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声著的《杜甫诗传》是为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字子美）写的一本传记。传记以杜甫诗文为纲，通过诗文意蕴的深入浅出的解读，再现诗人艰难曲折而瑰丽多彩的诗意人生，展示其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和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引导我们登堂入室结识被闻一多先生称为“中国有史以来大诗人”的杜甫其人。传记资料翔实，表述清晰，行文诗传结合，引人入胜，可读性强，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金涛声，1937年生，浙江义乌人。原名金竹槐，工作后改名金涛，字涛声，以字为常用笔名。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2年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北京中华书局编辑，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传播系主任、《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等职。曾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理事、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0年晋升为教授，2002年评为宁波大学十佳教授；出版著述十余种（含合著），获得省市优秀教学、科研成果奖数项，1997年被宁波市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号。李白研究方面有《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两册（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

一、生逢开元盛世
二、少小多病好学
三、漫游吴越齐赵
四、首阳山下怀祖
五、与高李辈偕游
六、求仕旅食京华
七、始忧家国民生
八、安史乱起流亡
九、身陷囹圄哀歌
十、拾遗履职廷诤
十一、北归鄜州羌村
十二、贬谪华州前后
十三、往返洛阳纪行
十四、弃官西行陇蜀
十五、憩迹成都草堂
十六、流落梓阆天地
十七、入幕府授郎职
十八、归朝病滞云安
十九、夔府情系故国
二十、孤舟漂泊荆湘
二十一、仁爱铸就诗魂
二十二、诗史写照时代
二十三、诗圣集成启后
参考书目
后记

杜甫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
金涛声著的《杜甫诗传》是为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字子美）写的一本传记。

有一次我在一位按摩师那里理疗，相互攀谈多了，他
对我的治学情况也就有了一些了解，就对我说：“你做了
一辈子学问，写的书只给少数人看，能不能写一些大家都
可以看的书?”他的话给了我一个启发。我就想，如今年纪
大了，做艰苦深入的研究精力有些不济，倒可以做一些国
学的普及工作，写一点雅俗共赏的读物。于是我在完成《
李白资料汇编》之后，打算写一本李白传记时，就把目标
定位在写一本雅俗共赏的传记。《李太白诗传》出版之后
，果然有不少读者，巴蜀书社还一再重印，据说还发送到
农家书屋，这就为我抓紧写这本《杜甫诗传》增添了动力
。
为何采用诗传的体式?我在《李太白诗传》后记中曾经
说过：“写诗人传记，我认为应该着重反映诗人的心路历
程，而通过作品解读来展示诗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世界，
比较容易接近当年的真实状况，也比较容易深入展开诗人
的内心活动，活现人物的个性风貌，从而可以避免人物传
记概念化、空泛化的弊病。”文人雅士出身的诗人，极少
有惊心动魄的业绩，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血肉、他们的业
绩，都在他们的作品之中。通过对作品准确的解读，最能
反映他们的真实面目。
撰写杜甫诗传，为什么要突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
因为这是我读杜甫诗集最为突出的感受。我很同意张忠纲
教授的看法：“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杜甫忠君，但并非
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对三代皇帝都有所讽谕和
批评。杜甫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忧国忧民
的忧患意识，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创
作中。而他最可宝贵的，就是身处逆境，却情系国家，心
想人民，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没有停
止过跳动。”(《杜甫集》前言)这是杜甫之所以异常伟大
、杜诗之所以感人至深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大力弘扬杜
甫自觉地为国担当、为民分忧的忧国忧民精神，在当今依
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来出版的杜甫传记已经不少，其中并不缺乏鸿构佳
作，为何要再写一本?那是因为有一个问题牵涉到对杜甫后
期思想行为的理解，我以为需要重新解读，以恢复历史的
本来面目。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发现的，而是复旦大学陈尚
君教授首先发现并做了充分论证的。那就是杜甫为何离蜀
的问题。陈尚君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杜甫为郎离
蜀考》《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收入《唐代文学丛
考》一书中)，对杜甫离蜀是为赴任工部员外郎一事做了详
细的论证。对此，傅璇琮先生在该书序文中予以充分肯定
：
本书中《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
新考》两篇，考察杜甫后期的行止、思想及诗歌风格，可
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是建国以来研究杜甫生平创作最值
得玩味之文。过去一般认为杜甫在成都依严武幕，严武奏
请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严武卒，杜
甫无所依靠，即离蜀东下。这几乎已成为定论。尚君同志
经过文献资料对比、分析，认为杜甫于永泰元年离开成都
草堂携家东下，时严武尚未去世；杜甫只是在途中才闻严
武死讯，因此他之离蜀与严武之卒无关。而杜甫在严武幕
时仅为节度参谋，并不带郎职，只是在他离幕后，严武奏
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杜甫是带
着返回长安、效忠朝廷之心离蜀东下的。考出这一点，对
了解杜甫后期在夔州、江陵、湘中的思想与创作风格，十
分重要，即使人换一新的视角。
傅先生概括了陈尚君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贡献，肯定其
拨乱反正、一新耳目的价值。袁行霈先生也认为陈尚君的
文章“证据丰富，论证细密，可以信从”(《盛唐诗坛研究
》，第276页)。事实上，我们翻阅杜甫诗集，有许多作品
可以印证陈尚君之说。杜甫离蜀后病滞途中，有两大心事
一直牵挂于心：一件是关心时局变化，不时忧国忧民；另
一件就是想归朝履职，实现人生理想。他在诗中有数十处
写到自己离蜀是为了归朝履职，并为因病滞留途中不能回
朝而感到焦急，感到遗憾。如：“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
稷。”(《客堂》)“心虽在朝谒，力与愿矛盾。”(《赠郑
十八贲》)“通籍恨多病，为郎添薄游。”(《夜雨》)“为
郎从白首，卧病数秋天。”(《历历》)“扁舟空老去，无
补圣明朝。”(《野望》)等等。在著名的联章组诗《秋兴
八首》中，甚至反复念及此事：“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
粉堞隐悲笳。”(其二)“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
班。”(其五)念念不忘回到尚书省供职，参加朝见天子的
朝班。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杜诗研究学界充分重
视，连后出的一些传记中依然沿用旧说。我写这本杜甫传
记，就是依据陈尚君教授的研究成果，用作品具体演绎杜
甫后期的思想和行止，凸显杜甫始终坚守扶君济世理想的
本来面目。这可以说是这本杜甫诗传的新意所在。
杜甫一生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
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他终生服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
所的则为儒家思想”(莫砺锋《杜甫评传》，

《杜甫诗传》：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杜甫诞生于河南道河南府巩县东二里的瑶湾（今河南巩义市南瑶湾村）。
就在杜甫诞生这年八月，睿宗李旦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玄宗通过诛杀太平公主的斗争得以巩固帝位。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任用姚崇为宰相，开始了励精图治的历程。在姚崇和继任宰相宋璟、张九龄等人大力辅佐之下，玄宗锐意进取，实施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改革，终于在唐帝国百年发展的基础上，开创了开元（713-741）盛世。杜甫就是在开元盛世的背景之下长大成人的。
开元盛世是一个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时代。杜甫在晚年写的《忆昔二首》-诗中描写了开元盛世的景况：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
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
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
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开元全盛时期，经济发展达到极盛，人口剧增。武则天时期，全国只有3700多万人，到天宝元年（742），人口达到4890万，天宝末更是达5288万。杜甫记得小城犹有万户人家，是不错的。当时全国各地粮食富足，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人人安居乐业，相互和谐相处。据《新唐书》卷五-《食货志》记载：开元、天宝年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俱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作为开元天宝盛世目击者的元结写道：“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全唐文》卷三〇八《问进士第三》）可见当时社会的富足、繁荣、安乐的状况。
开元盛世为杜甫读书、漫游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也为他身心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唐代是一个可以有梦的时代，即使寒门弟子也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进入仕途，以至布衣可成卿相。开元时期，继承前朝优良传统，广开才路，选拔人才。张九龄就是广东韶州的一个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官至宰相高位。开明的政治环境和人才政策，对广大庶族士子的功名意识和进取精神有着很大的召唤力。朝气蓬勃、清明开放的社会环境，孕育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激发了他积极进取的精神。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颇为自负，立志要做高官，辅君济世，将皇帝辅佐成像尧舜一样的圣君，使社会风俗重现上古淳朴的风气。他还说过：“许身一何愚，窃比稷和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是尧时的贤臣，契是舜时的贤臣。可见辅弼王化，报效国家，安社稷，济苍生，是他矢志不移的追求。 唐代的思想学术较为开放，儒、道、佛三家并行，可以自由传播。唐玄宗即位之后，就着手整顿儒学，亲自注释《孝经》，又制定了《大唐开元礼》，儒学的教育系统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所发展。后来唐玄宗笃信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有名的道士常常可以得到召见和厚待，因而社会上崇道之风鼎盛。然而传统的儒学经典和儒家的处世哲学、伦理纲常，依然是学子教育的基本内容，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佛教引入中国后经历数百年的传播，形成了一些中国本土化的教派，又经过武则天时期的大力推进，大肆造佛建寺，把主张人人都能修行成佛的禅宗，选拔为国教并加以推广，佛教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且得以长期延续。开元时期，儒、道、佛三教有传播的自由，人们也完全有信奉和出入的自由。这种三教并行，思想学术自由开放的状况，有利于学林士子扩大眼界，开拓思路，促进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杜甫从小在这种宽松的思想学术氛围中成长。他一生也曾出入于儒、道、佛三家，年轻时曾漫游各地求仙学道，中年以后确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积极人世的人生观，不得志时也会有出世与人世的思想矛盾，甚至乐于与佛教徒亲密交往。纵观其一生，儒学始终是安身立命的基石，他一直以儒士自居，尽管他有时也说过“儒冠多误身”，有时甚至嘲讽自己是“腐儒”，但并没有改变他儒士的夙志。他孜孜不倦地身体力行将儒学付诸行动，在诗歌创作中把儒学的仁爱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精彩动人，不愧为唐代儒学复兴的一名先驱者。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