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者祝勇在《远路去中国(西方人与中国皇宫的历史纠缠)(精)》中将目光投向五位外国人，五个时间深处的故事，五段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他用充满诗意的笔法，讲述了马可·波罗、利玛窦、马戛尔尼等五位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的故事，或者说，讲述了古老的中国与这五位外国人相遇的那段历史——他们踏上中国的那一刹那，中国改变了他们，他们也改变了中国。全书收录海内外博物馆百余幅珍贵图片，请跟随祝勇，重回历史现场，唤醒历史记忆，潜入时间的河流，看到“另外”一个中国。

祝勇，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全国青联第十届委员。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选本。获第一、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担任纪录片《辛亥》《历史的拐点》等总撰稿，先后荣获第21届中国电视星光奖，第25、2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香港无线电视台台庆典礼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与《舌尖上的中国》并列获得第18届中国纪录片年度特别作品奖。

第一章 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
第二章 利玛窦：历史中的牺牲者
第三章 马戛尔尼：烟枪与火枪
第四章 呤唎：纸天堂
第五章 绿蒂：刀俎间的宝座
本书大事年表
注释

2011年是我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结束
了在刘梦溪先生门下的博士学业，入故宫博物院，幸运地
成为故宫的一名研究人员。也是这一年，我在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两本书——《纸天堂》和《辛亥年
》。这是我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以前出版的最后两本书。有
意思的是，这两本书都与故宫(紫禁城)有关。前者透过西
方人的视角探查中国历史，尤其是宫廷的历史；后者透过
宫廷的视角观察革命。在我进入故宫之前，我的写作，也
在一步步向故宫靠近。
这一本《远路去中国》，正是《纸天堂》的修订本。
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我在三联版的自序里已经讲过，此
番修订，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尤其是新发现的珍稀照片
，以增加历史的现场感。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透过西
方人的视角看待故宫(紫禁城)，无疑可以增加我们观察这
座宫殿的维度。因为故宫不只是中国的，也与“世界”相
连。厚重的宫墙，并不能把宫殿隔开，使它自外于“世界
”，沦为一座华丽的孤岛。实际上，自元代以后，人类就
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份不同，
心思各异，却一头扎入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而紫禁城，
正被他们视为它最辉煌的终点。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他
们或许还有些形单影只(马可·波罗与自己的父亲、叔父同
行)；在利玛窦的时代，就已成群结队；到马戛尔尼的时代
，政府业已组织公费参访团；而到绿蒂的时代，已变成有
组织的侵略战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宫殿的命运，
历史的发展逻辑，也如草蛇灰线，隐含其中。至于英国人
呤唰，虽然未曾进入过北京紫禁城，但作为参加过太平天
国的一个外国人，他曾目睹过南京天王府——可以被视为
太平天国的紫禁城，而那座城的风吹草动，亦牵动着北京
紫禁城的神经。
马可·波罗曾经走进的元朝故宫(紫禁城)已经消失，
明朝在元朝故宫的基础上建起新的宫殿，到2020年，就整
整六百岁了。六个世纪中，它与“世界”的联系未曾间断
，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也不曾“闭关锁宫”。宫
殿是中外交流的“特区”，比如西洋“自鸣钟”，就是意
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紫禁城的，万历皇帝很快为之沉迷
，难以自拔，到雍正、乾隆时代，这些西洋钟表更是在宫
殿里大量繁殖，技术上也日趋复杂，写字人钟，甚至可以
写出满文和蒙文。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洋某国赠
送的一套机械系统(机器人)，十八个铜铸伶人竟然可以演
出全本《西厢记》，每以钥匙上弦启动，张生、莺莺、红
娘、惠明、法聪这些“角色’’便从箱子里走出，身段交
接、揖进退让，与剧情完全吻合。
人们对故宫有一个误解，即：故宫是中国文物的大本
营，这不错，但不够，因为故宫也收藏着很多外国文物，
说它是一座世界文物的博物馆，也不为过。比如故宫就庋
藏着公元7—8世纪印度、尼泊尔的古佛像，明清两季大量
的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的绘画、书
籍、瓷器、珐琅器、金属器、漆器、织绣等。这些收藏，
是岁月失落在故宫(紫禁城)里的遗物，也证明了这座宫殿
的深邃与广大。
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
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站在这
个视角上看，历史才能豁然开朗。“故宫学”的创始者郑
欣淼先生一再指出“故宫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庆幸
这本书晴合了“故宫学”的开放视角，尽管它只是一本写
历史的随笔，讲述的是宫殿布景下的人与事。

重回历史现场，唤醒历史记忆，潜入时间的河流，看到“另外”一个中国！
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力作，收录海内外博物馆近百幅珍贵图片！
古老中国的成长，这个有时疯狂、有时温顺的西方伙伴刚好起到了“他者”的作用，使中国在一种更大的、全球化的叙事中确立自我的身份，在戏剧化的接触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在热衷于摄影、考察等实证方法的西方叙事中留存的数量庞大的历史证据，无疑会激发和唤醒已成逝水落花的历史记忆。
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站在这个视角上看，历史才能豁然开朗。
故宫学者祝勇在《远路去中国(西方人与中国皇宫的历史纠缠)(精)》中将目光投向五位外国人，五个时间深处的故事，五段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

马可·波罗从忽必烈手里接过那件意味深长的礼物时，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那表情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对其可靠性确信无疑。因为那礼物不是别的，而是一张中国纸币，轻薄如纱，上面横横竖竖，印着他不认识的汉文，四周簇拥着枝叶繁茂、密不透风的花纹。这位威尼斯商人无法相信，这张薄纸，居然如一纸宣言，宣示着财富的存在。那无疑是一张有魔法的纸，它把财富归结为一个空洞的数字，又把空洞的数字，变作毋庸置疑的财富。
这是一种一旦出“境”就失效的魔法，只有在中国，这张纸才有魔力，在欧洲，在意大利，在威尼斯——那个商贾云集的港口城市，没有人会轻易相信一张纸对于财富的许诺。人们只对金子的诺言确信无疑。人们会把他视为骗子。在那里，没有兑换的银行，无法计算外汇牌价，不同货币之间的对话无法进行。神通广大的纸币，在他的故国走投无路。
一张神奇的纸，凝结了古老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造纸和印刷术。但“四大发明”绝非中国人智慧的全部，在它们之上，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四大发明”的意义，并不止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奠定了一个自我衍生系统，每一项基础发明，都如基因一般，为进一步的繁衍预留了可能性，纸币，就是它们最杰出的后裔。纸币的神奇，并非仅在于它体现了造纸与印刷术的完美结合，而在于实现了符号与物质之间那种隐秘的对应关系。它所体现的金融原理，马可·波罗始终无法理解。他把制造钱币的方法视为一种点金术，只要盖上某种特别的印章，一张平凡的纸就立刻变得与金银一样有价值。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这些看似势单力薄的纸页，实际上拥有统驭万物的法力，使财富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局限，又可以在具体的事物上落实。它的重是在人们心上。它用最简单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权威。
中国行用纸币，由来已久，汉有白鹿皮币，唐有飞钱，宋、金有交子，元代纸币，只是袭用宋、金之制。“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也就是说，钞票的发行，须以实物为根据，纸上的财富，与现实中的财富，形成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面值分别为：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面值分别为：二文、三文、五文……身份各异的钞票，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虚拟王国，疏而不漏地行使着它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马可·波罗把他对纸币的惊奇写进自己的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纸币的描述与《元史》完全吻合：“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至元通行宝钞”——纸上的文字，端正精致，至今清晰可认。一张元代钞票，与一张现代钞票几乎没有区别，上面的文字，多以汉文书写，辅以蒙文，除了币值，就是发行单位名称，只是防伪技术不尽如人意，作为补救，把惩罚措施，以较大字号，印在醒目位置——“伪造者处死”。在元朝初年，纸币被定为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金银币的流通被严格禁止。到14世纪，纸币才在伊斯兰诸国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纸币，也可以被认作蒙元时代中国人独有的国籍证明。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