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秉正气腕下化清风——《乾坤正气·廉政文化读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成为中国大地上异常强劲的正义之波与民心之潮，其声势和影响。正如作家二月河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采访时所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置身这样的情势与氛围，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党和国家的廉政事业，自是应然之举；而与此同时，忙里偷闲，读一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和主题的文学作品或文化篇章，了解一下文学、文化与廉政建设的关系以及其发展脉络，则是件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事情。《乾坤正气·廉政文化读本》正是这样一本书籍。
纵观中国文学与文化史，反腐倡廉的主题源远流长。早在孕育《诗经》的时代，唱着“国风”的无名氏，就将统治者比作“贪而畏人”的大老鼠，进而发出“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反复咏叹。此后，《左传》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吕氏春秋》所谓“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孟子》所谓：“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都明显包含了倡廉戒贪，重义轻利的旨向。唐诗中多有忧患贪腐、呼唤廉洁之作。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从拒收张舍人所赠锦褥写起，一边抨击“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肥轻”的腐败现象，一边表达“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的内心感受，可谓激浊扬清，光明磊落。李商隐《咏史》有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不啻是对历代执政者的一记棒喝。元明清三代戏剧小说勃兴，从关汉卿到蒲松龄，诸多作家笔下的清官与贪官，无不凝聚了颂廉斥腐、善善恶恶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一些名声远播的公廉之士，在注重行为操守的同时，亦留下了若干抒怀言志的名篇佳句，如朱熹的“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包拯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于谦的“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等等，其诗心与人格相映生辉，相得益彰，委实难能可贵，感人至深。
历史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启蒙与救亡的交响中，赓续了反腐倡廉的主题。其中抨击贪腐的锋芒更是透过道德层面而进入制度领域。反腐倡廉主题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中，真正获得现代意义上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表达，还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斯时，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以富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让人民政权长治久安。而反腐倡廉，拒腐防变，正是党和国家实现这一目标和理想的根本举措，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恒久话题和重要内容。反映到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便是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感和高度人民性的反腐倡廉作品应运而生，且保持了常写常新、历久不衰的势头。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作家、学者立足于历史和时代提供的精神制高点，以崭新的目光和观念，来审视、思考和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和廉政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和人性现象，从而使这一领域的创作生态和文化景观，呈现出以往少有的生动与繁荣——柯岩、梁衡、王巨才、王宗仁、周涛、梁晓声、阎纲、王春瑜、柳萌、朱铁志、王开林等诸多散文杂文作家，或追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奉公的事迹，或探究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的举措和经验，或直面现实生活存在的贪腐现象与人性缺失，其高蹈睿智的主体精神，直接呼应和支持着当今的反腐倡廉事业。而张平、二月河、李存葆、马晓丽、唐浩明、王跃文、杨少衡、王昕朋等若干小说家，则立足各自擅长和熟悉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以真切的生活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包含反腐倡廉全部复杂性与严峻性的艺术画卷，堪称是对这一领域的审美烛照。所有这些作品，连同那些经过时光淘洗依旧光华熠熠的经典廉政篇章，共同构成了中国廉政文化的文学资源，它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反腐倡廉意识，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廉政建设，无疑具有潜移默化而又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田耒)
古耜，本名田耒，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大连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出版《荧灯下的心迹》等文艺评论集，主编《中国作家别解古典小说》等特色散文集20余种。
本书是一本有关廉政的散文选。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是“清风扑面”，以方志敏的《清贫》开篇，将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风骨置于读者眼前，堪称振聋发聩的一声巨响；第二辑是“忧思常在”，强调为官应居安思危、自律谨严；第三辑是“激浊扬清”，将舞会、情妇、小金库等污浊之处一一列出，并做强烈批判，旨在祛除腐败风气、倡导官员清廉的作风；第四辑是“他山攻错”，所选篇目集中列举清廉从政经验，作为他山之石。
回望延安
王巨才
一
那是一个奋发的年代，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多少次了，当我徜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大厅，脑海里总会回旋起这些炽热的思绪，心底总会涌动强烈的、难以遏止的感动。
不只是因为气壮山河的战争风云，也不只是大智大勇的雄韬伟略。让我感动并引以遐思的，往往是那些并不奇崛的寻常故事，那些飘落在岁月风尘中的历史散叶和历经时间淘洗总不磨损的民间记忆。
二
说起延安，人们自然会想到那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那几个遒劲的大字，是一个时代的传神之笔，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图腾。
苍茫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荒，解放区军民一度陷于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毛泽东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以致他不得不把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一严峻的问题提给全党。
朱德总司令则以愤慨的言辞痛切陈述抗日将士的处境：“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时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凭自然。”与此相印证的，是他那首气壮山河的诗篇：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巨大的困难没有吓倒“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随之实行的精兵简政，使革命再次转危为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毛泽东）。艰苦的条件也没有阻止一批批热血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延安的窑洞里，有人类最睿智、最深刻、最有远见的头脑。延安的山川间歌声不断，响彻乐观向上的旋律。
梁漱溟，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曾同毛泽东发生过激烈争论的著名学者，1938年和1946年曾两次访问延安。头一次，与毛有过八次亲切交谈。他在所写文章中对此次见所闻记述颇详，欣悦之情溢于腕下：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以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他对延安人际关系的平等、融洽倍加赞赏：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这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清贫的物质生活并不导致精神的矮化；豪车华屋，灯红酒绿，也无法疗补内心的颓废与空虚。
三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自强不息的固有品格，它的发扬光大，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力倡导，率先垂范，精心培育的结果。
毛泽东那张站在黄土院子里，面容清癯，目光凝聚，身穿补丁裤，双手前伸，向席地而坐的学员演讲的照片，早已珍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里，见者无不动容。但另一些故事也许并不为人们熟知。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以为是病了，正要询问，毛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萧劲光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泽东一听，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他们会说我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过了会儿，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绝不能搞特殊。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电视剧《毛岸英》的播出，已让这位年轻人热情似火、英姿勃发的光彩形象深入人心；舐犊情深，毛泽东失去爱子后痛哭失声的画面也使多少人潸然落泪。未被剧本采用的尚有另外的情节。毛岸英回到延安，先被安排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部队考虑到他在苏联呆的时间长，吃不惯小米、烩菜，便让他上了干部中灶，每顿两菜一汤，还有细粮。毛泽东知道后很快把岸英叫来，说岸英啊，你妹妹李讷一直就在大灶吃饭，你这么大了，还要提醒吗？毛岸英于是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在大灶用餐。
另有一次，美联社记者访问岸英，要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谈谈看法。稿子写成，岸英拿过来请父亲审看，不料毛泽东还没看完，便一把撕掉，严厉批评说：你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了解，有什么资格对外国记者发表意见！声色俱厉，不容置辩，看似无情，却命意深长，堪为镜鉴。至于岸英后来去农村锻炼，去工厂工作，去前线作战，显然都与父亲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现在已经成为广为传颂的佳话。
四
曹靖华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叫《忆当年，穿着细事切莫等闲看》，内容大抵是说在“衣帽取人”的旧时上海，衣着时髦光鲜的较之土气的，出门往往会受到格外礼待，被人高看一眼。想起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在纪念馆里的所见所闻，得到的是对这个标题的另外一种注解。
1940年，66岁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仅重庆的接待费用就安排了8万元，其中一次宴会花了800大洋。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如此铺张，陈嘉庚对这种奢侈应酬十分反感。后来他到延安，看到干部群众衣着简朴，情绪饱满，印象甚好。毛泽东在杨家岭宴请他，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因太旧，上面铺了几张报纸。饭菜是用自种的西红柿、豆角等做的，另外上了一例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不到两块钱。毛泽东说，我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我有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两相对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嘉庚情不禁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回到南洋，他还在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还激情洋溢地欢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那次访问，让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敬意和拥护，他给延安送了两辆小汽车。而这两辆小车的使用，说来也耐人深思，对我们看待和处理一个时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公车私用、公款消费、讲排场、耍阔气等恶劣风气或许有所启示。
小车送到延安，中央办公厅“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毛主席一辆，却遭到毛的拒绝，他提出的原则是，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在他一再坚持下，两辆车分别分给了朱德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五老”使用。一次，毛泽东去枣园开会，回来时马突然受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伤了手臂，朱总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车子让给毛主席，他仍“坚不从命”。毛后来也有了一辆“专车”，是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时才偶一使用。
像这样相互尊重、相互体恤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转战陕北的一天晚上，中央的几位领导还没来得及用晚饭，周恩来的警卫员端来一碗小米稀饭和两个馒头，说现在刚刚驻下，老百姓都睡了，饭铺也早关门了，好不容易买到两个馒头，同志们看你这些天越来越消瘦，就让我送来了。周恩来听罢，态度和蔼地说，我这不好好的么，现在最劳累、最辛苦的是毛主席，赶快给他送去！接过馒头，毛问，周副主席吃过了吗，警卫员含糊地说一声“吃了”。警卫员走后，毛泽东想到任弼时同志身体一直不好，便让工作人员趁热送过去。而任弼时，想到的是经常通宵达旦工作的周恩来……转来转去，馒头又回到周恩来跟前。最后，处事周到的周恩来“命令”警卫员将一个带回给弼时，另一个送主席。
三位领袖，两个馒头，一件小事，也许就蕴含了那个年代全党全军坚强团结、战无不胜的准确信息，却是离开大陆后的“委员长”痛定思痛时未必能想到的。
胸中秉正气，腕下化清风
《乾坤正气：廉政文化读本》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成为中国大地上异常强劲的正义之波与民心之潮，其声势和影响史无前例。正如作家二月河在接受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采访时所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置身这样的形势与氛围，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党和国家的廉政事业，自是应然之举；而与此同时，读一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和主题的文学作品，了解一下文学、文化与廉政建设的关系及其发展脉络，则是件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事情。
纵观中国文学与文化史，反腐倡廉的主题源远流长。早在孕育《诗经》的时代，唱着“国风”的无名氏，就将统治者比作“贪而畏人”的大老鼠，进而发出“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反复咏叹。此后，《左传》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吕氏春秋》所谓“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孟子》所谓“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都明显包含了倡廉戒贪、重义轻利的旨向。唐诗中多有忧患贪腐、呼唤廉洁之作。如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一诗，从拒收张舍人所赠锦褥写起，一边抨击“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肥轻”的腐败现象，一边表达“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的内心感受，可谓激浊扬清，光明磊落。李商隐《咏史》有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不啻是对历代执政者的一记棒喝。元明清三代戏剧小说勃兴，从关汉卿到蒲松龄，诸多作家笔下的清官与贪官，无不凝聚了颂廉斥腐，扬善惩恶的力量。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历史上一些名声远播的公廉之士，在注重行为操守的同时，亦留下了若干抒怀言志的名篇佳句，如朱熹的“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包拯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于谦的“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等等。其诗心与人格相映生辉，相得益彰，委实难能可贵，感人至深。
历史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启蒙与救亡的交响中，赓续了反腐倡廉的主题。其中抨击贪腐的锋芒更是透过道德领域而进入制度领域。林同济写于抗战岁月的《中饱与中国社会》，从多见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间人”——官吏的集体腐败说开去，不仅指出了由此而生的社会弊端，而且揭示了它赖以生成的文化心理原因，从而完成了对中国官僚体制的深层清理。蒋梦麟的《近代中国陋规制度》聚焦清代以降官场经济活动的潜规则，透过具体的腐败现象，道出了传统吏治包含的制度与道德的双重缺失。鲁迅以幽默而犀利的笔墨，鞭挞旧日官场的怪现状，一篇《谈金圣叹》抓住“流”与“坐”、“寇”与“官”作妙趣生发，以此昭告人们，在制度落后的情况下，“官”无异于“寇”；“流官”之害甚于“坐寇”，是一种常态。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为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而写，其中深入总结探讨了这场起义最终因为上层腐化、骄横懈怠而失败的沉痛教训。文章发表后，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和大力推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走向胜利时，戒骄戒躁，拒腐防变的重要教材。
当然，反腐倡廉主题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中，真正获得现代意义上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表达，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斯时，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以富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让人民政权长治久安；而反腐倡廉，拒腐防变，正是党和国家实现这一目标和理想的根本举措，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恒久话题和重要内容。反映到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便是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感和高度人民性的反腐倡廉作品应运而生，且保持了常写常新、历久不衰的势头。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作家、学者立足于历史和时代提供的精神制高点，以崭新的目光和观念来审视、思考和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和廉政问题，以及相关的人性和社会现象，从而使这一领域的创作生态和文化景观，呈现出以往少有的生动与繁荣——柯岩、梁衡、王巨才、王宗仁、周涛、梁晓声、阎纲、王春瑜、柳萌、朱铁志、王开林等诸多散文杂文作家，或追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奉公的事迹，或探究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的举措和经验，或直面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贪腐现象与人性缺失，其高蹈睿智的主体精神，直接呼应和支持着当今的反腐倡廉事业。而张平、二月河、李存葆、马晓丽、唐浩明、王跃文、杨少衡、王昕朋等若干小说家，则立足各自擅长和熟悉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以真切的生活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包含反腐倡廉复杂性与严峻性的艺术画卷，堪称是对这一领域的审美烛照。所有这些作品，连同那些经过时光淘洗依旧光华熠熠的经典廉政篇章，共同构成了中国廉政文化的文学资源，它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反腐倡廉意识，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廉政建设，无疑具有潜移默化但又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应中国言实出版社之邀，选编了这本《乾坤正气——廉政文化读本》，旨在为关心反腐倡廉事业的读者提供一点阅读的方便，同时也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一份别样教材。需要说明的是，限于容量，本书不得不舍弃了小说作品，而以篇幅较短的散文随笔杂文访谈为主，好在那些精彩的廉政小说在当下的书店里并不难找。
古 耜
2016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