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比过去坏在哪里？也许，在这痛苦与不安的世界上，它触发了最可怕的，也是无法医治的瘟疫。西方，太阳正当空照耀，城市在阳光里沐浴，可这里，白色的楼房被钉上了十字架，乌鸦们呼之而来，它们群起……

蔡晓滨的《大变局中的转折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作者以一个三十多年报人的职业敏感与素养，选取了上世纪40年代那些曾轰动一时或引发广泛争鸣的新闻事件。

《大变局中的转折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作者以一个三十多年报人的职业敏感与素养，选取了上世纪40年代那些曾轰动一时或引发广泛争鸣的新闻事件：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等等，从源头到其背后以及其造成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意义，对这些事件做了深刻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史实。

《大变局中的转折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的作者是蔡晓滨。

长河浪花(代序)

中原饥馑

访问延安

公债舞弊

东北劫掠

重庆谈判

沈崇事件

呼吁民主

长春之围

上海“打虎”

从细节看“大江大海1949”(代跋)

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300多万人。

上个世纪的中国，物产贫瘠，生活困顿，内忧外患，战乱不已，饥馑、瘟疫、天灾、人祸，本不是什么稀奇之事。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

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

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梁，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河南的老百姓对这场天灾人祸愤恨不已，称之为“水旱蝗汤”。

 《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I|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

 张高峰在通讯中写道：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竞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竞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剌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蹦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梁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其客观和公正。P6-8

像传说中的神灵撒豆成兵一样，历史老人将发生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关于人类和社会的事件，貌似不经心地撒在了这个星球的各个地方。事件和事件之间，看似互不关联，毫无瓜葛。若干年后，时空穿越了长长的隧道，蓦然回首，你会发现，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一条神秘莫测的纽带连接着。这些事件像标志一样立在那里，让我们回望来路时，有一种标定路径的感觉。事实上，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大变局的前奏或是历史行进的拐点，只是当时之人没有完全意识到罢了。

俄罗斯诗歌皇后阿赫玛托娃，生逢乱世，迭遭厄运，但她从来没有低下她那高傲的头颅，她自信而不屈地挺立着，以高贵的品质迎击着命运的挑战。她感动了以赛亚·伯林。伯林用哲学的语言描绘着对阿赫玛托娃的赞誉：“对个人良知绝对的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

早在1919年，阿赫玛托娃就陷入了对“好时代…‘坏时代”的深深质疑。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这个时代比过去坏在哪里？

也许，在这痛苦与不安的世界上

它触发了最可怕的、也是无法医治的瘟疫。

西方，太阳正当空照耀，

城市在阳光里沐浴，

可这里，白色的楼房被钉上了十字架，

乌鸦们呼之而来，

它们群起……

在阿赫玛托娃写下这样的诗句三十多年后，关于“好世界”与“坏世界”的诘问，同样提到了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的面前。梁济用他的全部思考和生命，拷问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这个世界会好吗？”嫉恶如仇的傅斯年对政府的毫无作为深感失望并痛恨不已，他从不掩饰对官僚的鄙视和对公正媒体的向往，他力劝他的老师胡适，“与其当官，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冯友兰书引《左传》之语，谓学生读书和从戎都是救国，只要做得好。“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

中国近代史的拐点，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那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时间之中。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战乱和动荡罹患的磨难、惊悸、恐慌、沉浮中苦挨岁月。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完全不能体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抑制不住怦然升腾的心跳，一掬辛酸泪，为我们的民族哭泣，为我们的人民哭泣……

一个政权的垮台，必定是天怨人怒的结果。“遭天谴”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恶劣政权和政府最大的蔑视和最狠毒的诅咒。国民党政府就是这样一个该遭天谴的政权。因为，在它执政的后期，它已经将自己集团的局部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它已经将它辖治的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不管不顾。

1942年，河南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饥饿而死的人民据说有300万之众。这一年，河南春旱，麦收不足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入秋又三月不雨，秋季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大旱之后飞蝗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荒芜；而沿黄各县夏季又遭河水溢堤，家陷汪洋；国民党河南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又以抗战之名，强征军粮，课税依然。河南人民沦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人民咬牙切齿，痛恨这“水旱蝗汤”几重灾难。能与“天灾”并列，这汤恩伯的“人祸”之恶，也算是史上有名了。而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的，居然是一位美国记者——白修德，从中折射出的许多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复兴建国热情高涨。没想到，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苏三巨头居然背着当事之国，协议决定苏军出兵东北，接收日伪资产。于是乎，强悍的苏联红军，大拆大卸，疯狂劫掠，成套成套的机器设备被运往苏联，甚至连沙发、家具也装车拉走，实在运不走的矿山、冶炼设备，就地炸毁，机器上的皮带也被剁成一段一段的。经此浩劫，素有中国现代工业范式的鞍山，不要说炼钢、发电，连一截铁丝、一颗铁钉也造不出来了。钢都成了废都。东北大地上，我们同胞姐妹所遭受的蹂躏、欺侮，更是难以出口……

重庆谈判将正剧演成了谐剧。双方都知道是在作秀，就压根儿没认真准备过台词和剧情。逢场作戏，顾左右而言他，让满怀期待的全国人民空欢喜了一场。研究重庆谈判的史料尺牍盈匣，枯燥乏味，倒是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日记及毛泽东与悠闲文人的诗词唱和，有几番弦外之韵。

1946年12月的平安之夜，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伍长皮尔逊，借着酒劲，居然在东长安街上强奸了北京大学先科班女学生沈崇，酿成了严重的政治与外交事件。起因其实简单，冲动性犯罪，依律依法惩处便是。偏偏那是个特殊时期，美军延长驻扎不得人心，调停国共内战成效不大。共产党又善于借题发挥，发动群众，遂有大规模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沈祟算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那一时期学生和知识界的各类抗议活动，也是后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群众运动的前奏。蒋介石有无雅量不得而知，蒋的手下之人倒是气愤不平，怒火中烧，才有中统的小特务们暗杀记者、教授、文人、学者的恶劣事件，其中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费巩、李公朴、闻～多命案。根据后来解密的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的档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美国治外法权的傲慢，二是美国程序法的严谨和一丝不苟。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后，每日早晚两课不辍，时常反躬自省。对属下，也尽量彬彬有礼，谦恭以待，遇到他最不满意之事，也常常只是板着个冷冰冰的面孔，不理不睬而巳。可人是高等动物，总有七情六欲，白天说不得，公开场合火不得，蒋介石就转向夜晚，面对日记，尽情发泄他的心头之恨、腹中之火。因而，仔细阅读蒋介石的日记，并查对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还真是蛮有趣味的一件事。1945年春夏之季，在得知孔祥熙借美金公债停发之际，低价私分、贪渎舞弊的事实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对孔祥熙的不满和憎恶，不但下定决心追回了全部被私分的国债，而且毅然“断腕”，免除了孔的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等一系列要职。“投鼠忌器”“首鼠两端”，是在不妨碍党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一旦底线被突破，危及了国本与政权，蒋介石是知道哪头轻哪头重的，姻亲也好，大舅哥也罢，都不能成为逃避惩处的借口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的日记和自述，给我们提供了破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关系的新路径。

“访问延安”和“呼吁民主”，本质上说是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和统战艺术。“访问延安”一章所依据的蓝本主要是当年赵超构的那本小册子《延安一月》；“呼吁民主”重点参考的是十几年前的那本老书《历史的回声一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两方面的内容，傅国涌先生和戴晴女士都有很好的见解，我只是更条理、更系统地勾勒出了它们的过程和发展脉络，有兴趣的读者可耐着洼子读下去，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林彪的能打和善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中是出了名的，可他二打长春时，居然是围而不打，整整困了长春半年之久。一座死城，演绎了人间地狱的生活万象：柏油马路被掀开种麦子，青苗刚出土就被塞进嘴里，强行冲卡外逃的百姓被捆绑、吊打，甚至枪杀，长春最惨的居民区，成户成户地饿毙而死，国民党军官有钱有粮，再不济的兵头也成了香饽饽，30多岁的连长居然娶得起三房老婆；年近60的老处长也“梨树压海棠”，迎娶17岁的高中女生。长春城内外，阴阳天隔，明知无法通邮，也要尽情倾诉，那一麻袋一麻袋写给父母、妻儿、兄妹、同学的信函，凝血泪，诉真情，令人不忍卒读。林彪是用这种最残酷的围城之法，一雪他两年前被孙立人撵着屁股仓皇北逃的尴尬。在饿死了十几万老百姓、饿晕了国民党60军的将士们之后，这个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为一口饱饭而弃城投降。林彪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拿下了长春。破城之目，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走在死寂的长春街道上，看到马路两旁饿死的百姓，流着泪说：“我们打仗是为解放老百姓。老百姓都饿死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无用书生王云五发起的币制改革，大约是压垮国民党这头巨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百病缠身，千疮百孔的国民党政权，本该偃旗息鼓，乖乖倒下身去，寿终正寝。不甘落寞的王云五偏偏要在最后一刻搞什么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这轰轰烈烈的一场闹剧，算是国民党政权出逃大陆前的一出壮丽的挽歌。只是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却将“挽歌”当做了中兴之剧认真地演了下去。尤其是年轻气盛的蒋经国，亲赴上海出任经济管理大员，举棒打老虎，顺便拍苍蝇，拘捕商人，抄没豪门，闹得满城风雨，风声鹤唳。在严控了七十多天物价之后，终因后继乏力，日用、生活物资供给不济，无奈放弃限价，市场价格全面崩盘，以致物价一日数涨，到手的薪水不马上花出去，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上海的市民，背着一麻袋纸币去排队购买一卷手纸。蒋经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悲苦不能自巳，烧文件，烧信函，甚至还烧掉了宴会的请柬。属下问他：“为什么烧请柬？”蒋经国回答：“亡国了，还请什么客？”

自此后，一叶扁舟下东南，梦里依稀大陆情。

学者熊培云在推荐美国记者哈伯斯塔姆的巨著《媒介与权势》时，说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天黑道晚安。”熊培云的意思，许多社会学中的核心问题，如民主宪政、新闻自由、公民权利、法制公平等等，就像天黑道晚安一样自然和顺畅。在这些事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本不该大费周章，尽管顺其自然就好。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有直行，有曲折，有回旋，有坎坷，其中的拐点和转向更是数不胜数。

2011年春于青岛海边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在海峡彼岸出版时，当时想，龙应台的书近年来在大陆都出了简体字版，应该也会出简体字版的。但很快就得知，说龙应台的这本书，很难出大陆版了，即便删节也不行。因为无法删节。这样一来，便起了好奇心，尽管我对龙应台的著作并非热衷。书友说，在淘宝网上能够买到，便拜托书友在淘宝网上代购一册，但很快就得知，不允许了。后来收到一位学者朋友群发的邮件，附件是《大江大海1 949》的电子版。于是，便打印了一册，并自己装订了一本厚厚的自制本。

读完《大江大海1949》也就理解何以不能在大陆出版，尽管在我看来并没有啥问题，当然，在那些执掌图书出版终审大权的“权威”人士来说，书中的许多提法显然是不能通过出版门槛的。龙应台以此书向失败者致敬，在给国共两党的1 949年唱挽歌，更是献给国民党流亡老兵坟墓上的一首挽歌。在我看来，她是想以一首挽歌来抚平那一代人心灵上的哀伤，来替历史翻过那一页血染的诉说。其中她书中提到的几个片段让我意绪难平：东北战场上残酷的长春围困和青岛的一位19岁少年在国军撤退时被抓兵去了台湾，后来成了一位诗人。诗人回忆他当年在青岛郊区田家村家里的情景，家门口就是山坡，他印象里母亲的记忆，等等。读到这些文字，对于从小就生长在青岛的我来说，情绪复杂，像是在读“邻家”兄长的故事，尤其是，当时作为郊区的田家村，现在早巳经消逝在鳞次栉比的繁华城区了，只有田家村这个地名还留在公交车站牌上和社区名称上了。

而长春围困更是让我涌起记忆的波澜，关于长春围困，我少年时代的记忆是一部黑白电影《兵临城下》，其实这是一部老电影，“文革”后又重新上演，记得我是在暑假里去看的这部电影，电影讲述的是当年长春围困时起义的国民党的第六十军，作为正面起义部队的将领，曾军长是正面人物，而让我觉得亲近的是，在家里我已经听到太多关于这位曾军长当年在长春率军起义的故事：因为我的大姐夫当时是一名海军普通军官，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首长就是这位曾军长的公子。这部老电影重新上演时，在家里听大姐夫谈当年六十军的故事，之所以起义，是因为他们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最后忍无可忍，在解放军的正面包围下，毅然投入到革命的阵营来……

而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工作以后，所受到的关于中国现代史国共内战的第一堂现身说法的课，就是长春围困：当时我为海洋地质专家苍树溪先生担任助手，他刚在英国剑桥大学结束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工作回到青岛，在我们参加的每周例行的政治学习讨论会上，谈到一切以市场经济为主时，谈到科研要为市场服务时，刚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回来的苍先生常常情绪激动地谈到当年的长春围困，至今他当时慷慨激昂的样子还历历在目：“你知道什么是饥饿吗？你知道在没有粮食的时候你手里再有钱也没用吗？你看到路边的人走着走着眼看着倒下再也起不来吗？你知道不知道，你手里就是拿着金条也换不来一个苞米面窝头吗？！……”苍先生在讨论时，最后往往要归结到他童年时代经历的长春围困。出生于1938年的苍先生，谈起1948年的长春围困，他童年的记忆是终生难忘的，他的父亲是早年留学德国的农学博士，也就是说在国民党控制下的长春，苍先生的父亲属于上流人士，但即便如此，长春围困造成的大饥饿也成了苍先生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成了他一生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自制了一本《大江大海1949》，这个帖子被香港的一位友人看到了，知道我对此书有兴趣，结果她邮寄来了一册台湾版的原书，说她已经看完了，送给我。读原版书当然和读打印本的感觉不同。之后，友人又邮寄了一本书，说你看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不能不再看看这一本。这就是李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看李敖的这本与龙应台针锋相对的书，实话说，并不欣赏李敖骂人的风格，有活好好说，何必要骂人呢？但是，不能不佩服李敖的引用文献和史料的本领。这点上，他比龙应台访问当事人的材料还要丰富和深刻，用李敖的话说，龙应台访问的人物大多是小人物，且对史料文献掌握的不够，而李敖提供的文献史料，许多都是第一手的日记和回忆。其中有几个片段也是深深吸引了我：同样也是关于长春围困，也是关于青岛。

关于长春围困就不说了，龙应台强调的是长时间围困所造成的灾难，李敖强调的是何以长春被长时间的围困，孰是孰非，一枚硬币的两面，绝非我辈所能妄加判断。我想说的是，对于长春围困，今日来看，都是民族的悲剧，都是当时生活于其中的芸芸众生的苦难，苍先生是幸运的，他度过了饥饿的围困；但他又是不幸的，直到他的老年，童年的那一幕饥饿的烙印一直不能忘怀。即便到了今天，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苍先生，谈起长春围困，仍说他不需要看别人的文字，他自己的记忆就足够了。当年国军开入长春的时候，那些一身美式军装的青年军官是多少年轻女学生梦想中的白马王子；谁能料想，曾几何时，天翻地覆，兵败如山倒，连级和连级以上军官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多少年轻女学生的命运随之在1949年后的大陆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家属。

记得80年代末，苍老师曾收到一封来信，给我们看。当时对我的震惊很大，来信是用毛笔写的，非常工整，一笔漂亮的小楷。内容是写已办理退休回到长春的。苍老师说，这位老先生当年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一位中尉，大学毕业，抗战时从军。到长春时是排长，围困期间，被晋升为副连长，后来又成了代理连长。结果长春解放后，因为够到了连级，就被划入了历史反革命，若是排级，就没有事了。围困前刚刚结婚，新娘是苍老师家邻居的女儿，高中刚毕业。50年代，这位中尉和他的新娘被发配到新疆，一直到80年代，才落实政策，办理了退休。

李敖在书中提到的青岛，有两点让我震惊，一是青岛的国军撤退时，许多姑娘在码头上苦等，只要有人带她们上船，不管是当姨太太还是、r鬟，都甘心情愿；再一个就是他引用的雷震日记里的内容，当时青岛的国军师长刘安琪将320余位“主和分子”丢进了大海，这是1949年5月6日的事情；而到了6月2日，就是解放军进入青岛的日期，那一天被定为青岛解放日。2009年青岛解放60年纪念时，我曾参与在我们《青岛日报》上做纪念专刊，其中主要是借助于青岛档案馆的历史档案，若不是看到电报原文的复制件，谁能想到，当年解放青岛的电报命令，居然是出自毛泽东的亲笔起草，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驱敌退却，并非歼灭，就是说让国军从海上逃离，并非让部队攻城消灭国军，其考虑是出于不让城市毁于战火。而刘安琪让至今的青岛人还能记起的，是从档案里发现，当年这位山东籍的刘司令，在撤退时并没下达在城市实施爆炸破坏的命令。

近些年来，关于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民国题材的书越来越多，关于民国文人的书，往往会提及30年代抗战爆发前的“黄金时代”，即便以青岛为例，谈起青岛的文化，往往让我们挂在嘴边的是30年代居留青岛的那些现代文人如老舍、沈从文、梁实秋……尤其是当年的市长沈鸿烈，更成了怀旧的历史风景。但这一切最后往往会归结于一个疑问：何以国共内战的结局是国军兵败如山倒，“大江大海”的1949年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的“残山剩水”败退台湾岛？也许是从小受到的红色历史教育，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成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蒋家王朝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物极必反，历史的言说便有了另外的一面。“怀旧”成了一种态度的表达，也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充溢其中的感性色彩无疑能够打开我的阅读；同样，李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中那些史料的引证和当事人经历的挖掘，也从海峡彼岸验证了何以蒋家王朝走向失败，尽管李敖的语言充满了霸气，但不能不赞叹他掌握史料和引用证据的丰富，尤其是他利用大陆出版的“史料”上的那种“虔信”态度，让人不能不想，如果李敖当年留在了大陆，他还能以如此的“左翼”言词来批评龙应台吗？

读完李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我又从书架上取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两本书细细比对，能感受到海峡彼岸的他们对“大江大海”的情感和态度。龙应台和李敖都生活在海峡彼岸，他们的“大江大海1949'’不管是如何的不同，在我眼里都是彼岸给出的解释和答案。阅读他们的书都让我有了情感的震撼和对“大江大海1949”的重新的解读，尽管对他们的一些言词我有着不同的感受，但温故而知新，这也正是阅读的力量所在。

两本书放回书架，我的阅读依然没有离开“大江大海1949”，这就是蔡晓滨的《大变局中的转折点》，这是他刚刚完成的一部书稿，副题“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蔡晓滨是一个职业报人，此书也是他继《中国报人》之后，对“民国”历史的又一次解读，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多年报人生活的新闻记者，他以职业的敏感和素养，选取了40年代的那些曾轰动一时或引起广泛争鸣的新闻事件，对这些新闻事件做深入的剖析，从现象本身，到现象的背后，到现象发生的源头，到现象造成的影响，到现象对历史进程的意义……譬如龙应台和李敖都浓墨重彩的“长春围困”，蔡晓滨从史料出发，既有主流的史料，也有民间的遗存，如当年围城里未能邮寄出的家书，等等，从琐细的史料，还原当年国共双方在长春围困时的真相。其实，对于40年代的这些新闻事件，如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等等，逐一寻根究底，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新闻事件的背后，无须再言，也就知晓了“大江大海1949”的历史结局。

青岛日报社所在的大楼，其旧址是当年国共内战时期的美国水兵俱乐部，当然现在的这栋花岗岩大楼，已经没有丝毫往昔的迹象了，唯一没变的是眼前的海湾，从蔡晓滨作为报社总编辑所在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海湾景色旖旎，栈桥伸展在海面上，栈桥尽头的回澜阁重叠的飞檐在蓝天的衬托下依然如新，这还是当年民国时代作为青岛特别市市长的沈鸿烈主政时期的建设，也早已成了青岛的标志性景观。当年，国军撤退时，最后撤离的兵舰就是从这里起锚的。涛声依旧，但历史早已翻过了一页，“大江大海1949”离开我们巳遥远，但却又似乎近在咫尺就在眼前。

2011年5月5日于《青岛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