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
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 
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等； 
随笔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琐记贾植芳先生 
　　一 
　　贾植芳先生有一对闲章：“洪宪生人”、“秦坑余民”。“秦坑余民”的意思不用说了，由此可知，这对闲章是先生历经那场大劫难之后所刻；“洪宪”是袁世凯称帝的年号，贾先生出生在一九一六年，也就是所谓的“洪宪”元年。这样一算，就快到先生的九十大寿了。之所以还要算一算，是因为平常确实习惯了先生的“年轻”，不特意去想，不觉得先生已经这样“老”了；再一算，我从入贾先生的门，到现在，也已经十五年了。 
　　我能够成为贾先生的学生，说起来，多少得感谢年少时的任性。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我大学就要毕业，获得免试直升研究生的资格，我跟班主任李振声老师说，我要读贾先生的研究生。李老师很是赞同。但过了不久，李老师告诉我，贾先生年纪大了，不招硕士研究生了；接着，李老师又指点我说，你可以跟哪位、还有哪位老师读。我记得那是在东部宿舍的走廊里，我一急，就对李老师说，贾先生不招，我就不读了，我要去工作了。 
　　那时候免试直升研究生的名额很少，我这样的反应，大概李老师也没想到。不过我敢在他面前发这样的坏脾气，也是他四年来纵容和偏爱的结果。这一来，他也和我一样急起来。于是，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去见贾先生。 
　　为什么一定要读贾先生的研究生，到现在，我也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在那之前，我只见过贾先生一次。那次是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来，在第四教学楼有个讲座，贾先生是主人，陪坐在讲台上。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这两位山西老乡坐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王先生抽烟斗，贾先生抽纸烟，我对贾先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吸烟的频率极快，而且是抽完一支，接着就点上另一支，我注意到，那天贾先生抽的是黄盒子的凤凰烟。后来我常常听到贾先生向人谈“养生”经验，宣扬的是王瑶先生的观点：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锻炼。但那天的讲座上贾先生讲了什么话，王瑶先生谈了些什么，却全忘记了，或者当时就没听清，贾先生的话难懂，王瑶先生的话或许不那么难懂，但在大教室里，人多，就显得声音轻，我坐得不够靠前，听起来吃力。 
　　李老师带我去见贾先生，我心里非常紧张，紧张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等我在贾先生的书房里坐了五分钟之后，这种紧张就没有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但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先生滔滔不绝，而且妙趣横生，用不着我这样不会说话的人多开口。 
　　从先生家里出来，我的心踏实下来，我甚至注意到第九宿舍里的树、房屋和它们在月光下的投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转机，我如愿成了贾先生的学生，而且由贾先生和陈思和老师合带，也因此成了陈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 
　　那年暑假，我带着贾先生推荐给我读的几本比较文学方面的书，回到老家。我坐在小板凳上读一本英文版的厚厚的比较文学早期论文集，母亲问，读得懂吗？其实是读不大懂的，我却含含糊糊地回答母亲。那时候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宁静，又有一种对即将展开的世界的宁静的渴望，就这样，在北方夏天凉爽的风中，把这本读不大懂的书一页一页地读了下去。 
　　过完暑假，我才正式成为贾先生的学生。 
　　二 
　　如果按照现在的讲课方式来说，在我全部的读研究生期间，先生就没有给我讲过一次课。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书房兼客厅里聊天。聊什么呢？没有限定。这位瘦小的老人，能够让你充分感受海阔天空和人事沧桑。你在这里学习历史和认识社会，全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形式。这个房间里常常爆发出笑声，那一定是先生特有的幽默引起的。这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氛围，吸引着各不相同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固定在每个星期五中午到先生家里，称为“星期五聚餐会”，节日一般。这个“我们”，由不同“辈分”的人组成，有老师，有师兄，我是最后的一个，直到又有比我后来的人加入进来。 
　　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你不知道会碰上怎样的人和事。有一阵，大概九十年代初的那两三年，我经常碰见高晓声。我常在贾先生家里蹭饭，高晓声呢，印象里也多是在饭时候来，背着个包，路过上海，不必事先打招呼，就进家了。有一次中文系请高晓声住在复旦讲课，高晓声不愿吃安排好的公饭，总到贾先生家里喝酒。 
　　贾先生和高晓声是一对奇特的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要说，都说得很兴奋；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听不大懂对方的话。贾先生山西音，高晓声常州腔，都没被普通话“驯服”过来。如果还有别人坐在那里，这个人就成了他们两位各自的听众，兼他们之间的翻译。 
　　高晓声见贾先生说得乐不可支，就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贾先生讲，您好酒，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复旦招待所，半夜里同屋的人醒来发现床上人不见了，起来找，才发现躺在洗手间，爬不起来。原来是摔了一跤。连夜送到长海医院，一检查，摔断了两根肋骨。 
　　高晓声急忙否认，说，那是贾先生瞎编的。 
　　见我不信，他就自问自答：贾先生为什么要瞎编呢？因为贾先生自己喜欢酒，有一次喝醉了，走到大街上，结果撞上了自行车，撞断了腿，在长海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他不好意思，所以要编我醉酒的故事。 
　　说完，高晓声也乐得大笑起来。 
　　贾先生被自行车撞断腿住院的事我知道，这个原因倒真是高晓声瞎编的。其实是一个青年喝多了酒骑自行车，撞上了贾先生。贾先生被撞得住院，却不追究这个青年的任何责任（先生说因为他并不是有意的），这也就难怪，这个“肇事者”，后来也成了出入贾先生家里的客人。 
　　三 
　　贾先生平易，风趣，就我所见，他的书房是欢声笑语最多的书房；但我所说的特别的氛围，还不仅仅就是这些。有人赞美先生的达观，以为先生历经劫难之后，什么都“想开了”，其实是错的。先生的认真和坚持，是骨子里的东西，八十岁时先生写自寿联，上一句就是“脱胎未换骨”。 
　　就说我们这些学生，在贾先生那里完全可以无拘无束，贾先生自己也不讲究形式，但其实，贾先生是有他的要求的，做人上的要求，学业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就在那些随意的聊天中透露出来，就在他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暗示出来。这些要求，不刻板，不是条条框框，在精神上却不能不说是严格的；同时，又因为是在开阔的境界里，虽然严格，却不死，反而能够激发和唤起人的潜能。 
　　从南区到贾先生家的路太近了，我两三天去一次，有的时候天天去，甚至一天去两次。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向先生请教，但也可以说，那时的我也正经历着精神上的困惑和苦恼，这种困惑和苦恼说不清楚是什么，可它又确实在那里；我甚至想说，这样的困惑和苦恼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跟我差不多年龄和经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大学毕业的夏天，火车站“一场游戏一场梦”的歌哭之后，同学们风流云散；和我一起读研究生的同学，到崇明岛农场去割稻子，要劳动一年以后才回来。我因为读的专业是比较文学，属于外语类，上面说是学外语的不能中断，中断就都忘了，所以不用去劳动。我住在南区空空荡荡的十四号楼里，每天自己读书，一个人吃饭，再就是，去贾先生家。坐在先生书房的沙发上，听先生讲历史和现实，讲他自己的传奇经历，讲他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讲写书编书译书（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讲社会新闻，讲潮流风尚，不知不觉中，心就安静下来，坚定起来。我的困惑和苦恼也慢慢地化解于无形之中，又在无形中培育起新的精神力量。 
　　在贾先生的日记里，我看到这样一段话：“下午，张新颖来替我整理堆在地上的旧杂志，作了一些剔除，只保留一些有专业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东西，剔下来的东西预备作废纸卖掉。他晚饭后别去。和他谈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作为他们青年一代的历史参照。”（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最后这一句的郑重其事，在多年后的今天读到，仍然令我心里一凛。 
　　就这样，去贾先生家成了习惯。最频繁的时期，是在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原定的工作突然没了，仓促间要找一个新单位。先生很着急，四处托人。去先生家，不仅是因为这件具体的事情，还因为，在受挫的时候，习惯更加强了。 
　　后来，在《文汇报》工作那四年，离开了学校，却没有从先生身边离开。先生送我一本英文版的德国传记名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人之子》，希望我把他翻译出来。这本书先生年轻的时候读过，对它很有感情。我就在工作的间隙，在一个近二十人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断断续续完成了翻译。我把这本书的翻译看成是我自己工作那段时间的一个纪念，更把它看成是受教于先生的一个纪念。 
　　四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长期的监禁生活没有在贾先生身上留下什么阴影，这是人性光辉没有黯淡的标志和奇迹；而先生身上那种突出的乐观和通透，更容易强化这种印象。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写过一篇《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和忧愤》，多少含有这个意思。但就在十二月底，先生住进第一人民医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却使我改变了看法。 
　　那一天是我在陪先生。先生说，好了就赶快回家，医院这地方不能住，医院就像监狱。这样聊着，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每次住院，先生都是这样的态度，说差不多的话。但渐渐地，先生就越说越激动，不太像闲聊了。我请先生不要说话，休息休息，睡一会儿。可是先生顾自说下去，他说的还是医院，我听着，却越来越像监狱了。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说的是医院还是监狱，他高声骂起来。他骂医生，骂护士，骂同病房的人，骂来看望他的人，见谁骂谁。我手足无措，没有办法让先生安静下来，只好赶紧跑到住在近旁的陈思和老师家，把陈老师叫来。陈老师来了，又请来医生，吃了镇定药，先生才安稳下来。 
　　后来先生说，那一刻出现了幻觉，觉得就是在监狱里。 
　　这件事给了我持久的震惊。我反省自己以前的想法，长期的牢狱、监禁、改造，怎么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而要压抑这种刻骨铭心的创痛，要阻挡这种噩梦般的阴影的侵扰，又需要怎样非凡的力量？贾植芳先生的幽默、风趣，贾植芳先生的闲话、笑声，底下是怎样的坎坷、苦难、恐怖和永远也无法治愈的伤害？ 
　　但先生还就是一个风趣和有爽朗笑声的人。后来谈起他骂人的事，先生问我，新颖，我当时骂你了没有？我说，没有。先生又问，我骂你们陈老师了没有？我说，没有。 
　　先生是明知故问，脸上带着“狡猾”的表情。问完，我回答完，这个时候，先生就笑了起来。 

题记 
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黄永玉先生聊天记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琐记贾植芳先生 
路翎晚年的“心脏” 
穆旦在芝加哥大学 
——成绩单隐含的信息及其他 
穆旦与萧珊 
活下去，并且“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 
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学习时代

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继《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之后，《九个人》是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又一部人物传记力作。这本小书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 
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〇年代至二〇年代前几年之间，到三〇、四〇年代已经成长甚或成熟起来。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是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

    他很平和，他也很低调，但是我觉得他确实会，从他的写作也能看出来，他确实会做让你很意外的事情。在我们熟悉的新颖老师内心深处，我觉得是藏着一个很不同的新颖老师。而且这个很不同的新颖老师的存在，可能也是他多方面创作力的一个源泉。 
　　——李敬泽 

　　新颖是一个读书人、教书人，也是一个写书人，但是新颖事实上更多的像一个少年，就像他写的游泳的少年一样。他早期评论的成名作也是写那个少年形象，游荡的感觉。 
　　——施战军 

　　张新颖不是那种以知识和名词来言说的批评家，他是将生命参与到批评的对象中，与批评对象沟通、与个人的生命经验沟通的批评家，他的不流畅不是知识症结在文字中，他是在朴素地表达内心的过程中感觉到表达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恰恰缘于他将自己的内心放进了作品中，在作品中“探索、历险、挣扎、痛苦、欢乐”。 
　　——周立民 

　　幸运的是，作者张新颖并没有采取这样传统的传记写作方式，而是尽力地去感同身受，还原这位文学大家的柔软、细腻、敏感、浪漫，把读者放到故事发生的时刻，去跟主人公一起矛盾、纠结、痛苦、消沉。因为他的一生，重要的不在于轨迹，而在于每一次与外界碰撞中产生的火花，不论好的还是坏的。 
　　——任冠青 

　　在新颖指尖流出的文字中，常常可见一种内在的迟疑，恰恰因为这种迟疑，他能洞见文学中常被忽略的欲说还休的、难以言传的精神律动…在新颖的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视细节，他时常痴迷于钩沉一鳞半爪的历史掌故，但是对这些历史片段的实证分析，吸引他的并非史实本身，而是背后那些曾经活跃的生命轨迹。 
　　——黄发有 

“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那么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体，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继《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之后，《九个人》是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又一部人物传记力作。这本小书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这九个人各自独立又息息相通的命运。 
※ “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未泯然其中，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 
《九个人》依然在探讨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的复杂关系。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国，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不过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它历经千劫而不毁，还活在今天，还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这种生命力，不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张新颖的语言表达沉郁顿挫，充满内在的情感张力。他将生命参与到所要讲述的九个人的心灵历程中，与他们的内部世界进行着沟通，“他是在朴素地表达内心的过程中感觉到表达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恰恰缘于他将自己的内心放进了作品中，在作品中探索、历险、挣扎、痛苦、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