外交界上层社会人士的骄奢生活、杂事秘辛；写出了
她对顾维钧外交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写出了她的家人
近戚的离合悲欢；以及她和顾维钧夫妻间感情的和谐
与隔阂，波折与破裂。文笔细腻、坦率，富于感情色
彩。最后描绘了她老年独居的情景和她的人生哲学，
从绚烂归于恬淡。
作者虽说不谈政治，文字中自有她鲜明的立场，
请读者鉴别。她又自称相信鬼神灵异，书中有不少记
述她“亲见”或听到的一些她认为是神奇的事情，娓
娓而谈，事涉荒诞，有如前人志异笔记。译者姑译之
，但并不以为然，读者幸留意为是。
本书已绝版，承顾菊珍女士贻以原著，并对若干
人名关系加以指点，至为感谢。译文部分章节并承何
林荣、王俊文，刘钟兰诸同志读校，并此致谢。原作
中对某些重要事件偶有误记，译者就所知间作译注。
唯是才识疏陋，错误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天津编译中心
1988年5月

黄蕙兰著的《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是一部回忆录。写出了军阀官僚和外交界上层社会人士的骄奢生活、杂事秘辛；写出了她对顾维钧外交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写出了她的家人近戚的离合悲欢；以及她和顾维钧夫妻间感情的和谐与隔阂，波折与破裂。文笔细腻、坦率，富于感情色彩。最后描绘了她老年独居的情景和她的人生哲学，从绚烂归于恬淡。

一
我的闺名是蕙兰
中国有一句老话：“人不能抬自己的轿子。”换句话说，就是切勿自吹自擂。在我们中国，有钱有势的人与同等地位的人说话时自称“鄙人”。我的父亲是东南亚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他在同等地位的人中，自称“鄙人”，而他们称我，一个小女孩，为“千金”。
在我成长的时代，人们从不亲脸。西方妇女间和男女之间随便接吻的习惯现在已为东方所采纳，但在我那个时候，只有母亲抚摸和吻她们的婴儿。这样做的习惯是因为母爱十分强烈，但是到孩子们三四岁时挚爱孩子的母亲也要克制自己。我父亲回家时，给我一个礼节性的吻，这是钟爱的表示，因为我是他的娃娃，但是我到四五岁时，他也中断了这种习惯。
可笑吗？在西方生长的八也许认为守礼和拘束是可笑的。但对我来说，人们相互间细致周到的关系，敬重长者的智慧和尊严，构成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今天我很满足，因为我是在我儿孙辈仍然尊崇的道德标准下长大成人的。
我常站在我们府邸宽广的长廊上，等着看爸爸的马车飞驰过下面的山谷。当进口的澳大利亚骏马拉着车穿过我们的前门时，一名马来仆人立即迎出来，捧着一个银盆，其中放着一条花露水浸过的热毛巾。爸爸穿着一条洁白长裤和一件时髦西式白上衣，漂亮得引人注目。他先用香毛巾擦擦他的脸和手，然后下马车，走近我。就像芭蕾舞一样，一切动作都优美、协调，从不匆忙。
在我年轻时，礼节甚至不许人握手。我母亲要对她母亲或婆婆请安，长辈伸出右手表示还礼。我父亲去见他的父亲时，从来不敢在他父亲面前坐下，即使要谈上几个小时，也站着说话，吃饭时在他父亲让他坐下之前，他也不敢坐。轮到我爸爸当父亲时，他对他的儿子们也要求讲规矩。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看爸爸时，我的一位异母兄弟宗孝从爪哇来向他请示买卖上的事。他们几个月未见面了，所以宗孝和他的妻子对爸爸磕头，那是正式的请安礼节。然后他的妻子小心谨慎地坐在一张竹椅上，但在整个长达两小时的谈话中宗孝一直站着。
当我们问对方名字时，我们有礼貌地说：“请问尊姓大名？”我从童年到父母去世，对他们说话从不用“我”或“你”；我总以第三人称自称，就是说，用我的名字，蕙兰。他们对我说话也总用第三人称，“爸爸要”或“爸爸喜欢”或“妈妈认为你该洗澡了”。对姑姑或叔叔们，我们可以说“我”，但决不能用“你”。“姑姑要做什么？”这是不能改变的。对姐姐和平辈近亲，我们较直接地谈话，但对陌生人，我们仍按正式的礼貌用第三人称。对任何妨碍我们动作的人，我们要说“借光”。在我们社会里，当向主妇举杯时，总是用双手端起茶杯或酒杯，用一只手被认为没有礼貌。我始终保持这个习惯。有良好教养的中国人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随手拿起一个枕头坐在上面。坐一个枕头不仅是无礼举动，而且还是一种侮辱，因为那是人脸靠着的地方。
我出生在爪哇，现在叫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在荷兰殖民统治之下。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华侨”。我在北京住过，但我大部分生活是在国外度过的。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使我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即使如此，我的童年教养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我能说六种语言，包括法语和英语，但我用华语思考。我对我的两只小狗——我老年时的孩子——用华语讲话，就像我对我的幼年儿孙们总是用华语讲话一样。这是一种非常精确的语言，对于教育儿童是十全十美的，它使小家伙们很快就理解了。我对礼节和规矩仍然有好感，我在年轻时学会这些，我一直珍惜至今。我按中国人的方式行事。当一个西方人解不开绳结时，他会不耐烦地拿剪子或刀子将它割开，而中国人就耐心地解，直到解开为止。
中国人有时——常常——被人误解，有什么奇怪呢！而且，我们既保守又自以为是，恐怕这些也常常使得外国人不易理解我们。这情况是在我们开始与西方贸易时形成的，那时洋船长们认为我们是落后的傻瓜，而我们把入侵者看作野蛮的番子。这种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奇怪的误解仍在继续。
当我丈夫顾维钧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时，蒋介石夫人常到美国来。蒋夫人是在美国受教育的，所以她在美国有很多朋友，而且她的英语和他们的一样流利还带有美国口音。她和我属于同代人。她在她丈夫的政府中处于第一夫人的地位，因而有其尊严和个人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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