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本地时间了。”
他愣了一下，说：
“我的表一直是本地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
“那多不方便！”
“也没什么，留着本地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
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十年了，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是强旺的火。我和他，只不过是凡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令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
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相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
“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
我们跟着他东抹西拐、大街小巷地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
忽然，一阵咖啡浓香袭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
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专心品咖啡，心无旁骛。
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为我们拿出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讶道：
“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哩！”
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骄矜，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
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如此吗？
原来连“物”也是如此自矜自重的，《庄子》中的良禽择木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慢了自己。古代的禅师每从喝茶喂粥去感悟众生，不知道罗马街头那端咖啡的侍者也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我多愿自己也是一份千研万磨后的香醇，并且被慎重地斟在一只洁白温暖的厚瓷杯里，带动一个美丽的清晨。
将来我们一起老 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
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
“我们是所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
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眼泪——从来没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因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埋首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不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度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间，在满山台湾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P24-27
自序：一部分的我
我不喜欢写小传，因为，我并不在那里面，再怎么写，也只能写出一部分的我。
一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叫白龙桥的地方，这地方我一岁离开后就没有再去过，但对它颇有好感。它有两件事令我着迷：其一是李清照住过此地；其二是它产一种美味的坚果，叫香榧子。
出生的年份是一九四一年，日子是三月二十九日。对这个生日，我也颇感自豪，因为这一天在台湾正逢节日，所以年年放假，令人有普天同庆的错觉。成年以后偶然发现这一天刚好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忌日，她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离家去自杀的，几天后才被发现，算来也就是三月底吧！
有幸在时间上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擦肩而过的我，有幸在李清照晚年小居的地方出生的我，能对自己期许多一点吗？
二
父亲叫张家闲，几代以来住在徐州东南乡二陈集，但在这以前，他们是从安徽小张庄搬去的，小张庄在一九八○年前后一度被联合国选为模范村。
母亲叫谢庆欧，安徽灵璧县人（但她自小住在双沟镇上），据说灵璧的钟馗像最灵。她是谢玄这一支传下的族人，这几年一直想回乡找家谱。家谱用三个大樟木箱装着，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因藏在壁中，得避一劫，不料五十年后却遭焚毁。一九九七年，母亲和我赴山东胶南，想打听一个叫喜鹊窝的地方，那里有个解家村（谢、解同源，解姓是因避祸而改的姓），她听她父亲说，几百年前，他们是从喜鹊窝搬过去的。
我们在胶南什么也找不着，姓解的人倒碰上几个。仲秋时节，有位解姓女子，家有一株柿子树，柿叶和柿子竞红。她强拉我们坐下，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好柿子不是“吃”的，而是“喝”的，连喝了两个柿子，不能忘记那艳红香馥的流霞。
家谱，是找不到了，胶南之行意外地拎着一包带壳的落花生回来，是解姓女子送的。吃完了花生，我把花生壳送去照相馆，用拷贝的方法制成了两个书签，就姑且用它记忆那光荣的姓氏吧！
三
我出身于中文系，受“国故派”的国学教育，看起来眼见着就会跟写作绝缘了。当年，在我之前，写作几乎是外文系的专利，不料在我之后，情况完全改观，中文系成了写作的主力。我大概算是个“玩阴的”改革分子，当年教授不许我们写白话文，我就乖乖地写文言文，就作旧诗，就填词，就度曲。谁怕谁啊，多读点旧文学怕什么，艺多不压身。那些玩意儿日后都成了我的新资源，都为我所用。
四
在台湾，有三个重要的文学大奖，中山文艺奖、台湾文艺奖、吴三连文学奖，前两项是官方的，后一项是民间的，我分别于一九六七年、一九八〇年和一九九七年获得。我的丈夫笑我有“得奖的习惯”。
但我真正难忘的却是“幼狮文艺”所颁给我的一项散文首奖。
台湾刚“解严”的时候，有位美国电视记者来访问作家的反应，不知怎么找上我，他问我“解严”了，是否写作上比较自由了？我说没有，我写作一向自由，如果有麻烦，那是编者的麻烦，
我自己从来不麻烦。唯一出事的是有次有个剧本遭禁演，剧本叫《自烹》，写的是易牙烹子献齐桓公的故事（此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上海演出），也不知那些天才审核员是怎样想的，他们大概认为这种昏君佞臣的戏少碰为妙，出了事他们准丢官。其实身为编剧，我对讽刺时政毫无兴趣，我想写的只是人性。
据说我的另外一出戏《和氏璧》在北京演出时，座中也有人泣下，因为卞和两度献璧、两度被刖足，刚好让观众产生共鸣。其实，天知道，我写戏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许多，我写的是春秋时代的酒杯啊！
五
我写杂文，是自己和别人都始料未及的事。躲在笔名背后喜怒笑骂真是十分快乐。有时听友人猜测报上新冒出来的这位可叵是何许人也，不免十分得意。
龙应台的《野火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的确有燎原功能，不过在《野火集》之前，我以桑科和可叵为笔名，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对威权进行挑战，算是一种闷烧吧！
六
我的职业是教书，我不打算以写作为职，想象中如果为了疗饥而去煮字真是凄惨。
我教两所学校，阳明大学和东吴大学。前者是所医科大学，后者是我的母校。我在阳明属于“通识教育中心”，在东吴属于中文系。
我的另一项职业是家庭主妇，生儿育女占掉我生命中最精华的岁月。如今他们一个在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读化学，一个在美国东岸纽约大学攻文学，我则是每周末从长途电话中坐听“美国西岸与东岸汇报”的骄傲母亲。（这篇文章是十几年前写的，现况是，他们皆已得到学位回台就业了。）
我的丈夫叫林治平，湖南人，是我东吴大学的同学。他后来考入政大外交研究所，他的同学因职务关系分布在全球，但他还是选择了在中原大学教书，并且义务性地办了一份杂志。杂志迄今持续了四十多年，也难为他了。
七
最近很流行一个名词叫“生涯规划”，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道理，无非是每隔几年换个名词唬人罢了！人生的事，其实只能走着瞧，像以下几件事，就完全不在我的规划掌控中： 1. 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
2. 我生为女子；
3. 我生为黄肤黑发的中国人；
4. 我因命运安排在台湾长大。
至于未来，我想也一样充满变数，我对命运采取不抵抗主义，反正，它也不曾对我太坏。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写什么，一切随缘吧！如果万一我知道我要写什么呢？知道了也不告诉你，哪有酿酒之人在酒未酿好之前就频频掀盖子示人的道理？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会跨步而行，或直奔，或趑趄，或彳亍，或一步一踬，或小伫观望，但至终，我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去。
《种种有情种种可爱》中张晓风用其温柔笔触描摹人世间的种种般般，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有厚得举不动的爱，有远得看不尽的生，也有近得摸不着的死。这是张晓风笔下的有情有味的世界。
《种种有情种种可爱》中有欢喜也有忧烦，有豁达也有焦灼，有开阔也有琐屑。有人世间的冷暖起伏，有生命所应有的刚刚好的温度，更有人生所能遇见的，最美好的相逢。
《种种有情种种可爱》中张晓风写生命的困顿，也写生命的喜悦，她说，“我喜、我悲、我贪恋、我舍弃”，她更如是说：“生命的厚礼，原来只赏赐给那些肯于一尝的人。”
近50年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入选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张晓风随笔典藏集。精选50年来张晓风笔下最温暖隽永的美文菁华。
张晓风的文字总是有种专属于女子的淡淡柔情，柔情中却处处透着那种仿佛知悉了世间所有秘密的理性，就算是生活里最普通的场景，也能让她品出人生。那些年让我们动心了一次又一次的美丽篇章和字句，首度以全彩插画的形式唯美呈现。
《种种有情种种可爱》中张晓风用其温柔笔触描摹人世间的种种般般，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有厚得举不动的爱，有远得看不尽的生，也有近得摸不着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