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

一战回响

1914年夏战争爆发时，多数欧洲国家首都一度云集着一群群沙文主义者。比较淡定的观察家们认识到一个时代已经终结——他们要见证一场恐怖而前所未闻的事件。1914年8月4日，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从他的英国寓所写信给他的朋友、同为作家的爱德华·沃尔多·爱默生。此刻“黑云笼罩，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五个国家已经开战，英国即将参与其间。詹姆斯评论道：

它犹如猛兽跃出巢穴——我们不及旋踵，它已扑面而来。它令我充满痛苦与惊悸。我不禁自问，难道我就是为此而成长的吗？是否这就是我们世纪中那表面相对静谧，所有据信更美好的过去有意造成的吗？它暴露了人们信奉并为之生活的一切——我嫉妒我们同代人中那些没能活到亲身经历它的人们。仿佛各个可怕的国家无法在恐怖与耻辱的混乱中突然止步不前。人们昨天就说过这个，哎！今天再说这个为时已晚……它让我们回想起少年时的战火——但今天，在这个更加稠密，更加美好的世界上，整个事情与我们竟然这样接近，显得如此巨大，如此沉重。

1914年全欧洲范围内数百万人聚集到军旗之下，他们当中数不清的人伤残或战死，反应机敏的士兵在污秽泥泞的地狱中和死者为伍，继续（或反击）德国在20世纪首次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19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的政治家就已学会了容忍短暂而有节制的德国统一战争的后果，多数人对此表示欢迎，视之为欧洲局部国际局势的积极进展，旁观者毫不介怀。但到1914年仲夏，德国领导人已经实行了十余年不稳定路线，他们欠缺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外交手腕和自我克制，此时周边的邻国仍似乎感觉德国不会越雷池一步。因此牵扯德国盟友奥匈帝国和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局部冲突就迅速升级为大洲之战，然后进一步演变为全面的世界大战。

德意志帝国武力征服欧洲的叫嚣几乎一开始就被击溃。德军最高司令部原计划采取运动战，以开局大胜使其达到巅峰，但马恩河一役之后，西线冲突突然降级为消耗战，纵横交错的战壕从比利时一直延伸到瑞士边境。德皇威廉二世认识到德国社会中的深层裂痕——某些史学家认为这也是当初德国参战的原因，于是宣布实行“民事停火”。国内教派、社会和政治冲突都要停留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只待德国战胜之后，一切都将得到奇迹般的解决，这样，国内专制社会和政治现状将得以保留，而大范围对民主化的要求将无疾而终。四年多绷紧弦的全面战争使这种民事停火形同虚设。

与德国统治者的预期相反，主要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全面战争造成的匮乏使战前就已出现的社会紧张更加恶化，并造成了新的不满与仇恨。工业化规模的战争极大地扭曲了德国经济，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消耗殆尽，而在战略上能否取得优势还不得而知，在早已炸平的弗兰德斯群岛上留下弹坑遍布的阵地。财政支出与死亡数字一样难以估量。盟国的海军封锁使政府的关税收入降到最低，有产者在各州地方议会阻挠平等公民权法案的通过，随之而来的更为公平的税收方案也只好搁浅。在近五年的战争中，税收仅占德国政府支出的14%。德帝国政府反而需要举债筹集战款：发行战争债券，由爱国的公民购买，最终会用德国战败的对手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加以偿还。这种金钱爱国主义也无法与直线攀升的战争开支相比，于是德国政府开始大印钞票，使平均通胀水平从1890—1914年的1%一步跃升为32%，该数字尚未包括生意兴隆的黑市带来的影响。到1918年，德国马克比战前贬值了3/4。

旷日持久的工业规模战争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虽然受战争折磨最深的往往是战争的死硬支持者。到1917年，该国1/3的手工业作坊已经消失，其业主或被征召入伍，或得不到原材料无法开工。原材料都进了大工厂，由于拥有规模效益，大工厂被赋予了使用原材料的优先权。店主得不到工厂供货，因为工厂更直接、更廉价地将货物出售给劳动大军。与战争相关行业的熟练工人膨胀的工资相比，服务业人员和白领的薪水停滞不前，往往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许多妇女的涌入进一步压低了工资水平。从事被认为与战争无关行业的人们陷入了贫困，被认为累赘且无生产能力的人们，如精神病人，则因疾病和无人照管而死，他们在战时医疗类选法中获得治疗的优先次序排在最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地方或国家救济，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他们能领到的救济也只是杯水车薪。在劳动力变得日益极端、无助、年轻化和女性化的情况下，罢工到处蔓延，政府也习惯于征募或监禁首犯。当然，在战时英国也实行这样的政策，而且英国的罢工人数远远高于德国。

战时的动荡也产生了某些无形的后果。伦理学家们目睹了犯罪、离婚、粗暴、乱交和性病的增多，还有越来越多没有父亲的年轻人，他们有着过多的时间和金钱。停建不重要的工程项目导致住房短缺，人们缺少了隐私和羞耻。战争造成了一位观察家所称的个人行为中的“道德延迟”，这在当时既合理又合法，不论采取多么不择手段的行为。

扩张的黑市损害了传统的诚信观念，辛勤劳动一天换取一天回报的观念，和谁有权拥有某些产品的观念。推论为类似中世纪的“公平”价格观念的重现：投机商在战时民间传说中成了中世纪的高利贷者；农民们试图通过非法屠宰和黑市避开政府控制；饥肠辘辘的城市贫民来到农田拾荒捡粮，甚至洗劫运粮列车。免费接受了数百万后撤的城市儿童的农民无疑憎恨这种更进一步的蚕食。政府对城市消费者采取的正面行动导致官僚控制、审查生产者，更不必说对那些想拿走一文公款的人做出的卑劣谴责了。  由于城乡分裂显示了国家分配机制的缺陷，政府在习惯于传说中的公平行政的人民心中失去了信任。手工业者、农民和店主都自认为是劳动者与利益集团组合主义者共谋的牺牲品。小人物的困顿是未来几年内反复出现的事物。究竟谁在战斗，谁在装病怠工，这个问题染上了种族色彩，导致陆军部于1916年展开了恶名昭彰的“犹太人案”，该案目的为调查是否只有某个种族出现懦夫。调查结果恰恰与此相反。因在各个机构中有从国外购买原材料的商人存在，加上1914—1915年间又将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说成战争原料大亨，如此种种都让人们感觉当大多数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时，犹太人却在大发横财——这也是将恶事归咎于犹太人以显得自己品德高尚的途径之一，这种做法不仅出现在现代德国，正如莱比锡的一位拉比评论的：“如果人们从火炮和装甲板中牟利，这就是爱国；但是如果卖鸡蛋和袜子，就被称作叛国。”实际上，所谓犹太人消极怠工的说法可以用铁一般的证据加以驳斥：在德国犹太墓园中，埋葬着12万名战死的犹太人，德国家庭因这些犹太人为德国皇帝和祖国献身而感到骄傲。

但多数德国人的关注焦点并不是犹太少数民族问题。在全欧洲境内，“古老”的仇恨得到发酵。最初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因要与落后的沙俄结盟以对抗令人艳羡的哲学博士而感到恐慌。几年之后，他们将恨不得“笑谈渴饮匈奴血”，会去试图消灭那些在漫画中被描绘为梳着平头，带着几块伤疤，手举单筒望远镜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在德国，仇恨情绪也同样逐渐定型：将英国作为贪婪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故乡；将法国作为1789年所代表的思想的化身，或作为与高尚“文化”对立的轻浮得无法拯救的“康康舞”文明的故乡。在已有反自由思想的德国知识分子当中，像俄国小说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狂暴地反西方的作家，变成了时尚。随着战争的拖延，这些仇恨开始重新转向德国境内的目标。相对自由且温和的南部德国人开始谴责执政的普鲁士军事集团过度拖延了毫无意义的屠杀。（P15-17）

本书是最高水平的作品——尼尔·弗格森最近指出，该书是真正天才史家的成果，这一论断无可辩驳。难以想象还会有比本书更透彻、更敏锐、更宏大的当代史著作。

——《金融时报》

对那个恐怖时期做出了富有可读性和高度知识性的叙述……书中若隐若现的愤慨使其读来令人为之一震……你永远不会对这部非凡著作感到厌倦。

——安德鲁·罗伯茨，《星期日邮报》

他的评论显然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场面宏大……毫无矫揉造作，充满人性关怀。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本书的创作经过辛勤探索，其中史实可靠，论断睿智，证明了神话、自诩为救世主的统治者和乌托邦信念在历史上所能引发的恶果。贯穿全书的血红色主线大抵是由这些要素织就，作者称之为需要汲取的教训，表现出良好的意愿。

——约阿希姆·费斯特，《法兰克福汇报》

贯穿全书，伯利都对细节，对为希特勒欢呼、服务的人们面对的痛苦的人性抉择这一灰色地带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

——弗尔克尔·伯格翰，《纽约时报》

纳粹主义为何能够在众多德国人当中引发狂喜，为何竟能颠覆常态行为模式——伯利称之为“对正派行为的逆袭暠，伯利提出的宗教隐喻是理解该问题的重大关键。

——《旁观者》

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伯利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断，德国当时处于阿道夫·希特勒主导的新的、阴暗的宗教魔咒的控制之下……在这部生动的作品中作者尽力成就了一位有良知的史家的职责，写明了在希特勒的带领下，德国人是如何一步步滑入罪恶深渊的。

——《波士顿环球报》

迈克尔·伯利大而全的历史实际上颇受欢迎。在独创性、宏大视角和雄心方面，该书都无与伦比。我预计这部非凡的著作在未来的许多年内都将无人能及。

——奥默·巴尔托弗，《新共和》

该书不仅是世界所有语言中最为权威的单卷本第三帝国史巨著，而且是一部独创性、诠释性的著作，其中结合了平铺直叙的史实，严谨的分析解释，坚定的知识分子道德判断，以及令人信服的创见。

——迈克尔·安德雷·伯恩斯坦，《洛杉矶时报》

伯利的理论线索朴实无华，却十分可取，而且他对德国国家转型的描述也富有洞见……书中贯穿着恰如其分的分析。

——《天主教先驱报》

一部当代经典……伯利的这部著作是了不起的杰作。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有格调的作家。尽管本书是一部长篇巨制，但仍令读者爱不释手。

——《耶路撒冷邮报》

表现了作者掌握的有关第三帝国的海量知识。他对二战之前的德国的描绘令人叹为观止。

——马克斯·黑斯廷斯，《旗帜晚报》

伯利生动再现了纳粹时代的一幅全景画，强烈地表达了希特勒政权导致的道德沦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新苏黎世报》

迈克尔·伯利创造了现代经典……本书是一部杰作。

——《华盛顿时报》

引言 “对灵魂犯下的极端暴行”

1 魏玛共和国：1918—1933年

 一战回响

 异端的跋涉

 信仰者之中

 大规模失业

 直面惨败

2 “贝克小姐，小心您的头，您在摇头”：法治的终结

 时髦伙伴

 警察的舞会

 月之暗面

 优雅国度

3 更换桥梁：新的时代，新的人

 信念、希望，甚至还有一点慈善

 自以为是的政治

 褐色崇拜和基督徒

 入侵与受害

4 德国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1933—1939年

 相互矛盾的标记

 大迫害

5 “清除昨日思维”：人种改良和“安乐死”

 培育最优秀的人？

 医学化大规模谋杀

6 “丹麦人不是波兰人，而是条顿人”：欧洲的被占与通敌，1939—1943年

 隐形人

 东欧、西欧和巴尔干

7 战线过长的闪击战？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和占领，1941—1943年

 “到西伯利亚再见”

 战争外的罪行

 其他人的战争

8 “铁血时代的铁扫帚”：对犹太人发动的种族战争

 驱逐和遣送

 针对苏联犹太人展开的幻象

 幻象尽显：全欧范围的“大屠杀”

9 “只要上帝愿意，扫把也可当枪使”：德国境内的抵抗，1933—1945年

 左翼复苏，重新结盟

 “充满原始活力”的激励和右派

 犹豫不决的将军们

 上校们的命运时刻

10 “在电影中饰演角色”：战争与和平，1943—1948年

 美国世纪

 苏联人来了

 炸弹之下

 神话的诞生

 缔造和平

引言“对灵魂犯下的极端暴行”

纳粹主义、政治宗教和极权主义

一小撮德国精英和广大普通民众选择放弃他们个人与生俱来的批评本能，而去追寻一种建立于信念、希望、仇恨，以及寻求他们自己种族与民族利益的、情绪化的集体自尊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本书要讲述的正是在这一时刻所发生之事。因此，这是一个具有20世纪特征的事件。

本书涉及的是欧洲中心地带的一个发达工业社会在道德上逐渐以致几乎彻底的崩溃，其人民放弃了为自己着想这一负担，反而热衷于乔治·奥威尔所称的翻版部落文化中的手鼓的擂打。他们相信了恶人，因为恶人做出了承诺，要带领他们大步跃人宏伟的未来，同时使德国本国以及现代社会普遍的问题在暴力之下都迎刃而解。这给德国、欧洲和更广阔的世界造成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但远不及给欧洲犹太人造成的灾难：他们被肆意大规模屠戮，今天我们公正地认识到这是现代史上罕见的恐怖事件。

从局部看，德国遭遇了其在20世纪中的第二次重大惨败。用德国公民的生命为大众的愚昧和傲慢野心付出了代价，不管是由于他们直接犯下了恐怖罪行，还是由于道德上的冷漠与无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其他民族也受制于对暴力罪行的妥协、被占领下的屈辱和恐惧，还有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而对欧洲犹太人而言则是大屠杀。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盟国的文化和生产资源都不得不倾斜用于击退和摧毁一个仇视文明、自由、人道、仁爱和容忍性价值观的政权，而这些价值观恰是我们所珍视的。敌托邦式的解决德国多重问题的应急之计，最终导致了约5000万人在冲突中丧生，欧洲用了半个世纪才从战争后遗症中完全康复，因为疗伤与和解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事关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同伙)之外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这一点已被许多以欧洲为研究视角的德国学者所忽视，因为他们无可厚非地全神贯注于本国的历史遗产。没有任何理由让有关这一时期的史学学术议程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于德国，不论德国的学者为了解和理解他们当代史中这一晦暗的时期做出过多大贡献，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虽然本书对希特勒及其党羽所犯下的终极恐怖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但这不仅仅集中于大规模屠杀，此事也许已经并不那么神秘。对此事的过度关注本身就表现出颓废的感官嗜血欲望，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正是当代探究这一主题的部分兴趣所在。作者声言自己对参加大屠杀和大破坏的个人背后动机并无特殊的见解，自从人类历史肇端以来，人们对这种行为已经有了充分的解说。古典文献、《圣经》、莎士比亚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可以当作当代史学家的创作指南。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进入主题之前就规避了过度宏大的预期。  事实上，《第三帝国》是对一个发达工业社会在长期内，更加微妙的道德崩溃与转型的描述，敏锐的观察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这种崩溃与转型的后果。群众受精英人士中一小撮无良自私者的鼓动，他们逆流而上，罔顾善良真理和疑惑，信任了希特勒这个跳梁小丑，当他发现他对世界的仇恨可以无限推广的时候，他自身可怜的存在也就有了意义。历史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曾将这些群众称作“邪恶暴民”。遭受惨败和持续危机折磨的许多德国人，从希特勒精心选择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中也看到了他们理想中的自身形象。正如希特勒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在1944年写到的：“人民在做梦，预言者告诉他们梦见了什么。”我之所以说“许多德国人”，是因为还有别的人，如海登、弗格林，他们的本能、人性或见识都禁止他们心存疑虑，换言之，他们的核心政治或宗教观都阻止他们落入新野蛮状态的深渊。他们二人都死于流亡途中，分别在马里兰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但他们代表着数不清的其他人，被驱赶到布鲁克林、佛罗里达或土耳其。这些人的存在让那些信任希特勒的人们更加触目惊心地暴露了其无以复加的愚昧，尽管这会让人们不加区别地谴责所有德国人。

本书并非是首次从政治宗教或极权主义角度研究纳粹主义，只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两种研究方式再度成为时尚，其指导思想更多地得益于许多哲学家、政治科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学家，而非普通的研究相关主题的史学家之流。因此，书中重申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即试图去辨别那些有关希特勒是否和其侄女有染，是否喜爱他养的狗，或是否为温莎公爵及夫人做过计划等表面叙述底层所蕴含的纳粹现象，而海登和弗格林却对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毫不在意。因为不论多么不合时宜，严肃的学术问题会完全埋没在病态矫饰的雪崩之下，而由此流传的平常琐事在六七十年之后仍然不见减少，此事本身就日益为高深的当代观察家带来不安。我们现在从对我们自身时代与文化的思考中，转向使本书内容、核心焦点及结构成型的思想观点的探讨。

古代经典著作为我们造就了许多政治语汇，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民主、专制、独裁和暴政等术语，而这些术语有时却不足以描述某些具有挑战性的新情况，促使评论家搜索新词，有时无功而返。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尝试尽力去描述北美民主时，就遇到了这一困难．

那么，我认为民主国家面临的压迫类型，不同于过去任何时候曾存在过的压迫；我们同时代的人们在其记忆中无法找到这种压迫的原型。我要寻找一个能够准确表达我对此形成的全部思想的词汇，却无法找到；“专制”和“暴政”都不合适：该事物是新的，既然我无法为其命名，我就必须去定义它。

20世纪20—30年代，西、南欧和苏联发生着巨大变化，同时人们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系统性思考。

仅仅过去十余年之后，生活在纳粹德国的人们也开始了类似的思考。例如，1934年7月14日，德累斯顿语文学家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和妻子埃娃讨论了屋外扩音器中轰鸣传来的希特勒的演说。克伦佩雷尔写道：“这是疯狂布道者的声音。埃娃说：像约翰·范·莱登。我说：像里恩佐。”他选择的是瓦格纳早期歌剧的一个主人公。

埃娃·克伦佩雷尔并非唯一一个将希特勒与16世纪的再浸礼教派对比的人。另一位日记体作家，后来死于达豪集中营的遁世贵族弗雷德里希·雷克．马勒策文也进行过同样的比较，他于1937年对希特勒作了一番描写，将之描绘为16世纪在明斯特施行恐怖统治的再浸礼教派领袖约翰·博克尔松。其著作的副题为《大众疯狂史》。诸如此类的当代声音会在本书内反复回响，因为这些声音所表现的眼界和见识有时超越了那些以方法论教条或理论见长，而缺乏时代精神的当代史学家和评论家。与宗教类比也打动了那些拥有比阴郁的雷克一马勒策文更平静的世俗世界观的人们。1937年4月，一位匿名作者在布拉格为流放的社民党领袖编制了一份非同凡响的报告，写到了纳粹与基督教会之间的“斗争”，紧随报道过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早期作家，该报告作者直白地将纳粹主义比作世俗化的宗教。他称结果会造就“教会国家”或“反教会国家’，带有自身毫不宽容的教条、牧师、神圣仪式，以及完全地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术语体系，并要求其追随者不动摇地彻底奉献。只有默许还不够；这种政权要求其民众不断地给予肯定，并表现出激情。本“引言”及全书中都将探讨此类观点中的某些内容，但是该报告的作者还引导我们去关注从一战到二战后西德民主建设的其他内容。

该报告的作者为纳粹所施行的道德转型创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隐喻，这一观念在现代历史创作中几乎仍付阙如，这体现着社会科学不进行价值判断的观点，仿佛道德就是说教，而并非天然存在于人类状况和哲学对其的反映之中。该报告作者将纳粹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的道德转型比作建造一座铁路桥。工程师们无法仅仅摧毁现存的框架，因为这会对铁路交通造成冲击；相反，他们缓慢地更换每个螺丝，每根大梁和钢轨，工作进行的同时，飞驰的列车上的乘客不会将目光从手中的报纸上移开，然而终

……我们理解继续为冷战后世界提供教训的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中，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它研究的时间范围超过了1933—1945年间的德国史，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年当中的六年内德国史事关整个欧洲史，甚至更大范围的世界史，尽管纳粹主义的冲击早在战前就已显现：一股股难民逃离德国与奥地利，奔赴自由世界；德意的新统治者肆无忌惮地破坏一战后的国际体系。在有尊严的沉默是最佳选择时，勇敢的德国史学家不回避这些问题，人们常指责他们自我玷污，所以我们不应蔑视他们，有时人们希望有一个德国视角，正如随后几章，如被占领下的欧洲、入侵苏联、战时种族屠杀，以及最后的盟国战争努力所说明的，书中故事不仅牵涉德国人(或奥地利人)，也不存在一个正统的方式来叙述这个故事。因此某些问题，尽管在德国编写的史书中显得突出重要，如所谓的‘独裁现代化冲击”或“最终解决方案”起源中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与结构，本书中几乎毫不涉及。

而且，没有这一广阔的视角，德国历史有时会显得异乎寻常，充满着关于民族性格的陈词滥调，而阅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时，人们根本想不到民族性格，虽然小说的背景设在英国，但在纳粹德国生活过的人们能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这里不是英国。另一部关于极权主义的伟大经典著作，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也同样如此，没有人认为该书描写的仅仅是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生活在波兰的知识分子的行为。

假如没有国际外交史、经济史、学术史、军事史、政治史和社会史学家团队在了解纳粹主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本书的写作将无法完成，他们的辛勤劳动值得尊敬。如果本书能够鼓励其他人就其中涉及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那么它就实现了一个目标。假如没有欧洲、以色列和北美产生的大规模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那么本书也不可能成形，即使其目的只是回顾已存在多时的视角，而并不是去“发现”理论解释为什么有时人会像野兽一样对待自己的同类。书后所附“精选文献”为有志于更进一步探究各个课题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书目，其中许多课题都要比纳粹德国这一主题更为深广。我并未做到详尽处理每个问题；也并未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叙述事件，以希特勒在柏林地堡自杀作为一切的终结。如果不回溯到1933一1945年之前，或超越德国边境进入那些表面看来完美无缺的民主典范国家，那么反犹主义与“人种改良”都将不可理解。在1989—1991年间东欧和苏联剧变中，值得一提的是波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工人们在逆转原政变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不同，纳粹德国的毁灭完全取决于对手的奋力回击，这也是本书要讲述的。就战时德军占领或种族屠杀中的哪些方面需要探讨，作者做出了社论式的选择，因为要充分探讨上面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至少需要写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而且已经存在许多相当优秀的作品：包括劳尔·希尔伯格和索尔·弗里兰德关于种族大屠杀的研究。如果在对一个虚无主义至上的政权的研究中，有关大屠杀的发现居于核心地位，那么纳粹主义的话题将会无穷无尽。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期待一个结局，而不是寻找一个可用的开端，让我们转到纳粹德国历史可能开始的地方。1918年和其他任何切人点同样具有随意性。我们完全可以回溯到1914年，甚至就此问题返回到1870年。

1933年，希特勒及其领导下的纳粹党上台，建立了纳粹德国。在他的统治下德国经济有所复苏，大量资金被用于军事，这个新的帝国宣扬民族主义，对犹太人推行丧心病狂的种族灭绝政策，并实施非人道的优生绝育政策。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迅速占领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

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奋起抵抗。刚愎自用的希特勒不顾严寒强令军队拉长战线。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腹背受敌的德军渐显颓势。1945年5月，同盟国最终取得了胜利，罪行累累的第三帝国覆亡。

迈克尔·伯利将纳粹德国置于整个欧洲的背景中，揭示了第三帝国对民主、正直和宽容的背弃如何在当时的欧洲蔓延开来，展示了这个极端的伪宗教运动如何在一个蛊惑人心的怪人统领下，给深受一战、大萧条、恶性通货膨胀折磨的德国带来了看似有效的“解药”。伯利没有单纯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纳粹德国，而是把它们都融入一幅全景图：一个国家陷入了宗教和救世主式的狂热。

迈克尔·伯利著，李广才译的《第三帝国(精)》探究了纳粹主义为何能引发众多德国人的癫狂以及“对正派行为的逆袭”，对德国平民的心态有着细致的捕捉，是一部透彻、敏锐、宏大的当代史杰作。

迈克尔·伯利著，李广才译的《第三帝国(精)》涉及的是欧洲中心地带的一个发达工业社会在道德上逐渐以致几乎彻底的崩溃，其人民放弃了为自己着想这一负担，反而热衷于乔治·奥威尔所称的翻版部落文化中的手鼓的擂打。他们相信了恶人，因为恶人做出了承诺，要带领他们大步跃人宏伟的未来，同时使德国本国以及现代社会普遍的问题在暴力之下都迎刃而解。这给德国、欧洲和更广阔的世界造成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但远不及给欧洲犹太人造成的灾难：他们被肆意大规模屠戮，今天我们公正地认识到这是现代史上罕见的恐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