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Nicholas A.Basbanes)《坚忍与刚毅——西方图书世界的人、史、地》(Patience＆Fortitude:The Roving Chronlcle of Book People，Book Places,andBook Culture，2001)一书分为“序曲”、“藏书之人”、“藏书之地”和“尾声”四部分。从内容上看，各部分之间，乃至各章之间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其中，第一、第二部分主要围绕“爱书之人”这一主题展开，而第三、第四部分重点讲述“藏书之地”，即图书馆。

本册为《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

“坚忍”和“刚毅”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两座石狮的名字，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最严酷的日子里，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总会在星期日晚间的广播里，用这两个词来鼓舞市民们熬过一个个黎明前的黑夜，迎接明天的曙光。《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中，无数的藏书家、书商和图书馆人凭着“坚忍”与“刚毅”，在保存书籍文化的传承上成就了不朽的功绩。

《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作者巴斯贝恩为我们讲述的便是这些“为了书籍的人”，有博德利、贝萨里翁、蒙田、马基雅维里、哥伦布之子斐迪南，还有藏书三万册的翁贝托·埃柯、布克奖得主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此外，还有多名从事古旧书和珍本书交易的资深书商。他们爱书、藏书、护书，经年不休，矢志不移。对他们来说，书是孩子，是亲密爱人，甚至是生命。

致谢

序言

第一部分 序曲

 第一章 永恒的生命

 第二章 幸运

第二部分 爱书之人

 第三章 从疯狂中返回

 第四章 辉煌的不合时宜

 第五章 爱书人群像

 第六章 猎人和采集人

 第七章 许多年

注释

译名对照表

编后记

科恩做生意很机敏，每天晚上书店都开门到十点，这样就吸引了一批稳定的顾客，有图书馆员、书商，还有家住市外的买书人。他把赚得的每一分钱都用于重新投资，增购书籍。他假想有钱人大都有丰富的藏书，便在社会名流名单上查阅，给每个人都寄去广告明信片，渐渐建立了有利的联系。他写道：他“多么喜欢在方圆150英里的范围内为私人收藏者送货上门”，总是争取在早晨九点就到达目的地。“后来，我的女儿们都长大了，她们减轻了我的工作压力，我就不用清早上路了。”陪他买货送货的是他的妻子，她成了个“空间工程师”，学会了利用旅行车的每一寸缝隙来放书。有一次买完书回到市内，科恩突然停车，“结果是后座上的书像瀑布一样倾泻到我们的肩上膝上，堵住了前面的车门，我们被卡在座位上几乎无法动弹”。好不容易把书一本又一本移到了路边，“总算给了一次经验教训，最后是哈哈大笑”。

科恩愿意走遍各地去获得“新货”，这就必然提高了书店的水平，不久后就该搬家了。“我不再喜欢第四大道了，我的货物质量越来越好，于是我怀念起第五十九街。”那是他度过学徒时代的地方。1933年他向北迁移，在新店门口筑了一座“门廊”作为商业标志。“我建了它，可以在前门外放上书架，陈列一千多册书以及其他印刷品，晚上关起铁门加以保护。它效果很好，当时纽约还没有哪家书店有这样的东西，据我所知现在也没有。”现在，书籍仍然在门外这样陈列着，大约有600册。

1935年，科恩买进了一批“没有特殊好处的杂书”，在为这些书标价时，却发现了三十本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儿童书籍，在扉页上有莎拉‘德拉诺(Sarah Delano)的签名。她的儿子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担任美国总统，第一届的任期刚刚过去了一半。“我想罗斯福总统也许会喜欢这些书，就给他寄到白宫去了。”罗斯福也是个爱书的人，是纽约格罗里尔图书俱乐部的会员。他很快写了一封热情的回信，长达两页，回忆了儿时的趣事——在他母亲膝上蹦跳等。

科恩谈了许多“四处奔走的书癖经历”，其中有一些足以消遣的故事。有一次，他和过去在麦迪逊书店当学徒时的师傅希弗林(A.B.Shiffrin)同时应邀去一位老人家中。老人藏书极佳，共三千多册，其中有许多重要的稀有初版书，还有不少名人亲自签名的信件；他希望把这些珍品卖给两人中出价最高的一位。但是他们两人不愿意互相竞争，宁可商量一个合理的价钱先把书买下来，再谈怎样瓜分这些材料。“我的同行和我一样，都急于把书买下来。可是，当书已经装上卡车以后，却碰到了问题。这样种类繁多的图书、信件、印刷品，根本不可能分为等价的两份。于是我们就决定用抛硬币的办法——谁赢了就拿走全部收藏品。然而，只抛一次硬币，我们又觉得太刺激了；我建议抛三次，三局两胜。希弗林赢了第一次，我赢了第二次，仍然还是最后一次定案。他赢了第三次。”但是，科恩对书的真正热情这时又插了进来，“我感到自己一定要得到这些东西，我给了他一大笔赚头，最后让司机把书运回了我的阿戈西书店”。

有一次获得藏书的风险最大：他和另一位书商应邀为伊利诺依州一个小城镇医生的医学图书出价，书的主人不久前刚去世。藏书的目录达到100页，给他们印象很深，因此他们出价1.5万美元购买这些书。收到同意这笔买卖的电报后，第二天两人便乘长途火车前往伊利诺依。他们被领进一座楼房第三层的宽大图书室，见到的藏书远远超过了先前的想像。惟一的问题是，处理遗产的律师前天才热情同意这笔买卖，现在却变卦不干了。“我们反复说已经收到了同意的电报，走了遥远的路程，打算执行我们这一方的承诺”，但是律师什么都听不进去。P163-164

奥托·贝特曼博士(Dr.Otto Bettmann)滔滔不绝地谈了几小时，详细地回忆1935年他怎样从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狂魔爪中逃了出来，怎样在美国建立了新生活，成为现代通讯工具的一位卓越的革新者。已经到了中午，该休息一下了。这位92岁的传奇人物，几十年来以“图片人”著称的老者清脆地拍拍手掌，高兴地说道：“行了，你们一定饿坏了，大家吃点午饭吧。”

贝特曼博士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影像资料库，把各种照片供应给书籍设计师、杂志发行人、报纸编辑、广告代理商、电视制片人，因此获得了国际声誉。他具有多方面的兴趣，还非常擅于讲述；他写过不少书谈论各种消费品，谈起文字的伟大力量更是精彩动听。他又是技术高超的音乐家，长于演奏巴赫的作品。我们从他的书房出来时，我请求他为我和我妻子在客厅的小风琴上弹奏点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坐到琴键前，弹起了巴赫大师的一段美妙的小步舞曲。

后来，在佛罗里达州比奇菲尔德海岸离他家不远的一家海鲜餐馆，贝特曼博士又详细向我们解释了他为什么热爱巴赫(他和巴赫的家乡同在德国莱比锡)：“巴赫总是把我们带回到起点。我深信，上帝把他派遣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一点儿秩序。贝多芬从来不做这类事情，他出发以后就飞速地进入了外层空间。巴赫可不一样，局限在自己创作的乐曲范围之内，抓住一个主题不放，一切都在奇妙的秩序之中。”

我们坐了好一会儿享用午饭，愉快地用面包屑满足几只停在餐馆外面的桌上肆无忌惮的燕雀乞食。贝特曼博士又重新拾起刚才放下的话题：“上帝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做什么呢？他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我从巴赫写的一切里感到这种秩序。他开始一个主题，加以发展，前后音质相同，精神相同。主题向前进，上升变化为各种形式，但总是回到出发的起点。”

我与奥托·贝特曼相会，触发点是1995年10月《纽约时报》头版登载的一篇长文。新闻标题是：“影像档案被微软的亿万富翁盖茨收购”。这是微软公司董事局主席威廉·H.盖茨三世(William.H.Gates Ⅲ)的又一项壮举。盖茨是华盛顿州贝尔维的私营科尔比公司所有人，这个公司进行了收购谈判，据说是一项“数百万美元的交易”。由于购买了贝特曼的档案，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用来运作计算机系统的软件供应商将获得充足的原始材料，也变成电子图像的主要供应商。盖茨还会增购其他资料。到2000年，科尔比公司将掌握超过六千万张图片。

盖茨获得的资料中包括贝特曼档案库于1990年从国际联合通讯社和路透社购买的1150万张新闻图片。《纽约时报》的文章旁边登载了几张样品：棒球大王迪玛吉奥(Joe：DiMaggio)亲吻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亮出他标志性的V字手势表示胜利，一只垂耳狗倾听RCA留声机声音的经典图片。图片将要经过扫描，转变为数字化图像，在国际互联网上供应给各方的商业客户。

在这场大买卖的激动气氛中，人们对奥托·贝特曼的关注都很有限。他是来到美国的犹太移民，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建这项档案了。上世纪每个时期的大事都对他的生活与世界观发生过深刻影响。《纽约时报》还在不重要的地方刊登了消息的附识，标题是“从一个观点到1600万张图像”。文章记述了世界最大的图片档案怎样从一个人的收藏中产生：“收集图片者奥托·贝特曼生于1903年，出身于莱比锡的富裕家庭。父亲是矫形外科医生，把对书籍的热爱也传给了儿子。奥托早在十二岁时就在家里的字纸篓中搜寻积累医学图表了。”

虽然这篇人物介绍写得很简短，但贝特曼博士一生的主要经历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在本书里想探讨的问题：知识的传授与保存，信息储藏方式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对阅读和印刷文字的无比尊重。贝特曼接受过历史学的陶冶，曾在柏林的普鲁士国家美术图书馆担任珍本书的保管员。他首创使用一种新发明——用35毫米莱卡照相机来拍摄德国国家藏品里的手稿。国家社会党掌权以后，把犹太人从重要岗位上清除下来，他就逃到美国。随身携带两大旅行袋，里面装有25000张图像，许多是他自己拍摄的胶卷底片。尽管他一生中拍摄了千万张图像，但贝特曼始终坚信书籍在文明社会中占有首要地位。就我而言，《纽约时报》里最好的消息是他还健康地活着，住在佛罗里达，和过去一样头脑清楚。我们在电话里互相认识了，几周以后见面，进行了两天难忘的交谈。

“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认为一画抵千言，但我并不同意，”他在第二次会晤快结束时这样说，“我认为一词抵千图。图片是作为过去的信息来到我们面前的，但是“没有一幅图片可以说是我真正所爱、感到满足的，因为它总是表面的东西，缺少充足的内涵，非常肤浅，只有阅读才使你深入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书籍的力量。”

两年多一点儿以后，正在我动笔写这篇序言的那一天，消息从佛罗里达传来，同样登在《纽约时报》上，说奥托·贝特曼博士因肾功能衰竭在博卡‘拉同医院逝世，享年94岁，还说他是“图片宝库”的创建人，“宝库的资料已渗透了美国文化”。几星期前，我们还交换过信件，相约在佛罗里达再次见面；他说将“像亲人相聚一样愉快”，令我万分欣喜。现在会见再也不可能了，但是这位文雅之士在1996年对我谈到巴赫，说他在混乱中建立了秩序，总是不断回归到起点，是个艺术天才……这些话永远在我心中产生共鸣。

从我的研究工作开始，我就想在爱书人、藏书地以及书籍文化的编年史发展中寻求某种延续不断的东西；历史画面当然是不停地变化的，但是它必然要回归到哲学的本原。我在十五年前就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企图记录下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占有和流传某种事物的热情：这个事物就叫“书”；我要记录下人们怎样千方百计把我们历史、传统、文学的碎片保存下来。我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文雅的疯狂》，主要谈的是收藏图书的激情。在本书中，书被尊奉为一种象征，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 de Bury)在《书之爱》(Philobiblon)中称之为“思想的天赐食粮”；这本书继续研究书籍文化的综合概念，重点讲述为书籍文化献身者的经历与思想——不论他们是图书馆员、读者、作家、学者、制书人、书商、编目员、保管员、档案员，还是收藏家；讲述书籍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我考察的题目也包括“书是怎样构成的？”不论它是刻字的花岗石板，是刻上楔形文字的烘烤泥板，是纸草手卷，是棕榈叶上抄写的文字，是尖笔在羊皮纸上写的文字，是金属版面在纸上印出的文字，是激光扫描的光盘，还是把数据载入微小芯片上，再用银幕显示出来。然而我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书籍传递知识的作用上。

在大萧条最严酷的日子里，纽约市喋喋不休的市长拉瓜地亚(Fiorello La Guardia)总爱用一个激动人心的词语来结束他星期日晚间的广播讲话，为的是鼓舞听众熬过尚未见到曙光的黑夜。这位被人称为、“小花”的市长常用的词语——“坚忍”与“刚毅”，确实在市民中间敲响了希望的乐音，使这两个词成为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门前两头石狮子的非正式名称。自1911年起，这两头用田纳西粉色大理石雕成的狮子就威武地把守在第五大道图书馆的门外。不论它们是向外护卫着知识，还是向内猎取知识，在我看来，它们的形象都代表着本书的主旨。

我在旅行采访中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当我的笔记超过千页的时候，愈来愈清楚的是，我必须把这些材料写成两本书，而不是一本。因此，《坚忍与刚毅》特别关注我遇到的人物和地点，讲述其中无比有趣的故事；下一部著作《文字的辉煌：变化世界里书的永恒》(A Splendor of Letters:ThePermanence of Books in an Impermanent World)则集中讨论有关的问题，并用故事来阐明问题。

诗人麦克利希(Archibald Macleish)担任过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1940年，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他写道：“书这个词有两层含义”，最基本的含义是“由某种物质材料构成的”制品，然而，更重要的含义则是“一种智力的对象，由各种材料或不用任何材料构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平衡与结构存在”于人们的心中。麦克利希强调：物质的书“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密码，通过这种密码，智力的书才能从一个人的心中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心中。智力的书永远是一种想像的结构，它一度悬浮于半牛皮装帧对开本的十分字版面之上，后来又悬浮于其他的书页和版面之上，甚至用的是其他语言”。这种想法出现在电脑这个词进入我们日常生活之前，是半个世纪前写出的，在今天却显得更加重要，它指导着我的各项研究工作。比将来的书籍形态更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保存已有的书籍。我们今天面临着挽救数百万册“易碎书籍”的艰难任务，这些书印在酸性纸上，正在加速腐朽。更艰难的问题是怎样保证电子数据资料长寿，它的产生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但它比印刷书更不能持久。

如果要在这些书页里遇见英雄人物，他们就是书的供应者和保管者。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说：“刚过去的不过是序曲。”这句话我曾在《文雅的疯狂》中多次使用，现在又用在《坚忍与刚毅》中。我不可能访遍自古以来地球上所有的重要藏书地点，事实上很多地方已不复存在了。但是选择几处许多世纪以来发挥关键作用的图书馆去访问致敬，讲述那里卓越人物的故事，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查阅文献资料，我在下列地点做了繁重的工作：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Boston Athenatum)，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马萨诸塞州沃瑟斯特的圣十字架学院(the College ofthe Holy Cross)狄南德图书馆(Dinand Library)，伍斯特克拉克大学戈达德图书馆(Goddard Library)，还有伍斯特的美国古物学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所有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常常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珍贵宝物。我的研究工作常常得到电脑的协助，这是十年前无法享受的。虽然现代化的技术能节省大量时问，但我的讲述总是要求我见到实物和地点，要求我面对面地采访主要人物。

在我完成写作计划的亲身体验中，有一件事最能显示本书的主旨。这件事发生在1995年4月——我可以把它描述为神灵显现。那时我正在完成《文雅的疯狂》写作中的若干悬而未决的事项。为我修改文字的编辑向我提出一堆问题，我正忙于回答，以便书能按期出版。我需要确证弗兰克·西季威克(Frank Sidgwick)所编三卷本《佩皮斯图书馆描述书目》(A Descrootive(7atalogue D厂the Pepys Library)中的某一个细节，该书1914年出版于英格兰。我使用那套书的材料是英国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佩皮斯图书馆馆长卢凯特博士(DL Richard Luckett)给我的一张照片，具体说是第二卷的序言，讨论1703年佩皮斯遗嘱的附言，那遗嘱把历史上最不寻常的遗赠给了图书馆。我不曾读到原书，需要从书的版权页上获得更多出版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复杂，但是我必须核对一些事实，才能把这个重要版本列入我的参考书目中。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过去从来不曾叫我失望，此后也不曾叫我失望，但他们只有佩皮斯书目1825年版以及1978年版，没有1914年版。我到第二个地方——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寻找，也没有好运气。失望之余，我打电话去找在英国的卢凯特博士，他又离开度假去了。最后我决定去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那是美国的卓越藏书所在地之一，著名的研究型图书馆，始建于1807年。

在那里，我不但在地下藏书库的一个遥远书架上找到了那套精美考究的三卷本，而且发现它还处于原始状态，书页没有裁开，经过这么多年，显然还无人阅读过。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还没有使用扫描设备来出借图书，当我在前台签名借这套书的时候，我发现书后借书卡片上是一片空白，证明它还是第一次离开图书馆。“81年了。”我摇着头大声说，心中既感谢又觉得奇怪。办理出借手续的馆员，白发苍苍的詹姆斯·菲尼(James P.Feeney)用眼睛瞪着我，问道：“你知道他们为谁买的这套书吗？”他停顿了一下，说：“巴斯贝恩先生，是为你买的。”平静地说完以后，他又接着工作去了。

他不曾说——也用不着说的是：他的前辈把书买来以后搁置了将近一百年，为的就是将来某一天某个人也许需要读到它。幸运得很，在我之前无人借出此书，并未成为抛弃它的理由。有一阵子，许多别处的图书馆风行缩减库存空间、紧缩经费、改订规则，这里却没有照办。仿佛有一只集体的手——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彼特拉克，罗伯特·科顿(Robert Cotton)，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e of Sweden)，托马斯·杰弗逊，阿瑟-阿方索·索姆贝格(Arthut。Alfonso Schomburg)——每一位世界智慧的暂时保管者都伸出手来，穿过时光的激流漩涡，把这套宝贵的书送到了我的手中。这是一个实现信念的行动。我们是他们的继承人，对于第三个千禧年的读者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Nicholas A.Basbanes)《坚忍与刚毅——西方图书世界的人、史、地》(Patience＆Fortitude:The Roving Chronlcle of Book People，Book Places,and Book Culture，2001)一书分为“序曲”、“藏书之人”、“藏书之地”和“尾声”四部分。从内容上看，各部分之间，乃至各章之间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其中，第一、第二部分主要围绕“爱书之人”这一主题展开，而第三、第四部分重点讲述“藏书之地”，即图书馆。因此我们将此书分为两册出版，书名分别是《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和《永恒的图书馆——坚忍与刚毅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