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摩擦”带来“大调整”，“大调整”带来“大变局”。“大摩擦”是逆全球化，“大调整”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重塑，其结果就是“大变局”。这种“大变局”并不是通过事先的人为制度设计好的，而是需要通过全球重要的经济体积极参与这种大变革，在分歧与合作的行动中逐步实现这个“大变局”。“俱乐部化”、“关税对等”、“技术贸易的稀缺”构成了“大变局”内生竞争性的三个主要特征。
美国发起的经济全球化重塑的本质是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政治化，世界经济存在被割裂成不同贸易和投资集团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实行更高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是破解美国以“盟友”或者“血缘”关系圈定的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唯一方法。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加大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的底气，为了延长此轮美国经济景气周期的长度，延缓美联储加息成为特朗普政府宏观政策的要点。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采取“工资上涨（有利于消费）+低油价（降低通胀）’’的政策组合来减缓通胀压力。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将处于中低位运行。
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幅度的下降，意味着2019年新兴市场的境况要好于2018年。对外围国家来说，在美联储处于加息通道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远不如财政政策的作用，“双税收”（企业税负和关税）竞争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赤字经济成为“时尚”。
走经济的内外平衡发展道路是世界经济的大势所趋，但特朗普靠贸易摩擦不可能彻底解决美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问题。美国限制和阻碍技术贸易，技术扩散的稀缺性在增加。
特朗普采取“先破后立”的策略来重塑经济全球化，将对世界贸易和投资者产生负面影响，世界贸易会继续处于较低增速阶段，“大平庸”周期会延展。

王晋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资本市场和开放宏观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国内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宝钢优秀教师奖”、教育部高校科研论文奖。2010年始，担任中组部司局级干部培训大讲堂教员。本自选集研究了开放宏观经济学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金融的若干问题。

内容摘要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世界经济面临的“大冲突
一 竞争的冲突，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引发了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式的焦虑
二 发展方式和发展规则的冲突：美国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己主导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三章 走向新的不平衡的“大调整
一 美国外部不平衡将持续，世界经济将在不平衡中继续前行
二 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等逆全球化措施，割裂了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
三 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一定的改变，发展内部需求成为所有经济体面临的重要问题，且外部调整都会带来一定的成本
四 国际货币体系很难发生巨变，美元主导、欧元追随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结算体系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国际货币体系也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
五 美国期望通过“去外国FDI”和美国企业资金回流来达到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实现制造业本地化的双重目的
六 所有经济体都将面临公司所得税和关税的内外“双税”竞争局面，降低税率成为各国政府增加本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时尚手段
第四章 “大调整”背景下的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一 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速度和力度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
二 全球经济将面临金融周期的冲击，金融周期成为世界经济动荡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
三 内部债务的增长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普遍的债务压力，去杠杆的过程无疑会加大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四 贸易摩擦将导致经济全球化的重塑，一个“破与立”的进程中，既有的全球分工的价值链会发生变化，全球增长极和贸易增长也会下滑
第五章 长期增长视角下的世界经济
一 发达经济体潜在GDP出现了下滑，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内生性原因之一
二 全球贸易局势的动荡将降低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
第六章 “大变局”及其思考
一 尽最大努力避免中美之间竞争关系的恶化
二 更大程度地拥抱经济全球化是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理性选择
三 此轮经济全球化的重塑进程也是竞争模式全面重塑的过程，包含着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
四 美元体系很难发生巨变，美元体系的过度弹性依然是世界经济动荡的根源之一
五 美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和对外政策成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最大根源
六 在“大平庸”周期延展的背景下，内外部平衡发展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七 在全球处于超级债务周期的时期，谁率先解决了过度的债务问题，谁就获得经济发展的稳健动力
八 宏观调控要具有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双周期”的思维方式
九 未来一段时期大宗商品出口国或许会再次出现“资源诅咒”现象
附录 特朗普贸易摩擦时间表
附表一 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进口损害了美国工业
附表二 钢铁和铝成为国家安全威胁
附表三 技术、知识产权（IP）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附表四 汽车威胁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