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店门首，左右两块落地大字招牌：
“顾家老店”“贵宾行台”
前面的茶堂里，许多考生在等候发榜。人声嘈杂。
扯着布幌子的一个相面的在低低地哼着：“天庭饱满，衣食无亏……”
角座里，坐着一个考了十几场还没考上的老考生，看见相面的走来，马上畏缩地把脸别过去。
相面的笑笑，走向另一个考生，猛然伸出食指，直指到那人的鼻子上说：“好亮的土星哪，相公！您今科一定要中！”见那人脸上有愉悦的色气，赶快拉了一张杌子坐下，指手划脚地说起来。
李月池父子的茶桌旁边：
一个卖杂药的小贩正把刚抽出的一束药香装进纸袋里去，一面在回答李时珍：“相公，你说对了，这不是咱们这儿出产的，这叫蜘蛛香，是松潘来的。”
李月池滋滋地在吸着一袋旱烟，满怀心事地侧身向窗外瞧着。
李时珍从小贩的捧盘里又拈起了一个小瓷瓶，打开看看，问：“这又是什么哪？”
小贩回答：“玉真散。……里面是道地的天南星。”
旁桌，有两个人侧目而视。
甲轻声说：“这家伙倒像要改行当药贩子了。”
乙讥刺地说：“本来就是个医生的儿子嘛，也差不多！”
甲“嗬”了一声，两人同时笑起来。
李时珍不屑地看了两人一眼，拿眼去瞟父亲。
李月池的脸上有恼怒的神气。
小贩抱歉地捧着盘子走了。
茶堂的那一边，几个青年考生正在大声争论。
纨祷子弟沈茂气呼呼地说：“田恒，你在胡说些什么！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天文、算术、地理都当做学问，你……”
田恒拦住他说：“嗳，嗳，你别说漏了，还有工艺、物理、医学……”
沈茂更愤怒起来，拍案道：“你哪儿配算是个念书的！你简直把我们儒家的脸都丢尽了！”
田恒冷冷地说：“你们的儒家是没有这个学问的。你们除了一部‘五经大全’外，什么都不懂！自个儿做浑虫不算，还要天下人都做浑虫！可我们的儒家不是这样。……”
附和沈茂的人噗哧一笑，说：“嘿，你们的儒家！”
田恒不顾地说下去：“我们只知道，学问不是空谈，总要跟大家的过活有点关系。”用手一指，“瞧，那儿就有一位大学问家，李月池李老大夫，认识吗？”
附和沈茂的人讽刺道：“你当然要给他吹罗，你们本来是一个道路上的，自甘下流嘛！”
田恒摇摇头道：“算啦吧，别吓唬人啦！……你们的那一套已经不行了，人家现时要的东西可是更实在的。”挑战地：“我再说一遍，地理、算术、工艺……”
沈茂气冲冲地拍案而起，骂道：“田恒，你敢！”又坐下去，“凭你怎么辩，你要把你的那个杂学抬起来，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打下去！”
田恒不屑地说：“还要吓唬，可惜没用！”站起来，“告诉你，沈茂先生！这不是你做得了主的。大家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一定会发扬起来，这是谁也挡不了的！”
他和笔直地站在几步外倾听的李时珍彼此严肃地注视了一下。 李时珍迈步走回自己的桌边坐下，说：“那些话，吓唬谁也不行！他们糊涂，大家可不糊涂！”望望父亲，“爸爸，刚才田二哥讲到咱们的医学……”
李月池突然转过身来，低声警告地说：“好了！别又找骂了，又要让人家骂你是医生的儿子啦！……”
远处隐隐有锣声。
李月池侧耳细听。
蜷坐在角座里的那个老考生，梦魇似的在吐着独自：“报子上街了，马上要发榜了。”
锣声急遽地向茶室这边响过来。老考生张皇地站起，摇摇头，又畏缩地坐下去，把身子蜷得更紧。
一个仆人装束的人从门外闯进，走向沈茂，大声说：“大爷，您中了！”
敲锣的报子们跟着闯进来，打开了长长的一纸报单，尖声念道：“捷报贵府沈老爷沈茂，高中湖广乡试第二十七名！”同声合唱：“恭喜沈老爷连中三元哦！”
满脸得意之色的沈茂，冲着田恒狠狠地说：“弄你的杂学去吧！”快步地走向店后去，一面回顾，“好！上这儿来拿赏钱！”
又一阵急遽的锣声从街上响过。
骚动着的考生们纷纷在说：“是放榜的时候了。”‘该去瞧瞧了。”一个一个地向门外走去。
老考生掩面坐着不动。李月池走过他身边时，对他看看，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李时珍回顾了他一下，也跟着父亲走去。
迎面来了田恒，用手向店后一指，愤然地说：“瞧！这儿就算出了这么一块料！”
李月池也展颜一笑。P70-73
上海开埠后形成的开放性、商业化环境，成为电影这一舶来品登陆中国的理想之地。自19世纪末以来，电影在这个娱乐需求旺盛的都市里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多项“第一”：1896年8月，位于上海闸北地界的徐园放映“西洋影戏”，首开中国人第一次看电影的纪录；1913年9月，第一部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在沪面世；1921年4月，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在申城创办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1925年，洪深编写的中国第一个电影剧本《申屠氏》在上海发表。上海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电影重镇，“东方好莱坞”的名声远播海外。
剧本是一剧之本，电影创作的繁荣首先仰仗电影文学提供坚实基础。上海影坛藏龙卧虎，名家辈出。1949年至1966年问，有不少优秀作品问世。不过，这个时期正逢“政治挂帅”时期(电影史称“17年”)，因“左”的路线而导致了“四起四落”。这四次起落的阶段性高潮先后出现在建国初期、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1959年国庆10周年及1962年前后。选人本卷的7部作品与上述时间节点基本上是对应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由于电影生产的周期比较长，有些影片问世实际上横跨了新旧两个时代。昆仑公司出品的《三毛流浪记》开拍于1948年10月，1949年8月完成。该片根据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著名连环漫画《三毛》改编，以悲喜剧样式表现旧社会流浪儿童苦难辛酸的遭遇，刻画三毛倔强机灵的个性和纯朴的心灵。影片编剧是阳翰笙(1902—1993)。时隔三十多年，《三毛流浪记》在海外依然拥有知音，1981年在法国巴黎6家影院连映60天，轰动一时。
文华公司出品的《哀乐中年》由桑弧(1916—2004)自编自导，在1948年底开拍，解放初期上映。桑弧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哀乐中年》针对中国传统伦理“人过中年万事休”的消极处世观，提出“50岁是人生开始”的理念。桑弧强调：“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正剧，而我则用喜剧笔触来写，甚至还带有一点悲剧色彩。因为我觉得在笑中间还应该有一些苦涩的味道。影片有这样一层主题——生总是比死重要，生活着和工作着总是美丽的。”香港电影学者刘成汉认为，将《哀乐中年》放在国际水准上衡量，“可以说内容和技巧都接近完美”。
《李时珍》是中国影坛不可多得的古代科学家传记片，剧作采用大跨度纵向结构，叙述这位大医学家历时3Q年编修52卷《本草纲目》的事迹。作品凸现李时珍与庸医、方士、劣绅尖锐的冲突，表现主人公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编剧是资深报人张慧剑(1904—1970)，他才思敏捷，主编过《南京晚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的副刊。为写作此剧，他两次深入李时珍出生地湖北蕲春，详细了解地理风物，收集民间传说，完成了这部渗透书卷气与乡野气息的佳作。
《聂耳》是1959年国庆10周年推出的献礼影片。编剧是于伶(1907—1997)等人，于伶在1931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解放后历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于伶的电影剧作有《花溅泪》、《无名氏》等。作为聂耳同时代战友，于伶和本片导演郑君里(1911—1969)选取聂耳短暂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表现聂耳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工作的经历。该片高潮戏是聂耳在白色恐怖威胁下谱写《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激情澎湃的历史性场面感染了中国几代观众。
《今天我休息》是国庆10周年又一部献礼片。剧作家李天济(1921—1995)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专业编剧，他对喜剧情有独钟。该片以新闻人物为原型，大力颂扬新社会新风尚，塑造了民警马天民助人为乐、憨厚热诚的喜剧形象。李天济施展创作智慧，将喜剧冲突建立在误会、巧合和夸张的基础上，酿成“歌颂性喜剧”这一新品种，由此还引发中国电影界一场“喜剧电影讨论”。 张骏祥(1910—1996)是科班出身的电影艺术家，1193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50年代起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他创作的电影剧本有《还乡日记》、《乘龙快婿》、《胜利重逢》、《鸡毛信》、《白求恩大夫》等。张骏祥认为，电影的价值主要体现于文学性，即“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他深入钻研电影文学剧本的写法，通过对照美国、苏联的电影剧本，领悟到电影剧本“既要求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些价值又必须是能在银幕上兑现的。”这里须要说明的是，《白求恩大夫》剧组当年受条件限制，未拍摄剧本第1章所表现的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生活，本卷从第2章开始收录此剧本。
《舞台姐妹》取材于浙东山区越剧发源地，将演戏小舞台与社会大舞台有机交织在一起，通过两位越剧名伶竺春花、邢月红鲜明的性格对比，表现旧时代“戏子”漂泊江湖的命运，叙述这对舞台姐妹因价值取向而分道扬镳的境遇，蕴含着深沉的人生况味。本片三位编剧均为浙江人士，熟谙吴越文化，创作经验丰富。林谷(1919—1995)本名王林谷，1946年入昆仑影业公司，解放后长期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行政工作；徐进是上海越剧团专职编剧；谢晋(1923—2008)集编导于一身，作品透出浓郁的民族气派和独特的江南风情。
《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自》是本卷选入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献，著者瞿白音(1910—1979)是上海嘉定人，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40年开始从影；建国后任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等职，1962年他将长篇小说《红日》改编为电影。瞿白音重视理论研究，他撰写的这篇力作观点鲜明，密切结合电影创作实际，提倡“去陈言，立新意”，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会学主张，系统论述了电影创新的命题，包括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创新与艺术家风格，以及创新的阻碍等等。作者以“喃喃自语”的独白夹叙夹议，文体本身亦有创新。此文发表后激起反响，很快遭受严厉批判，柯灵曾指出：“这一篇几乎压碎了他整个身心的文章，将作为一个时代的印痕，长久留在这一代人的记忆里。”
最后要说明，由陈白尘执笔的《乌鸦与麻雀》、阳翰笙编剧的《三毛流浪记》、柯灵编剧的《不夜城》、沈西蒙编剧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各自入选“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其他分卷，本卷对这四部有代表性的电影剧作不再编入。
李亦中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当代电影文学卷》。
剧本是一剧之本，电影创作的繁荣首先仰仗电影文学提供坚实基础。上海影坛藏龙卧虎，名家辈出。1949年至1966年问，有不少优秀作品问世。不过，这个时期正逢“政治挂帅”时期(电影史称“17年”)，因“左”的路线而导致了“四起四落”。这四次起落的阶段性高潮先后出现在建国初期、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1959年国庆10周年及1962年前后。选入本卷的7部作品与上述时间节点基本上是对应的。
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卷是《当代电影文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