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散文已经深深地楔入中国的民间生活中。像一架显微镜，向我们展示了诸多平常视而不见的事物。本书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中篇小说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本书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本书精选了2006年度代表性的20多篇散文佳作。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序

时间

 从天朝到中国(外一篇)

 草药时代

地点

 旱海里的鱼

 怒江的方式

 布达拉宫后面

 望蜀记

 青岛

 乡与镇

人物

 人生几度秋凉

 革命与雏菊

 美丽的选择

 宋江为什么要招安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事件

 扑进画框(外一篇)

 细小的纪念

 桃花烧

 收藏时光

视听

 重读苏蕙《璇玑图》

 续上海流水

 流血的童话

 一只倒悬在六十年代的鸭子

 埃林·彼得林在中国街头

感想

 高处

 情何以堪

总结

 开会记

 关于跌跤的18点思考

地圆说及其发明权

中西方的文化接触，最引人人胜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如何接受大地是球形的学说。1584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肇庆建仙花寺，住了下来，会所的墙上挂着从欧洲带来的1570年出版的奥代理的世界地图。这时候，欧洲的航海家已经结束了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能够描绘出一幅有赤道、回归线、南北极和五大洲的世界图景。利玛窦说：“在我们寓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山海舆地全图，上面有外文标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当被告知是世界全图的时候非常惊讶!”

他的世界地图让中国人不高兴，原因是它同中国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不同。中国人的地图是怎样的呢?利玛窦略带嘲讽地说：“他们也有类似本图的地图，他们却认为那图能代表全世界，而他们所谓的天下仅限于本国的十五个省。他们在地图上沿海绘了二些岛屿并给这些岛屿取了他们听说过的王国的名称。所有这些岛屿并在一起还不及中国最小的一个省那么大。……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无法理解大地是个球体。”

肇庆知府王泮也看到了这幅世界地图。利玛窦拿出地球仪，告诉他地球是圆的，一直往前走，就会回到原点；他的祖国就在地球的另一面。他又在地图上指点，世界有五大洲；他是从哪里动身，又经过哪些海洋和国家，才来到中国。王泮信服了。他立即要求利氏制作一幅翻译成汉文的世界地图，并且“把北京作为中心子午线”，也就是把北京放在世界地图的中心。同年，王泮镂版刊行《山海舆地全图》，在该图序文中，利玛窦明确说：“地形本圆球。”这是第一幅按经纬度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

1584年11月30日，利玛窦在写给耶稣会总长阿桂委瓦的信中，谈到了他绘制的中文地图，“我们把它送给肇庆知府王泮，他立刻要人印刷出来……你应知道这张地图在中国是多么受到重视，还是知府本人在他的官邸中亲自督印的。但他不愿卖给任何人，而只是把它当做重礼，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

这张与中国传统大地观念冲突的地图，极受欢迎，最后还是进入了市场，先后在肇庆、苏州、南昌、南京、北京、贵州等地刻板。据统计，仅1584—1608年间，就在全国各地出现过十二个版本，有些是盗版。

清初学者刘献廷把地圆说在中国传播的荣誉归于利玛窦：“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郭子章《黔草·山海舆地全图序》也说，利玛窦言地“浑沦一球，原无上下，此则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直到晚清，王韬《地球图跋》仍然主张：“大地如球之说，始自有明，由利玛窦人中国。”然而，关于这一点不是没有争议的。我们还会谈到，有一派充满爱国激情的学者，起先指控利玛窦贩卖异域邪说，后来论证利玛窦剽窃中国旧说。

大地是球形的观念，我们回头去检索，发现许多民族的神话里都有。占埃及人充满诗意地把地球想象为一枚大卵，月亮是一只大白鸟，张开羽翼在夜晚守护着它。公元第一个世纪，基督教的一个神秘教派——诺斯替教——认为地球是宇宙内腔的一枚世界之卵，有一条巨蟒在守护和孵育它。17世纪的英国神学者托马斯·伯内特写了本《地球神圣学说》，按他的说法：“这种世界为卵蛋或世界为卵形的观念自古已有，拉丁人、希腊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其他各民族都曾有这种想法和语言。”

希腊人住在海边，早已观察到远处的帆船最先露出桅杆，然后逐渐露出船身，很自然，他们得出了大地的表面是弧形的结论。更重要的，希腊人还是爱好完美的民族，他们觉得，圆球是最完美的几何形状，地球理所当然是圆球形状的。至少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承认，即使根据美学原则，地球就该是圆球形；后来的大普林尼、托勒密等经典作家，都假设地球是圆形的。希腊人的天才想象力接近真相，给了后来的欧洲文化一笔宝贵的遗产。

在大地的另一边，黄河流域的中国人也在想象天地的形状，其中最有影响的观点是天圆地方。中国人想象的大地是平坦的，没有曲面，中国无疑位于大地的中央，大地之外，环绕着不可逾越的汪洋大海。例如战国时期的邹衍描绘的大九州图景：大禹把中国分为九州，然而这只是小九州，合称赤县神州。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州一共有九个，这才是真正的九州，周围有裨海环绕，它们组成一个大州。这样的大州也有九个，外面又有大瀛海环绕，瀛海之外，才是天地的边界。这样说来，中国这个小九州，只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

关于地的大小，也有人勇敢地给出了数据。汉代哲学家王充估计说，从洛阳往南到日南五万里，往北五万里到极北，南北十万里，东西十万里。显然这是个精确的正方形。不过，对这种数字不可太认真，因为还有其他说法。例如《河图括地象》说：“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八极之广，指的是天地之广度；四海内地，指的应该是中国的地域。可是在《山海经》里，中国之大就等于天地之大：“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样，大地的形状就是一个长方形了。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主要有三种学说：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盖天说出《周髀算经》：“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大意是天仿佛一个斗笠，地像一个平底的盘子倒扣着，我们就站在盘底上生活。这个盘子当然是方形。《晋书》介绍宣夜说，只说日月众星，浮生于虚空之中，没提到大地的形状。宣夜说的影响很小，早已失传。浑天说是古代天文学的主流学说。《张衡浑仪注》云：“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意思是天地就像鸡蛋，地被天包围在中心，如同蛋黄。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提出了地是球体的概念。可是既然天地“载水而浮”，让我们想不明白日月星辰落山后如何下潜水中，也断送了我们跑到地球另一面的想象力。

其实，如果浑天说真的包含了地圆说，明末西方的地圆说进人中国，人们就不该大惊小怪了。

中国人重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并不等于接受西方的世界观。事实上，地圆说初传入中国，就遇到激烈的反对。清初魏浚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痛斥利玛窦邪说惑众，欺负国人目不能见，足不能至，是画工之画鬼魅；中国面积太小，没有处于地图之正中央，都让他大为生气：“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

康熙年问的钦天监杨光先，以狂热反对西学闻名。他反对地圆说的理由是归谬法：如果四大部洲万国山河是一个大圆球，那么，“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下面国土的人就倒悬在地球上，“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乎!”按他的意见，世界上只听说顶天立地之人，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光这点就可证明大地不是圆的。

他们有这般见识，我们不奇怪。奇怪的是大科学家宋应星反对地圆说，理由完全和杨光先一样，他在《谈天》中说：“西人以地形为圆球，虚悬于中，凡物四面蚁附；且以玛八作之人与中华之人足行相抵。天体受诬，又酷于宣夜与周髀矣。”他不懂为什么倒悬在另半球的人没有坠入虚空，只好反对地圆说。这问题似乎是人们接受地圆说的主要障碍，后来的戴震为此花下了许多时间去解决。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女天文学家王贞仪——梅文鼎的弟子——写过一篇《地圆论》，阐述这观念：宇宙中无上下反正之分，人居圆球上，头戴皆天，足履皆地，绝不会有人跌坠。

大思想家王夫之，也是地圆说的激烈反对者。他的反对，掺和了夷夏之辨的感情色彩，没什么道理。他一口咬定，地圆说是利玛窦来华后，听说了中国的浑天说，又没领会清楚，凭一点小聪明造出来唬人的。他说，大地那么大，谁也不能跳出地外观察全地，说地是什么形状，不过信口开河，“而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王夫之感叹地圆说蒙蔽了许多人，“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呆者，可叹也”。他其实不必着急，传教士们宣传的地圆说，其实没有多大市场。例如，清人张雍敬潜心中国传统天文历学，写了本《定历玉衡》。他去拜访精通西学的梅文鼎，住了下来，两人切磋一年有余。梅文鼎是清代首屈一指的大天文学家，会通中西，可是他无法说服张雍敬改信地圆说。两人反复辩难，最后，张雍敬还是坚持：“唯西人地圆如球之说则决不敢从。”在专业人士中，接受地圆说都存在如此大的障碍。普通民众的抵触可想而知。

从天圆地方到地圆如球，耗费了我们民族许多年的时间。

利玛窦不但刊印世界地图，还撰写了《乾坤体义》，介绍欧洲的宇宙观。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利玛窦的事业，艾儒略撰《职方外记》，南怀仁撰《坤舆图说》，介绍世界各大洲各大国的情形。成效如何?我们只要看看一百多年后《四库全书》纪晓岚为此写的提要，竟然还是半信半疑，说是“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更有意思的，他甚至怀疑传教士涉嫌抄袭中国古籍：“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他代表的是中国官方知识界的意见。

“中国”的意思，就是位于世界之中央。大地既然是球体，就失去了中央，或者处处可称中央。现代地理观念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1761年，乾隆皇帝下令编修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著作《清朝文献通考》，在利玛窦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仪和世界地图177年之后，这本书还是天圆地方：“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晚清的李圭原来怀疑地圆说，1876年，他出使美国，亲身环球而游，才相信了，写了本《环游地球新录》。说到那个时代地圆如球的观念，他说：“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此时，利玛窦来华将近三百年。P8-13

2006年，我在美国盘桓数月，在一所大学里，专心写自己的书。那几个月里，中国逐渐变成了报纸上的各种小道消息，中国散文，也面目模糊起来。在美国，没有人关心中国散文的事，大学里，没有学者研究中国散文，书店里很少有中国散文译本，甚至找不到“散文”这一分类。即使对于专家，当我说出一个中国散文家的名字，他们都会一脸茫然。

即使在中国，散文也略近于不存在。除了在一些时尚类报刊上充当消遣的角色，作为文学种类的散文几近失业。发表它们的报刊少之又少，与这火红的年代相比，它显得无足轻重，或者说，它根本就不重要。用韩少功《回到从前》中的话说：“这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人们眼里的中国文化正在变成以帝王剧、偶像剧、婆婆妈妈剧为代表的一堆泡沫，全心全意为成功人士服务的文化艺术正在蓬勃发展，华丽、单调、疲倦、虚无。

连我自己也变得懒惰，交稿在即，我迟迟不肯动手。我变得日益脆弱，很难承受失望。如同写作一样，我对本书的编辑工作几乎是在无奈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我知道自己无法摆脱它，如同写作，已扎根在我生命中。这至少使我(们)的生命保有了最低限度的警醒，为此，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于是，在遥远的另一岸，我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中国散文。我的视线开始穿越那些巨大的物体，比如海洋，或者大地，落实在每一张具体的脸上。我看清了他们的表情，它们关系着另一个中国，一个附着在纸页上的，更加具体的中国。

我的阅读是从张承志《旱海里的鱼》开始的。在这篇散文里，张承志提供了当代中国的经典图像——“旱海里的鱼”。我惊讶于这五个字的庞大隐喻。它至少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包含了空间对人的挤压、囚禁、消耗以及人们以时间为单位进行的抗衡——将全部的意志与耐力，投入到活下去的努力中。“敞开的正房门框，盛着一方银装素裹的山峁，如一幅引入凝视的画图。”这句中国式的描述，令人同时感觉到偏远乡村的冷酷绝望和激情唯美。对于“旱海里的鱼”而言，生存，是它(他)们全部哲学的核心，也关乎它(他)们的全部尊严。所以他写：“据说吃树叶吃得肚皮透明，隔着皮能看见暗绿的肠子。”又写：“我一直想问，在新疆，为什么不试试我托付的人?不知道地址么?还是怎么?”

“我没找，”他低头瞟着碗，“咱们和要饭的一样，谁看着也不喜欢。”

我拨弄着热腾腾的碗，一时间哑然无语。总之都过去了，没有必要渲染。想着吃了一大口。滚热的粉汤，烫过了我的胸口。

2006年的中国散文，在摆脱了所有花里胡哨的假动作之后，变得日益成熟和稳健。中国散文已经学会用自己的方式观看、思考和表达我们的生存处境与态度。只有在散文中，才能出现这样的句子：“更多的工人在失业，更多的农民在失地，更多的垃圾村和卖血村在高楼的影子里繁殖，这也是成功人士圈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从来不会中断圈子里的戏谑，甚至不能在宴会上造成哪怕一秒钟的面色沉重。但沉重又怎么样?脸色沉重以后就不再炒卖楼宅、不再收罗古玩、不再出国度假、不再对利益关系网络中所有重要人物小心逢迎了吗?不，生活还是这样，历史还是这样。及时的道德表情有利于心理护肤，但不会给世界增加或减少一点什么。”(韩少功：《回到从前》)韩少功的身手一如既往地敏捷犀利，直指现实的不堪。只是少了几分激愤，多了沉稳的思量与应对。

在2006年的中国散文中，我们目睹了杜丽的跌跤、格致的晕眩、于坚那个持续了几十年的马拉松会议，以及盛慧在夏季漫长的南方街巷中等待那个并不存在的戈多。意料之外与意料之内的生活，不该发生和应该发生的动作，在散文的声援下一一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使我们与世界保持着真实意义上的，而不是虚假的联系。它具有超出所有娱乐性文学的特殊功能，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品种的散文，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散文为我们的身体和头脑保持了机敏的本性，使它在面对世界时能够做出准确的应对。它从不纵容我们，使我们变得日益慵懒、迟钝和沉沦。散文不具有实用性，同时，它又是实用的，这一点对于空洞的现实与我们空洞的自身至关重要。散文是一门精密复杂的实用科学，它使我们在身经百战千疮百孔之后，仍然顽强地寻视着解救自己的路径，并承受着所有的碎裂与寂灭。

2006年的散文已经深深地楔入中国的民间生活中。像一架显微镜，向我们展示了诸多平常视而不见的事物。在摆脱大词的蛊惑之后，散文已经成为一架精密仪器，在经过语言探索和高度风格化之后，无论是散文文种，还是散文家的个人气质，已经能够被明确识别。更重要的是，中国散文几乎是在整个世界的忽视中，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外部的冷落对这一进展过程毫无影响，这体现了它的自信、理性与耐心，我相信人们从一个遥远的距离之外，靠近，乃至深入散文内部的时候，他一定会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散文为我们的目光画出了路线。以熊育群为例：“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我所见不到的阳光。他们有最自然的不被扭曲不被伤害的感情，他们依人的本能与本性生活，不依赖于理智，一切都在直觉的范围内行动，这样的生存至少在精神上是接近幸福真义的。柏格森说理智是人类的一大不幸。都市人的压抑、迷惘，是不是与他们活得太理智有关呢?工于心计与坦荡自然，真正快乐的永远是后者。怒江人的生活似乎从另一面证明着柏格森这一理论的深义。”《怒江的方式》实际上也是熊育群的方式。

2007年1月22日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