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6多篇中短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本书是莫泊桑对长篇小说的初次尝试。小说讲述的是女性生活。雅娜12岁进入修道院接受教育，17岁离开修道院，是个纯情天真、富有幻想的女孩，她开始憧憬美好的人生和奇妙的爱情，开始可望梦中的白马王子来叩响她心灵的大门……

莫泊桑带着一颗痛苦的灵魂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人们甚至感到奇怪，他那有病的大脑，何以能写出那么清晰的文字，何以对现实有那么清醒的认识。可见莫泊桑并不属于生活中的弱者，他明知等待自己的是何等可悲的命运，却不曾向命运屈服。他始终努力保持健全的理智，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生命，终于在极短促的时间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他的这部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历程，展示了人间的悲喜，世俗风情，思考了人生、爱情、小说的内容，构思、表现手法都具有审美价值。

约娜收拾好行装以后，走到窗子跟前，但雨还是下个不停。

一整夜，暴雨哗啦哗啦地打在玻璃窗和屋顶上。低沉的、蓄着雨的天空仿佛裂了缝，把水倾泻到大地上，使泥土变成稠浆，糖一般地溶化了。吹过一阵阵闷热的暴风。行人绝迹的街道上，阴沟像泛滥了的小溪，发出潺潺的水流声。街道两旁的房屋海绵似的吸收着水分，湿气渗入内部，从底层到顶楼，墙上全是那么湿漉漉的。

从清早起，约娜观望天色，该有百来次了。她是昨天刚从修道院回家的，以后可以长此自由下去了。她准备要享受一番向往已久的人生的百般幸福，现在她所担心的是，天气要不放晴，她父亲肯不肯动身。

约娜发现自己忘了把日历放在手提包里。她从墙上把一个小小的月份牌摘了下来，月份牌上花边中间有用金字印成的一八一九年这个年份的日期。她拿起铅笔，划掉前面的四栏和每一个圣名，一直划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她离开修道院的这一天。

“小约娜！”有人在房门口叫她的名字。

约娜回答说：“爸爸，进来吧！”她父亲就走进她的房间来了。

这就是勒培奇·德沃男爵，名字叫西蒙·雅克。男爵属于上一世纪的贵族，心地善良，但有些古怪脾气。他非常崇拜卢梭，热爱大自然、原野、树林和动物。

身为贵族，男爵对一七九三年所发生的事件本能地怀有反感；但他那哲人的气质和所受的非正统的教育，使他痛恨暴政，当然这种痛恨也就只限于无关痛痒地发发牢骚而已。

秉性善良是男爵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弱点。这种善良，不论为爱怜，为施舍，为拥抱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种造物主式的善良，佛光普照，来者不拒，仿佛出于意志的迟钝和魄力不足，几乎像是一种毛病。

男爵是一个理论家，因此他为女儿的教育想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希望使她成为一个幸福、善良、正直而温柔多情的女性。

约娜在家里一直住到十二岁。然后，尽管做娘的哭哭啼啼，父亲还是把她送进圣心修道院去寄宿了。

他让她在那里过严格的幽禁生活，和外界隔绝起来，不使她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他希望在她十七岁上把她接回来时仍然是童贞无邪，然后由他自己诗意地来灌输给她人世的常情，在田园生活中，在丰饶和肥沃的大地上来启发她的性灵，利用通过观察动物的相亲相爱和依恋不舍来向她揭示生命和谐的法则。

如今她从修道院回来了，喜气洋洋，精力充沛，急想尝一尝人生的幸福和欢乐，以及种种甜蜜的奇遇，这一切都是她在修道院闲愁无聊的白日里，在漫漫的长夜里，在孤独的幻想中一再在心头出现过的。

她长得教人想起韦洛内兹的一幅肖像画：闪闪发亮的鲜栗色的头发，仿佛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光彩，这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所特有的一种白净而红润的皮肤，在阳光的抚弄下，隐约可以分辨出在皮肤上还蒙着一层细绒般的汗毛。眼睛是暗蓝色的，就像荷兰小瓷人的眼睛一样。

她在左鼻翅上有一粒小黑痣，右颊上也有一粒，还有几根初看时分辨不出的和皮肤同一颜色的汗毛。她身材修长，胸部丰满，腰身显出柔美的曲线。她说话时清脆的嗓门有时显得太尖，但是她爽朗的笑声可以教她周围的人们都感染快乐。她常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把双手举到鬓角边，像是要掠平她的头发。

看见她父亲进来，她迎过去抱住他，吻着他，叫道：“到底走不走呢？”

他微笑了，摆动着他那留得很长的苍苍白发，一面伸手指着窗外说：

“你说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动身呢？”  然而她撒着娇，甜蜜蜜地央求他：

“啊！爸爸，我求求您，我们走吧！到下午天一定会晴的。”

“但你母亲可绝对不会答应呀！”

“行！我担保她会答应的，我去跟她讲就是啦。”

“好吧，你要能说服你母亲，我这方面就不成问题。”

她连忙奔向男爵夫人的卧室，因为她等候这动身的一天，早等得愈来愈不耐烦了。

自从她进圣心修道院以后，她没有离开过卢昂，因为不到一定年龄，她父亲不放心她享受任何娱乐。只有过两次把她带到巴黎去，每次住了半个月，但巴黎也是一个城市，而她所向往的却是乡村。

现在她就要到白杨山庄去过夏天，这个古老的庄园是他们家的产业，房子造在意埠附近的高岩上。她相信这种在海边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定是其乐无穷的。而且，庄园的这份产业早已决定是留给她的，等她结婚以后她就要在那里长住下去。

可恨这场大雨从昨夜下起，片刻不停，这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

可是才过了三分钟，她就从她母亲的卧室冲出来了，满屋子都听得见她的叫声：“爸爸，爸爸，妈妈答应了；快备车吧！”

雨仍然哗啦哗啦地下个不停。而当那辆四轮马车到门口时，雨反而下得更大了。

约娜正要上车时，男爵夫人才从楼梯上被搀下来，一手是她丈夫扶着，另一手是一个高个儿的使女，这位姑娘结实矫健得像一个小伙子。她是诺曼底省格沃地方的人，年纪至多才十八岁，不过看去少说也像有二十岁了。这一家人拿她当第二个女儿看待，因为她妈妈原先是约娜的奶妈，这样她和约娜就成了同奶姊妹。她的名字叫萝莎丽。

萝莎丽主要的职务是搀扶她的女主人走路，因为近几年来男爵夫人由于害了心脏扩大症，身体变得异常肥胖，她时刻都为这个叫苦。

男爵夫人步行到这所古老的府邸的台阶前，已经气喘得厉害，她望一望院子里满处淌着水，叹气说：“这真是不讲道理。”

男爵始终堆着微笑，答道：“这可是您自己拿的主意，阿黛莱德夫人。”

由于她有阿黛莱德这么一个华贵的名字，她丈夫一叫她时，便总要带上“夫人”这个称呼，表示尊敬，其实却是含有几分讥笑的意味。

男爵夫人又向前走了几步，很吃力地上了车子，把车身的弹簧压得咯吱咯吱地响。男爵坐在她身旁，约娜和萝莎丽坐在对面的板凳上，背向着马。

厨娘吕迪芬抱来几件外套，盖在他们的膝头上，又拿来两个筐子，塞到他们腿底下；然后自己爬上车，坐在西蒙老爹身边的座位上，用一块大毡子裹住了全身。门房夫妇走过来关上车门，向全家鞠躬告别；行李是随后另用两轮车送的，主人为这事又向他俩叮嘱了一番，全家这才起程。

马车夫西蒙老爹在雨下低着头，弓着背，缩在三幅披肩的长外套里，看也看不见了。呼啸的暴风雨吹打着车窗，路面淹没在雨水中。

两匹马拖着那辆四轮马车快步沿着河岸驰去，赶过一排排的大船。船上的桅杆、帆架和网绳像落了叶子的光秃秃的树木一样凄然挺立在湿漉漉的天空里。然后马车转入漫长的里节台山的林荫大道。

不久车子穿过一片一片的牧野；偶尔一株被淹的垂柳，枝叶像尸体那样无力地垂着，从雨水迷茫中显露出它那沉重的神态。马蹄在路上嗒嗒地响着，四个车轮溅起成团的泥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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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叶，法国的一位作家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不幸的是，他的创作生涯也如流星般一闪而过。但这道闪光是如此耀眼，不仅使法国人惊叹不置，而且为全世界所瞩目。

这位作家，就是被法朗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

莫泊桑在进入文坛之前，是巴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一八八。年，他的短篇小说《羊脂球》在著名的《梅塘夜话》小说集中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小说巧妙的构思，圆熟的技巧和对现实的深刻剖析，受到人们的交日称赞；还有他那清新、优美而又准确、简练的文体，即使最挑剔的文体家也认为无懈可击。法国公众只道发现了一位天才，却不知这位天才已在高人的指导下，刻苦奋斗了十余年；更不会想到，这位天才是在无法逃脱的遗传性精神病的威胁下，以顽强的毅力与自己的命运做斗争。

莫泊桑的母亲，是诗人兼小说家勒普瓦特万(1816—1848)的妹妹，本人也酷爱文学。莫泊桑自幼受母亲熏陶，十三岁开始写诗。在中学阶段，巴拉斯派诗人路易·布耶曾经热情地关怀这个年轻人的成长。从一八七三年起，他在舅舅及母亲的老友福楼拜的悉心指导下，接受了极严格的写作训练。福楼拜培养他对生活的感受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培养他严谨的写作态度和对文体美的执着追求。这位老师对弟子的关心和爱护是十分感人的，每当莫泊桑丧失勇气，老师总是以热情的鼓励和督促使他振奋起来。福楼拜强调“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他要求莫泊桑以长期不懈的努力，去获得自己的独创性。这位勤奋而听话的学生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孜孜不倦，所写习作数以百计，终于写出了使老师拍案叫绝的《羊脂球》。

从《羊脂球》开始，莫泊桑的作品如喷泉般涌射而出，短短的十年之中，他发表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抒情游记，一部诗集，还有若干戏剧和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不幸多年折磨他的疾病恶性发作，一八九一年他不得不告别文坛，一八九三年七月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三岁。

在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能跻身于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大师的行列而不黯然失色，这绝不是一般的才华所能达到的，必定是在某些方面有其独创的才能；何况莫泊桑还是一个同时使读者、批评界和同代作家为之倾倒的人物，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探究其个人特色及魅力之所在。

与前述那些第一流的大作家相比，在气魄的宏伟、画面的广阔和哲理的深度方面，莫泊桑显然要略逊一筹。他不是哲人，也不是历史家，他缺乏巴尔扎克那种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不具备司汤达那种政治敏感，不像他的老师福楼拜那样缜密细腻，也不如左拉的视野宽广。但他自有一种非凡的捕捉生活的本领，善于从一般人视而不见的凡人小事中，发掘带有本质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内容，从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题材。

就一般人的眼光看来，莫泊桑的生活阅历并不十分丰富。他出身于诺曼底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在家乡的田园景色中长大，中学毕业后到巴黎学法律，不久因普法战争爆发应征入伍，未及作战又在大溃退中返回故乡，接着先后在法国海军部和普通教育部当了十年小职员，直至《羊脂球》使他一举成名。这样，诺曼底的农民和乡绅、普法战争以及巴黎小职员单调沉闷的生活，就成为他的主要创作源泉。莫？白桑正是利用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素材，给读者提供了一组组丰满生动的社会风俗画，出色地勾画了社会中为数众多的小人物的群像。

写小人物，不能说是莫泊桑的创举，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过不少小人物，但小人物一般不能成为他们作品的主人公：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都是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是各行各业的拿破仑，要么是尚未得志或惨遭失败的才智之士，至少是具备某种非凡气质的个性；司汤达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具有过人的才华、坚强的意志和性格，从外表到内心都出类拔萃；雨果的主人公几乎超凡入圣，全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莫泊桑的作品却大都以芸芸众生为主人公——农民、铁匠、船工、修椅垫的女人、穷公务员、流浪汉、乞丐、妓女、俗不可耐的小资产者……都是他着意观察和描绘的对象。

若在巴尔扎克笔下，即使平庸的人也写得不同凡响：赛查·皮罗多是个普通的买卖人，“相当愚蠢、相当庸俗，他的厄运也很寻常”，于是巴尔扎克把他搁置了六年之久，直到赋予这个买卖人某种高贵的品格，并且使他的死达到悲剧的高度。但是莫泊桑认为：“如果昨日的小说家是选择和描述生活的巨变、灵魂和感情的激烈状态，今天的小说家则是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所以他听任他的人物目光浅短、举止平庸，从里到外一无出众之处，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完成了某件英雄壮举，那也多半出自他们淳朴的天性，甚至是相当原始的本能，而不是由于具备何等样的英雄气质。然而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却成为莫泊桑创作的特殊领域，使他的作品别有新意。没有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界，十九世纪的社会风俗画卷就不够完整，尤其是不能充分反映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特征。

应当承认，使莫泊桑在十九世纪文坛上发出异彩的首先是他的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法国本不十分受人重视(尽管许多名家都不乏优秀的短篇杰作)，直到莫泊桑，短篇小说才充分施展其魅力，显示出巨大的容量，承担起描绘社会风貌的重任。如果说巴尔扎克的作品好比巨幅壁画，莫泊桑的作品却类似一帧帧小巧的素描，表面看去彼此毫无联系，却的确是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写真。

以凡人小事为题材，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形式，应该说是莫泊桑在文学题材和体裁上的突破，也是他个人独创性的主要表现。但是，如果没有他在语言上的突出成就，莫泊桑也不可能引起如此广泛的赞叹和重视。

莫泊桑曾将法兰西语言比作“一泓清水”，他的语言也确实像“一泓清水”一样，清新流畅、朴素自然，优美而不流于柔弱，精确洗炼而不乏幽默机智，在语言艺术上可说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一点正是使他的同代和后代作家最为折服的。本身也以文体的优美著称的阿那托尔·法朗士，对莫？白桑的语言艺术给予了极高评价，左拉不能不感到望尘莫及，马拉美、纪德等都把莫泊桑的语言视为法语的典范，法国的教科书纷纷选莫泊桑的作品作范文。

在创作方法上，莫泊桑直接师承福楼拜，和福楼拜同属十九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虽然福楼拜拒不接受现实主义者的称号，莫泊桑也曾宣称自己不属任何流派，但从他们的艺术理论到艺术实践，都说明他们与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变化发展。

莫泊桑从事写作的年代，适逢自然主义在法国风行一时，使他的创作多少受到这一流派的影响。如对所谓人的“动物本能”，莫泊桑就有与自然主义相类似的看法和描写。但他始终坚持福楼拜的美学体系，不赞同自然主义的理论主张，尽管他十分敬重左拉的才能和为人，也不否认自然主义集团的作家创作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莫泊桑的文艺观，在他为《皮埃尔和让》所写的题为《小说》的序文和有关福楼拜、左拉的论文中，有着明确而系统的阐释。莫泊桑反对批评家的门户之见，不同意给小说定下某些不可更改的创作法则，主张给予作家“根据自己的艺术见解来想象、观察和写作”的“绝对权利”。在莫泊桑看来，作家的才能来自独创性，而独创性就是思维、观察、理解和判断的独特方式。因此，他不反对自然主义作家按照他们的艺术见解写作，而他自己却不愿遵循他们的法则行事。首先是在“真实感”的问题上，他不同意自然主义的“绝对真实”论。莫泊桑认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因为把一切都叙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势必要进行选择。艺术家“只能在这充满了偶然的、琐碎的事件的生活里，选取对他的题材有用的、具有特征意义的细节，而把其余的都抛在一边”。莫泊桑也不同意过分贬低构思的作用，因为“写真实就要根据事物的普遍逻辑，给人关于‘真实’的完整印象，而不是把层出不穷的事实死板地记录下来”。

当然，对于一味强调主观意象的浪漫主义，莫泊桑更加不以为然。他承认浪漫主义时代出现了许多不朽的艺术杰作，但讨厌浪漫主义的“浮夸作风”和“逻辑的混乱”，不赞成像他们那样“在实际生活之外另创造一种比生活本身更美的生活”，并批评浪漫主义者“抛弃了法国人的健康思想和蒙田、拉伯雷的传统智慧”。

可见，在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莫泊桑和十九世纪前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观点是十分接近的。和巴尔扎克、司汤达一样，福楼拜和莫泊桑都很重视对现实的观察、分析、提炼和概括，重视对事物内在关系的探究，不仅要求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外貌，而且力求“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未暴露出来的本质，理解其行为的动机”，进而以典型化的手段，以具有高度概括性而又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描绘出来。这种艺术方法，正是巴尔扎克式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莫泊桑的《羊脂球》、《漂亮朋友》……都是这种创作方法极为成功的实践。

不过，福楼拜和莫泊桑的艺术，与以巴尔扎克、司汤达为代表的前期批判现实主义又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前期的作家热情洋溢，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介入现实斗争，而且在作品中以极其鲜明的态度表现出来。福楼拜和莫泊桑却竭力对生活抱旁观态度，以客观冷静的描摹来掩盖作家对现实的分析。在福楼拜和莫泊桑看来，作家只能通过“选择具有特征意义的细节”来刻画事物的实质，而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因此，应当“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复杂的解释和一切关于动机的议论，而限于使人物和事件在我们眼前通过”。莫泊桑认为，“心理分析应该在书里隐藏起来，如同它在生活中实际上是隐藏在事件里一样”。作家只能将心理分析作为“作品的支架”，如同看不见的骨骼是人身体的支架。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却不然，尽管他们同样重视“选择具有特征意义的细节”来突出事物的本质，却不甘心让自己完全退到幕后。他们时时刻刻和他们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和这些人物同呼吸、共命运，随时随地剖析他们的心理，或对他们的遭遇发出慨叹，甚至有时要借用他们的舌头，长篇大论地阐述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司法、行政、宗教、伦理，乃至自然科学等五花八门的见解。

从纯艺术的角度看，福楼拜和莫泊桑所追求的，也许是一种更为微妙精深的艺术境界，需要艺术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劳动。事实上，这两位作家在艺术上的确比巴尔扎克、司汤达更严谨、更细腻，文体也更为简洁优美。但从整体看，前期两位大师的作品却更有感染力，更能震撼人心。这一差距，当然不能归咎于艺术上的力求完善，问题也不在于作者的观点是隐蔽还是公开，而是后期的两位作家根本缺乏前期作家那种有强大吸引力的激情。

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生活在法国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大革命的动荡和拿破仑的丰功伟绩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正是产生英雄梦想和伟大热情的时代，在文学上则是产生浪漫主义的时代。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家，当时一般也都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质，他们满怀理想，热切盼望出现一个容许个人才智充分发展的合乎理性的社会；而且深信自己在当代历史中应当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以全部热情投入现实生活，密切注视历史的进程、时代的交替，猛烈抨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努力探索更加合理的未来。

可是福楼拜和莫泊桑生活在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时期，一切幻想早已破灭，剩下的只是平庸、鄙俗的现实。他们愈是观察，就愈是对这个社会感到恶心和蔑视，以致根本不屑于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福楼拜遁世隐居，莫泊桑超脱一切。于是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批判的旁观者，以一种冷漠的讥刺态度，把人们尚未识透的社会如实描绘出来，不加评论，不加分析，让人们自己去判断。

这些冷漠，与其说是无动于衷，毋宁说是一种丧失理想的悲哀。从莫泊桑的某些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天性并不冷漠。他对统治者充满憎恨，对弱者寄予无限同情，对下层人民身上淳朴善良的品质常常发出由衷的赞叹。可是他对生活缺乏信念，找不到任何理想做支柱。年复一年，他看见生活就这样在虚伪、可耻的氛围中缓缓流动，心中只觉一片空虚和厌倦。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严重，使他愈来愈倾向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福楼拜也是悲观的，他怀疑一切，甚至怀疑自己，但他至少还信仰艺术；莫泊桑到后来甚至对艺术也感到厌倦：“我现在对一切都感到漠然，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极度的厌倦中度过，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涂写我尽可能高价售出的文字，一面为从事这可憎的职业而痛苦。”他痛苦，是因为作家的职业使他习惯于解剖一切，使他身上产生了“第二种视力”，这种视力“既是作家的本领，又是他们的不幸”，“我写作，因为我了解，我痛苦，因为我认识现实太清楚。”

实际上，他那超脱一切的冷漠态度，他那使文学孤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企图，不知不觉已缩小了他的视野，使他不能广泛和全面地研究和认识社会，使他不可能看见代表人类前途和希望的因素。因此，他虽然对现实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却不比他的读者更有远见。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把现存秩序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把一切企图改变现状的斗争都看成是愚蠢的、徒劳无益的举动，甚至把某些丑恶的东西看成人类固有的本质，从而更深地陷于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哀莫大于心死”，莫泊桑的漠然，恰是极度悲观的表现。正是这种悲观，削弱了他的作品的力量，导致他创作力的逐步衰退，并且直接危害了他的健康。

莫泊桑固然是以短篇小说的建树闻名于世的作家，但并不意味他在长篇小说方面才具平庸。他共计创作长篇小说六部：《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7)、《皮埃尔和让》(1888)、《如死一般强》(1889)和《人心》(1890)。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前两部。他的长篇小说非但具有他的短篇小说那种主题集中、结构严谨、形象鲜明、文笔清新流畅等优点，且因容量上的便利，人物塑造更为丰满，主题的发挥也更加深入。

《一生》(1883)是莫泊桑对长篇形式的第一次尝试。这部小说试图通过一个善良女子平凡而辛酸的身世，来剖析和探索人生。

小说的主人公约娜，是诺曼底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少女，在修道院寄宿学校受教育后，便怀着一般女孩儿都有的对幸福的甜蜜憧憬，回到父母身边，准备走向生活。

这是一个平凡的女性，既没有远大抱负，也没有强烈的个性，更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她只是个极普通的好姑娘，心地单纯、温柔善良，而且很有教养，既不庸俗，也不虚荣；从父亲那儿接受的一点温和的启蒙思想，使她对人对事明达宽厚；从母亲那儿感染到的一点浪漫气质，并没有过分到使她像福楼拜的爱玛那样想入非非。她正是莫泊桑心目中最正常、最普通的女性典型：没有狂暴的激情，没有过分的欲望，她的全部追求不过是做一个幸福的妻子，一个幸福的母亲。

整个故事沿着约娜的经历平铺直叙，没有任何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情节，全部内容都是日常的、“处于常态的感情的发展”，似乎是生活本身在我们面前移动，丝毫看不出作者剪裁的痕迹。约娜怀着对生活的天真梦想，和父母一道回到诺曼底的庄园，结识了当地的贵族青年于连·德·拉马尔。这位年轻的子爵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虽然已经没有财产，仍可算是门当户对。于是他们相爱、结婚，一切都进展得像约娜所梦想的那样甜蜜。然而幸福也就到此为止了。蜜月旅行中，拉马尔自私贪婪的本性已经有所暴露，旅行归来，爱情也随着蜜月一起消逝得无影无踪。丈夫一心算计钱财，对妻子愈来愈粗暴冷淡。不久，约娜发现丈夫欺骗自己，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重病一场后，她将全部感情寄托在孩子身上，但孩子成人以后却离开母亲和一个暗娼姘居，把他母亲和外公的财产挥霍净尽。约娜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卖掉心爱的住宅，和她的老使女一起节俭度日。她受到这一连串打击，已经心力交瘁，虚弱不堪，但仍然想念儿子保尔。最后，保尔的女人死了，他把刚出世的婴儿交给了老母亲。约娜满心喜悦，感到生活又有了生气。  ，

约娜的故事究竟揭示了什么样的“人生”？作者没有作任何解释说明，甚至不曾为约娜发出一声慨叹。但精彩的一笔是通过使女萝莎丽的嘴，指出约娜并不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如果您必须为面包而工作，如果您不能不每天清晨六点就起来去干活，真要那样，您又怎么说呢？天下有的是这样的人，后来老得干不了活的时候，还不是穷死。”

事实的确是这样，约娜在她那美丽如画的家乡，看到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渔人)为饥饿所迫，夜夜都要去冒生命的危险，然而他们还是那么贫困，嘴里从来吃不上肉。”比起他们，约娜毕竟不必为衣食奔忙，毕竟还有短暂的幸福的回忆，毕竟还有一个新的生命让她寄托感情。所以萝莎丽在全书结尾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这句点题的话，是否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感受呢？

莫泊桑似乎想借约娜的一生，说明人们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所期待的幸福，然而又不能完全无所期望。当约娜是少女的时候，她期待着爱情的幸福，因而生活对她充满了吸引力；而一旦这期待变成现实，就“把无限的希望之门关上了，把不可知的美丽的向往之门关上了”，剩下的只是平庸单调、死气沉沉的日常生活和冷冰冰的夫妻关系。爱情似乎是美丽的，可惜像是一件美丽的礼服，结了婚，这礼服就脱掉了。于连在婚前是何等温柔体贴，一旦结了婚，成为约娜的财产的主人，便立刻还原成粗暴吝啬的地主。做母亲，似乎是幸福的，一旦孩子长大成人，却给母亲带来种种烦恼。生活就是如此：幸福总是短暂的，而且往往是人们受自身梦想的欺骗时才感到幸福；痛苦却是无限的，因为现实永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所以，对待生活既不能有太多幻想，也不能完全不抱希望。也许，这就是当时作者想要阐明的“人生”。

约娜的故事，很容易令人想起福楼拜的《淳朴的心》，虽然福楼拜写的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仆，约娜却是一位贵族门第的小姐，但两篇小说的主题、构思、艺术手法都十分近似，甚至对生活的结论也是一致的。两位作者都没有选取惨剧题材，而是以极寻常的两个妇女的凄凉身世表现人生。这两位不同社会地位的妇女，同属淳朴善良、欲望不高的类型，而且同样的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她们所求不多，却从未如愿；她们温柔的天性需要感情有所寄托，而她们诚挚的感情往往受到伤害。可是她们所遇到的事情又极为寻常，几乎在每个屋顶下面都可以发现类似的故事，——她们的确不比其他人更不幸。惟其如此，这“人生”的凄凉才表现得更普遍、更典型。也正因为作者仿佛不曾“哀其不幸”，反而竭力让她们从不幸中寻出几点聊以自慰的事情，这“人生”才显得更加辛酸、更加惨淡。

对待于连·德·拉马尔这个形象，莫泊桑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作者既刻画出他的自私贪婪、道德败坏，却又不把他作为恶人加以谴责，反而描写社会对他如何谅解，神甫如何为他辩护，约娜的父母如何因忆起自己年轻时的荒唐而缄默不语，甚至约娜自己也渐渐习惯了丈夫的欺骗。当于连和他的情妇一道惨死在山崖下后，约娜居然只忆起他给她的短暂欢乐，忘却了他给她造成的痛苦……。的确，正如神甫所说，德·拉马尔子爵的种种行为也不过和大家差不多。一个乡村贵族，占有了家中的使女，让她怀了孕，然后把她赶走或嫁出，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都会发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作家对恶行的这种“轻描淡写”，有时不是比义正词严的谴责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人们对现实的丑恶更感到触目惊心么？

显然，莫泊桑在《一生》中的许多细节处理，都吸取了福楼拜的“平淡中求深刻”的特点，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白描技巧上的长处，使这部小说真正达到了他所追求的“以单纯的真实来感动人心”①的艺术效果。加之作者善于运用富有乡土味的优美散文，展示他最熟悉的诺曼底傍海村庄的迷人景色和人情风俗，更增添了小说的魅力。

只是，这部小说虽然揭露了人世的腐朽堕落，却不曾挖掘产生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而是过分地强调了“人性”的缺陷，仿佛这就是造成一切不幸的根本原因。这样一来，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展开的主题，便突然拐进了一条狭窄的死胡同，本来具有相当深度的社会题材，竞演变成人类对自身“弱点”的无可奈何的叹息；于是对一切只好容忍，恶行本身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可恨，整部作品也就显得绵软无力了。

总之，《一生》是莫泊桑在长篇小说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大大巩固和提高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但这部作品显然不是他的顶峰之作，真正代表他的思想、艺术最高水平的，是一八八五年出版的《漂亮朋友》。

《漂亮朋友》基本上沿用《一生》的艺术手法，但比《一生》具有广阔得多的社会内容和深刻得多的现实意义。这是一部有直接针对性的、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小说通过一个无耻之徒的飞黄腾达，揭露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政界人物的丑恶嘴脸，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法国的金融寡头政治和殖民主义战争政策。

《漂亮朋友》是莫泊桑的作品中现实性、批判性最强，艺术手法也最丰富多采的一部小说。可以说，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这部作品都是他的一次自我超越，自我突破。但是和十九世纪前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相比，《漂亮朋友》仍然缺乏某种激励人的东西。同样，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同样是描写恶人的胜利，巴尔扎克和司汤达能激起愤慨；莫泊桑却只能使人感到苦闷、压抑。这可能是前者着意描写了天才的受摧残，正直人的被迫害，使小说具有悲壮的意味；而莫泊桑则完全是描写恶的发展和恶人的所向无敌。在任何时候，前者的作品中总不乏追求正义者，自强不息者，即使这些人未能指出社会的正确出路，至少让读者感到有一股不与恶浊环境同流合污的对抗力量；莫泊桑却对人类缺乏信心。他所看到的人要么是坏蛋，要么是弱者，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站得起来的正面人物。如果说他前期的某些作品中还反映了下层人民身上某些闪光的东西，愈到后来，这种闪光就愈罕见。莫泊桑只看见眼前一片黑暗，他自己也被这黑暗所征服、所压倒。他陷入悲观主义不能自拔，最终导致自己精神崩溃。

一八八五年以后，莫泊桑的创作事实上已开始走下坡路。主题日趋狭窄，思想渐呈病态，不过一八八七年的《温泉》仍不失为一部杰作。这部小说刻画了资产阶级的惟利是图和贵族子弟的放荡不羁，有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和较丰满的人物形象。一八八八年以后他基本上没能写出什么好作品，一八九一年终因神智失常完全搁笔。

莫泊桑带着一颗痛苦的灵魂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人们甚至感到奇怪，他那有病的大脑，何以能写出那么清晰的文字，何以对现实有那么清醒的认识。可见莫泊桑并不属于生活中的弱者，他明知等待自己的是何等可悲的命运，却不曾向命运屈服。他始终努力保持健全的理智，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生命，终于在极短促的时间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虽说这笔遗产中并非全部都是杰作，但确有相当大一部分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他的整个建树即使说不上壮丽辉煌，却自有独特的意趣和价值。

艾 珉

二00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