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政治心理学著作。作者利用在政治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观察力，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民主问题。作者认为在实际政治中，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建立在本能和感情的基础上。因此人性应由理性和非理性构成。

《政治中的人性》是一部政治心理学著作。人性的变化漫长而难以觉察，而政治环境的变化却如白驹过隙。环境中的象征符号能激起人的情感，诱发人的无意识。许多政治家正是利用这一点，操纵选民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理性主义唯我独尊的时代，作者将无意识和情感等要素引入政治学之中，这令人耳目一新。在进行政治推理时，作者还试图将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到政治学的研究中来。全书探讨了理性主义、非理性的情感和无意识对政治道德、代议制政体、官员任命、民族国家、国际关系的影响，并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见解。本书理论性强，实践材料丰富，适合于那些对政治学、心理学等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第三版序言(1920年)／3

第二版序言／11

序言／13

内容大纲／15

导论／31

第一部分 问题的状况／3

第一章 政治中的冲动与本能／3

第二章 政治实体／43

第三章 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85

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101

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129

第二部分 进步的可能性／161

第一章 政治道德／161

第二章 代议制政体／195

第三章 官员问题／239

第四章 民族-国家与人类／269

翻译对照表／302

译后记／318

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尽管推理仅仅是人整个思维过程中的一部分，但人能够而且也在进行推理。希腊人所制定的有效推理规则主要针对的是政治领域的使用，但实际上这些规则在政治推理中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应用在物理科学中多得多，也比应用在物理科学中成功率要低。人们发现，这主要是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造成的。我们不得不选择或创造实体来进行解释，就像我们选择或创造实体来刺激我们的冲动和非理性推理一样。物理科学中所选择的实体有两种，既有十分相似的具体事物，又有与其他不同事物无法进行精确比较的抽象性质。在政治学中，不能创造第一类的实体，政治学家们常寻求第二种类型的一些简单实体，这些实体有些是事实，有些是性质，能当做政治筹划中的精确“标准”来使用。迄今为止，这种研究并未成功。有人用生物科学来做类比，认为政治学家应像医生那样，避免对所用材料过度简化，以对人的类型、个体变异和环境之类的众多事实进行有用的推理为目标，这样的话，政治学家们很可能就会取得有效推理的力量。生物学家列举的大量事实表明，如果任何类型中的个体差异像连续曲线一样排列，而非被当做统一规则或任意特例的话，它们都能被识记。另一方面，任何企图把环境事实中的近似连续性看成是可能会出现在人性的事实中，这种企图可能会失败。对历史的研究不可能与生物研究相同。

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

政治推理的方法，与传统对其主题一材料的过度简化有共同之处。

经济学中，方法和主题一材料自发展之初就完全简化。从杰文斯那个时代起，经济学就开始用定量方法取代定性方法。政治学中可能出现的同样蛮革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政治问题很明显能用定量方法进行讨论，而有些问题则不太明显能用定量方法讨论。但即使是最复杂的政治问题，经验丰富、勇于负责的政治学家实际上也是用定量的方式来思考，尽管他们用以达致结果的方法经常是无意识的。

然而，尽管有些政治学家并非完全有意识地养成了以定量方法来思考问题的习惯，但所有的政治学家都开始以理性主义假设来进行思考，很多人由于幻想破灭和厌恶就此完全放弃了政治。在训练政治家时，所需要的是能完全有意识地进行明确的表达和接受必需的学习方法。

在皇家调查委员会、国际性代表大会和其他组织以及一个人的工作中，这种有意识的变化已经存在，他们安排大量特别收集的证据并从中得出结论。他们的方法和术语，尽管没有充斥着数字，但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定量分析的。

然而，在议会的演讲中，过度简化的古老传统依然在持续。

第二部分 进步的可能

第一章 政治道德

政治科学中的这种变化，以何种方式来影响政治力量的实际趋势呢?

首先，政治思想家和作者们所抛弃的政治学中的理性概念，早晚会影响正在从事工作的政治家们的道德判断。年轻的候选人将会使用他全新的道德概念来联系这些人，他试图影响这些人的意志和观念。在那方面，他将从迄今为止限制政治家的位置开始，那些政治家已经被自身的遭遇搞得愤世嫉俗。

如果那仅仅是我们新知识的结果，政治道德也许会每况愈下。但变革将会更加深入。当人们的以往无意识或半知半觉变为有意识的心理过程时，他们不但会警惕其他人利用自身的这些过程进行剥削，而且会更好地控制自己，防止身陷其中。  然而，如果有意识的道德目的能像政治力量那么强大，足以克服政治探索中不断进步的艺术，我们就必须把内在控制的概念组成一个像“科学”一样的理想的实体。这个实体能吸引大众的想象，并通过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进行传播。(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忽视了本能在自我意识中的各式各样的反应)困难是重重的，但因果关系思想的延伸广度与道德的热情强度并非不一致。

第二章 代议制政体

我们关于政治学的心理基础的概念正在变化，这种变化将会重启关于代议制民主的相关讨论。

老生常谈的东西不再被想当然地接受。可能一些政治思想家(尤其是那些受过自然科学教育者)将会重归柏拉图所提倡的专制政府中，这样的专制政府由精心挑选、训练有素的阶层负责运行，他们远离“虚伪的世界”。但英国人在印度的经验表明，即使是精心挑选的官员依然生活在“虚伪的世界”中，那种认为良好的政腑必须征得被统治者同意的说法，并没有把其真实的基础建立在最初的理性义设想之上。

然而，我们新的政治思维方式必然将会变革这种形式，包括如何达成一致的辩论形式，以及表达一致的机构形式。选举(像陪审团审讯)将会，而且已经开始变得更像是在正确的条件下做出正确决断的过程，不像是决断早就做出而走走过场的橡皮章。

延续理性主义古老传统的选举改革提议已经提出，代议制政体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因政治力量范围过宽而导致的新困难。但代表的概念将会传播，这既要求投票人提高知识水平和公共意识水平，又不能让其承受他所承受不了的压力。

P21、23、25

在欧美诸国，普通家庭在客厅、壁炉旁或卧室等处，一般都置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他们称谓的“家庭读物”。在中国，所谓的家庭常备读物似乎固有所指，通常为菜谱、医疗保健或旅游指南之类，但西方的家庭常备读物却主要是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书不是整整齐齐码在书架上，纯粹为了装饰或摆设，少有开卷，仅供观瞻，而是放在床头、茶几、阳台甚至卫生间，触手可及，可以随时翻阅。出门旅行前也可以顺便带上一册，在候机候车间隙捧而读之，既打发时间，又时时受益。这样的书，父母看过可以传给孩子，孩子看完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文化的传承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静悄悄地进行，伟大的文明就这样绵延于世。

令人遗憾的是，以文明悠久著称的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却缺少和自己的民族文化地位相对应的普通家庭常备读物。走进一个个越来越宽敞明亮的中国家庭，我们能看到琳琅满目、充满了艺术感的家具，能感受到灯光营造出的朦胧诗意的氛围，却很少能看到一个书架，一个承载人类文明积淀的书架；乘飞机或火车出行，多见旅人们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地等候、聊天、打牌，亦多见时尚杂志或街头小报人手一份，却少见有人手捧一册文学艺术作品在喧嚣的环境中静静阅读。承续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在现时代表现出的对精神生活的漠视，让人生出一种巨大的遗憾和忧伤……

正是这样的感时伤怀，正是这样的遗憾和失落，正是这样一种久违了的文明意识，正是这样一种萦绕于心的担当，让我们起意策划出版这样一套充满着人文气息的“家庭书架”。

这是一套在西方文化发展和文明积淀过程中影响久远的读物，这是一套影响了欧美诸民族心灵世界和集体文明无意识的读物，这是一套可以让个体的精神世界变得无比丰富和无比强大的读物，这还是一套人人皆可阅读但充满着贵族气息的读物。

这套“家庭书架”，凝聚着人类文明中最美妙的智慧和最敏锐的灵感，一群最善于思考最长于想象的伟大作者，将神奇而微妙的精神活动进行到底，凝结成人类文明最璀璨的结晶体。

这些作品是思想的圣坛，回响着每个与之结缘的个体在文明深处徜徉徘徊时细微而悠远的脚步声；这些作品是人类语言的丰碑，文字垃圾在这里被无情地埋葬，快餐文化在这里灰飞烟灭。

这套大型汉英双语版图书大致可以分为文学艺术类、传记类、历史类、游记散文、社会文化类等。作者们虽然身份、职业不同——他们或为文学家，或为艺术家，或为政治家，但都以文辞优美著称，即使深奥难测的美学著作，如佩特的《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也因作者优美的散文笔法而让人亲近。其他如奥威尔的《政治与英语》、吉卜林的《谈谈我自己》、康拉德的《生活笔记》、罗斯金的《艺术十讲》、杰罗姆的《小说笔记》、兰姆的《兰姆书信精粹》、卢卡斯的《佛罗伦萨的漫游者》、萨克雷的《巴黎速写》、鲍斯韦尔的《伦敦日志(1762—1763)》等，皆出名家之手。这些游记或散文，不仅充满着精神感召的力量，而且因其文辞隽美，还可以作为美文来欣赏、诵读。执一册在手，当是畅快的精神旅行。

众所周知，译事沉疴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知识领域难以治愈的顽疾，草率、随性、误译、漏译、跳译、畏难等等随处可见。虽然当前仍有少数译者在译事丛林中艰难爬梳并屡有优秀成果问世，但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当年傅雷先生之于《约翰·克里斯朵夫》及王道乾先生之于《情人》的译事之工了。在今天的译著中，我们看不到修辞，看不到信达雅，看不到前人遗风，我们看到的是急功近利，看到的是用电脑翻译工具草译出来的种种无厘头。这是翻译者的悲哀，是出版人的悲哀，是读者的悲哀，是文化的悲哀。

在这种恶劣的翻译环境和悲哀的心境中，我们开始了充满挑战的组译议程。组织会聚了许多大师著作的“家庭书架”的翻译出版，于我们而言，与其说是建立出版功业，毋宁说是进入了布满陷阱的出版丛林。我们规避陷阱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给读者朋友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阅读文本。

我们深知，大师著作的翻译是艰难的，用汉语来传达他们的思想总会留下或多或少的缺憾，甚至我们都怀疑这些思想是根本无法用另外一种语言传达的。这时候“迁就阅读”就必须成为我们出版人唯一的选择。尽管译者和我们都想“用优秀的作品来鼓舞人”，尽管译者和我们都努力地走在通往理想之塔的道路上，但在这些图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的内心仍然深感惶恐。我们深知，为读者奉献的译文仍然存在着有待克服的种种问题。

但是我们有勇气，有足够的勇气用这种英汉对照的方式将这些文本呈现给我们的读者。一则希望读者可以在英语与汉语的比照下更深地体察语言的精微和文本的精致；一则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方便地提出自己的疑问，指出我们的不足，使这套丛书在今后不断的修订过程中日臻完备。

译事惟艰，出版惟艰。冀希读者朋友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翻译事业和出版事业。丛书如存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朋友们宽容并谅解。

很多人以为翻译很简单，不过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懂得英语和汉语，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将之完成。只有那些写不出自己的东西的人才选择从事翻译，以打发无聊的时间而已。做翻译的人，不过起到个传声筒的作用罢了。由于持类似态度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在学术研究上，翻译就像丑小鸭一样，“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己以前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当同时阅读某一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版时，我才恍然大悟：翻译东西恐怕要比写东西不知难上多少倍。如果说自己写作是天马行空，翻译则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果一个翻译人员不能深通中西文化，只是凤毛麟角懂一点就仓皇动笔，一般而言只能是“瞎子骑马过河”，胡诌一通，有时甚至强不知以为知，翻译的结果南辕北辙，让人哭笑不得。

这本书是政治心理学著作，主要讨论如何才能使人类过上民主的政治生活。这同样也是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在考虑的问题。20世纪以前，理性主义唯我独尊，人们甚至相信，只要有了理性，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这本书的作者却告诉我们：理性并不可靠，人的情感和无意识冲动在政治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样的研究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并不那么新奇。但是，有些政治家老谋深算，早就深谙其中的奥妙，利用这些非理性的心理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选民们还被蒙在鼓里。作者着重分析理性主义，尤其是非理性主义如何影响了政治。这本书不但有很深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性，读后令人受益匪浅。

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杨守森教授的大力支持。此外，教研室的前辈、老师和同事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空间，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本人在翻译、校对过程中，曾经参照过郑永年、李茂奇翻译的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朱曾汶翻译的版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在此表示感谢。

翻译和恋爱有相似之处，它既能使人魂不守舍，废寝忘食，又能使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个中滋味，只有搞过翻译的人才深有体会。我常常一句话盯上半天，却翻译不出一个字。亲朋好友偶然间的一句提示，反使我茅塞顿开。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曾让多位同学、好友帮助校对，对他们的辛苦劳动，我也致以深深的谢意。

最后感谢本书主编孙宜学先生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胡群英女士。他们和我虽然未曾谋面，只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频繁联系，但是他们那一丝不苟、不厌其烦的工作精神和为人态度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对一些术语把握不太准确，所以虽然经过多遍校对，肯定会有错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李辉

2004年11月26日初稿

2006年3月27日修订

于泉城济南龙泉山庄·师大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