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们在玛纳斯怀上我们之后，把我们带到塔尔巴哈台山，我们还是一团粉嘟嘟的嫩肉时，就经历了一次长途旅行。那是一次极其壮观的旅行。我们是在一个寒冷的春天来到塔尔巴哈台的。塔尔巴哈台确实像一只旱獭，战战兢兢地缩在国境线上。庄稼地和房子紧贴着国境线。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房子的具体位置，墙根就砌在国界上，打开窗户，全是异国他乡，母亲总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从玛纳斯迁来的。玛纳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像天堂一样，我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把玛纳斯看得那么神圣，明白这个道理需要很长的时间。
先说那个寒冷的春天吧，就在我们出生的那年，边境线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人们一下子发疯了，抛弃家园拥向国境那边。据说有五千个克格勃潜伏到我们这边，策划鼓动，边境那边的喇叭声嘶力竭，用的全是中国话，真让人不可思议俄国人说中国话说得这么好这么地道，人们以为耳朵长错了。沿边境线一字摆开美味佳肴，面包牛奶方糖，崭新的公共汽车，早已发到大家手里的侨民证，五十万张侨民证，带上这个本本，一夜之间就能进入天堂。人们就这样经不住诱惑，带上值钱的东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到异国他乡去寻找美好的生活。村子和牧场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娃娃。老人们自己不走，还要去劝那些疯狂的年轻人，年轻人有的是力气，他们毫不客气地掰开老人的手指，跟撇一捆柴一样把老人撇到路边的阴沟里，撇在村子里。那些顽固不化的老人总是坚持不懈，从阴沟里爬起来，仰躺在大路上用身体顶住大车轮子：要走就从我的身上轧过去吧。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法子，他们就把老人的手脚捆起来，往沙地里一丢。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把老人装在车上：“老爷爷跟我们一起走吧。”就这样到了国界，老人自己着急啦，挣扎着从车上滚下来，年轻人哈哈大笑，国界那边邻国的边防军也哈哈大笑，笑得更响亮更开心。年轻人把名字都改了，全都斯拉夫化。后来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大家不但要带上自己家里的东西，还要带上公家的东西，银行、百货公司、仓库成为冲击的目标，小镇被一扫而光，县城，甚至专署所在地也危在旦夕。这就是1962年春天发生的事情。整个国境线空荡荡，出于对伟大邻国的无比尊敬和信赖，好多年都是有边无防，千里国界无一兵一卒，纵深两千里也没有军队。领导急得团团转，乌鲁木齐离边境地区太遥远了，告急求救的电话电报源源不断。打开地图，秘书们找来各种资料，在准噶尔盆地中部有一块新开辟的农场，那儿恰好有一位野战军出身的团长，没有具体的职务闲置着，据说犯了错误停职检查。
“他犯什么错误啊？”领导最关心这个。
秘书的声音降了八度：“抛弃了老家的妻子，另搞了一个女学生。”“热爱女人的男人是不会背叛祖国的。”领导如同神灵附体，说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直接跟那位团长通话，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领导一字一顿地向那个遥远而偏僻的农场发布命令：“我命令你迅速组建一支小分队，奔赴塔尔巴哈台，封锁巴依木扎山口和库则温山口。”
那个停职检查的团长就这样成为边境地区说一不二的真正的团长，接电话的时候两个端枪的卫兵押着他，放下电话时，卫兵乖乖听他指挥。整个垦区骚动起来，脚步声、马的嘶叫声，垂挂在白杨树上的铁铧当钟用。人们哇哇叫着去马号里牵大马，去武器库里领枪支弹药，人们潮水般往团长跟前挤，团长走过来时又闪出一条小甬道。团长那双眼睛嗖嗖嗖在人群里飞蹿，挑中的都是精壮汉子，都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黑楂楂的胡须刚刚盖住他们的嘴唇，就像地里长出的头茬苜蓿，谁都能闻到那股子香味。团长对他挑选的兵将很满意：“不错，这小子不错，你，就是你，牵马去，操家伙去。”几千号人只挑出二十个小伙子，他们牵着大马挎着长枪，腰里挂着刀子，蒙古刀库车腰刀什么刀都有，光是手里的鞭子就让人眼馋得不得了，啪啪响几下，马就开始尥蹶子，在地上团团转，随时都会变成一股风暴拔地而起。那些老兵开始嚷嚷了，这是一支从朝鲜战场撤下来的部队，战马和枪总是让他们热血沸腾。团长才不理他们呢，团长咳嗽一下说：“你们都老啦，咋好意思拿枪呢，枪是年轻人的事情。”
“你呢？你跟我们一个样，胡子比尿长。”
团长才不理他们呢，团长给政委叮咛几旬，带上二十个小伙子，一声上马出发，高大的白杨树夹着的大道上就冲起一股烟尘。人们伸长脖子遥望远方，羡慕、嫉妒很快变成一团一团怒火，他们现在可以放开胆子骂这个狗日的团长了，很快就骂到问题的关键：“狗日的弄了一个丫头，尿长啦，长得跟胳膊一样。”
P7-9
两种目光 寻求故乡(代序)
最初对世界文学的概念并不是来自歌德，也不是大学教材，而是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当时正读大二。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更热更猛的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疯狂地写诗、疯狂地吞食现代派，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一集抢购一集，中科院编的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研究资料汇编也是大量抢购。很偶然地在图书馆碰到郑振铎先生这本《文学大纲》，相当于一本世界文学史，让我在欧美文学的狂热中冷静下来，特别吸引我的是有关波斯文学的介绍，大概有二十多位古波斯诗人，我知道了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鲁米、尼扎米。太喜欢萨迪与哈菲兹，就把他们的代表作抄下来。这两个诗人都出生在伊朗设拉子古城，这是我最向往的地方。萨迪说：“一个诗人应当前三十年漫游天下，后三十年写诗。”2015年正是我大学毕业三十年，西上天山十年，居宝鸡十年，迁居西安十年，三十年间沿天山一祁连山一秦岭丝绸之路奔波，跟游牧民族转场似的“逐水草而居”。刚读到台湾蒙古族诗人席慕蓉的一篇文章，席慕蓉认为文化需要碰撞才会有新的火花，背井离乡的遭遇给生命与原乡营造了一段反省与观察。我曾在一篇创作谈《距离产生美》中也谈到这种体验，在新疆写陕西，天山顶上望故乡，回到陕西站在关中又回望西域瀚海。15世纪波斯学者约萨法·巴尔巴罗说：“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
《哈菲兹诗选》的序言中，翻译家邢秉顺先生把哈菲兹与李白相比较，两个古代诗人都是伟大的酒徒，都喜欢写美酒月亮鲜花与女人。李白就出生在中亚塔拉斯河畔碎叶城，我专门写过《天才之境》，执教于伊犁州技工学校时，带学生实习沿阿拉套山西天山奔驰时就想到山那边李白度过金色童年的群山与草原。李白晚年诗歌中最感人的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是对故乡的·反复追寻。李白与杜甫相比，杜甫最拿手的是律诗，平仄对仗毫不含糊，李白的强项则是参差不齐自由不羁的歌行体。童年对一个作家很重要，李白五岁离开中亚之前，西域大漠草原群山已经给他幼小的生命打上底色，只有去过那里的人才会知道，戈壁沙漠与绿洲紧密相连，没有过渡，天堂地狱眨眼之间，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产生中原农耕地区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与生命节奏，李白那种放浪不羁自由奔放的天性只能以歌行体来表达，最终打破诗的形式创造出最早的词，唐宋词选的前几首词都以李白的“平林漠漠烟如织”开头。杜甫幼年在姑姑家，瘟疫突起，姑姑把阳光充足的房子让给杜甫，亲生儿子住在阴面的房子，表哥染病身亡，杜甫活下来，命运注定要让这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长大成人以后再次进入更大的灾难——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能替人类受难受罪的伟大诗人。杜甫也流浪，杜甫是背着大地爬行的耕牛，是移动的土地，而李白是风吹过草地沙漠戈壁，吹过长天大野。在西域听蒙古长调，听牧民们唱《天上的风》，我就想起李白自由洒脱的诗句。李白杜甫，一个把宇宙天地当家园，一个把土地当家园。
我执教的陕西师范大学有许多我敬仰的学者，比如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先生，上中学时就听历史老师反复提及史念海，后来到了新疆，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先生的大作《河山集》，天山脚下读《河山集》，光书名就让我感慨万千。还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这已经不是学术专著，而是极具中国色彩极具美感的艺术珍品。我开始抒写“天山系列”时，全都采用真实的地名与历史地理背景，美丽奴羊17世纪产于西班牙，18世纪引入法国德国，19世纪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把美丽奴羊Merino打造成世界品牌，新疆的科技工作者引进美丽奴羊与哈萨克土羊杂交创造出中国新疆美丽奴羊，1985年培育成功，1986年秋天我西上天山，1997年4月《人民文学》推出我的小说《美丽奴羊》，1998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出版，收入十七个短篇。
2015年9月，我有幸参加中澳文学论坛，在西悉尼大学讲演时开场白就提到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奠基人劳森，很多人都知道怀特，库切，还有《凯利帮真史》的作者彼得·凯里，知道劳森的人不多。我当年受劳森的影响写出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劳森短篇小说集》于1981年秋天购于宝鸡一家旧书店。在西悉尼大学还见到了澳大利亚女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赖特的最新长篇《天鹅书》正在翻译成中文。有意思的是，《天鹅书》与我的最新长篇《少女萨吾尔登》都写了天鹅，天鹅保护一个苦难的民族，保护灾难不断的男人们。据说古代印度香音国的飞天翻越喜马拉雅山昆仑山降临敦煌，逐渐地由沉重的男身变成轻盈灵动翱翔蓝天的女神，到了唐朝，飞天完全中国化达到顶峰。舞从敦煌来，进入长安成就了大唐乐舞，最典型的就是《霓裳羽衣舞》和《胡旋舞》。跳得最好的就是杨贵妃和安禄山，羽衣就是飘带，飞天最动人的就是飘带和手指的动作。20世纪80年代甘肃歌舞团的艺术家们根据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创作了“手指舞”。17世纪从伏尔加河东归天山的卫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把整个民族的遭遇全凝聚在萨吾尔登歌舞中，也主要是手指舞。其中的“少女萨吾尔登”一点也不亚于飞天歌舞，相比之下飞天过于悠游自在，飘飘欲仙，而萨吾尔登更接地气，沟通人与动物植物，人与宇宙天地万物血肉相连，轻盈灵动中有凝重的历史有大漠烟尘。
长篇《生命树》采用的是哈萨克生命树创世纪神话和西北汉族剪纸艺术中的生命树，以对应基督教犹太教《圣经》中的生命树。我的《生命树》发表出版于2010年，美国电影《生命树》拍摄于2011年，2012年在中国放映，西方至今还没有一部以生命树为题的长篇小说。长篇《西去的骑手》中我写到了维吾尔族诗人穆塔里甫，小学五年级时在《革命烈士诗抄》中读到穆塔里甫的诗，写作文，平生第一次受到老师表扬，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伊犁州技工学校的教师，来到穆塔里甫家乡尼勒克草原，尼勒克，蒙古语，婴儿的意思，穆塔里甫发表诗歌时的笔名为卡依那木一乌尔戈西，卡依那木就是波浪的意思，回荡在《西去的骑手》中的主旋律就是波浪。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都采用西域民歌来结构全篇。叶嘉莹教授认为欧美语言分轻重音，而汉语则是四声八调形成的旋律与节奏。丝绸之路、关中长安就有这种优势，西域大乐直接影响了唐乐舞和唐诗的节奏与旋律，盛唐之音是一种国际视野的大综合，就像先秦诸子百家，秦地无一子，但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包括怪力乱神的原始神话和传说。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就是诗歌和散文，诗的顶峰就是唐诗，散文的顶峰就是《史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古文运动学的就是太史公《史记》。《燕子》这首民歌世界各地都有，草原民族更多，在我心目中，哈萨克民歌《燕子》是最好的，哈萨克歌手叶尔波利演唱的《燕子》无人能比。《燕子》理所当然地成为长篇《喀拉布风暴》的主旋律，沿着丝绸之路进入关中进入西安，跟秦腔跟眉户连在一起。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关中，关中既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桥头堡，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伸向西域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更是民族融合的熔炉。长篇《乌尔禾》中，朝鲜战争归来的战斗英雄陕西人刘大壮变成了蒙古神话传说中的“海力布”，向世人展示，人可以接近神灵。人性与神性既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中心话题，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关键词。《金瓶梅》写人的肉体，而《红楼梦》写人的精神人的心灵，是一部通灵之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曹雪芹跟但丁一样既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
红柯
(2015年11月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稿)
这本《复活的玛纳斯》收入红柯中篇小说代表作六部。
《复活的玛纳斯》以鲜为人知的伊塔事件为背景，糅合英雄史诗与军垦战士化剑为犁的拓荒历史，创造出一部当代创世纪神话。《库兰》抒写民国初年新疆督军杨增新智斗白俄军人的故事，以及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五次来华的经历。《古尔图荒原》与《莫合烟》写出了西域大地真实的底层生活本相。《喀纳斯湖》则是森林草原湖光山色的诗性史诗。《胡杨泪》充满反思与批判精神。
红柯的小说有着特别的质感，代表了本丛书想要达到的范本水平。其创作接得西部广袤原野的地气，充满了边地多民族聚居地的野性与阳刚，字里行间浸染着浓厚的史诗般的壮美与温情，是作家个人在西部生活感遇之下率性而真挚的放歌。
这本《复活的玛纳斯》是第六、七、八、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候选人红柯的小说集，收入《库兰》《古尔图荒原》《喀纳斯湖》《胡杨泪》等。
“半是骑手半文人”。
驰骋于丝路古道，书写状美、沉静的异域之歌，史诗般的笔触，刻画大西北各民族的生死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