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编选的第五本“文史年选”，本书的编辑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要么有新的材料，要么有新的见识。

本书精选了60余篇2009年度中国文史佳作，有口述历史，有其人其事，有往事沧桑、民国人物等等。历史就是一面多棱镜，或是一座重峦叠嶂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要识得其真面貌，惟有远近高低看。本书是一些历史的碎片，为20世纪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的文本。

本书精选了《直立行走的水——痛悼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大姐》、《储安平的婚姻悲剧》、《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经历》、《南宋十五条的处境》、《二战台籍日军沉浮录》、《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周作人的悖兄与叛国》等60余篇2009年度中国文史佳作。

本书的编辑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要么有新的材料，要么有新的见识。

向继东前吾

口述历史

 周艾若/口述李菁/整理我的父亲周扬

 房文斋我为林昭拍了张照片

 王蒙/口述 朱慧憬/采访整理 1949--1959：必须快乐的青春

 张贤亮/口述 朱慧憬/采访整理 1959--1969：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

 周孜仁 我在大巴山区搞“四清”

 朱正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

 李冰封 洞庭湖畔十年小记

其人其事

 董少东 “潜伏者”阎又文

 童诒和 卧底冯亦代

 林晰 直立行走的水——痛悼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大姐

 苗振亚 看章乃器如何做人

 蔡登山 储安平的婚姻悲剧

 郭芙秀 张国焘：从“学运领袖”到“反共强人”

 邓宏顺 向培良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何蜀 吴宓日记中的李源澄之死

 陈远 吴晗：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刘若南 李作鹏：人已逝，谜未解

 陈为人 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经历

 陈章 话说“四人帮”余党马天水

 王万然 于会泳的悲剧人生

往事沧桑

 李恩柱 南宋十五条的处境

 郭老学徒 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

 黄波 长沙抢米：一百年前的群体性事件

 张华 二战台籍日军沉浮录

 朱鸿召 想当年，边区善待“外来工”

 胡平 1946-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

 邵燕祥 一封1949年的旧信

 韩三洲 历史学家的革命回忆录——读《流逝的岁月》札记

 周筱赞 舒芜：大时代的小人物

 徐庆全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

 王志龙 北平战与和：彭泽湘两封密信影响了毛泽东

 韩三洲 谁先唱响了《东方红》

 丁 东 法捷耶夫参加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舒云 中国外援往事

民国人物

 胡文辉 不以胜败论陈炯明

 李杨 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

 杨天石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

 高华 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

 王彬彬 沈定一的向右转与瞿杨之结合

 智效民 “长袍先生”张澜

 张耀杰 周作人的悖兄与叛国

 魏得胜 原本的刘文典

文史杂俎

 林毓生 认识“五四”、认同“五四”——迟到的纪念

 傅国涌 回眸“五四”90年

 范泓清末：立宪还是革命?

 洪振快 晚清中国首富为什么想移民美国

 汪秀枝 在邻居劝说下留学美国的詹天佑

 刘诚龙 容闳：思想的忠臣

 曾彦修 “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

 谢泳 今天我们如何处理史料(外二题)

 欧阳哲生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何以成为年谱中的经典

 李非 台湾土改的启示

域外嘹望

 雷 颐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蓝英年 俄罗斯为末代沙皇恢复名誉

 述弢 苏联历史上的“贝利亚现象”

 孔田 平通过谈判的革命：波兰的转型之路

 林达 另一个“圣雄”甘地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南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三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致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两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活，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父亲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到达延安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后来成为全国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在哈尔滨工作，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就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学习，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介入到现实政治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P4-6

这是我编选的第五本“文史年选”了。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尘世里，做一件事，并且一做就是五年，无论对编者、责编和出版社，谁都不容易啊。冷暖甘苦，惟我自知。

本书的编辑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要么有新的材料，要么有新的见识。

我们无力改写历史，但我们总在尽可能恢复历史记忆。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在自己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条件下，就极尽所能地支援“世界革命”。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这些被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拉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一些国家的援助要求。如1960年，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据统计，从1954年起，中国仅向阿尔巴尼亚援助折合人民币就达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这些都写在舒云的《中国援外往事》里，读者自可一阅。也许读后会让你反思：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啊？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其人其事”一辑，收录了章诒和的《卧底冯亦代》和董少东的《潜伏者阎又文》。作者都是写“卧底”，不同的是前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卧底”，在个人道德上可能不是很高尚，你有权争取减轻对自己的处罚，但不能给自己“要好”或朋友设陷阱；后者则是潜伏到敌对力量的内部，搜集情报，以打倒敌手，这在道义上都是无懈可击的。两相对照，阎又文是功臣，而冯亦代是什么？说得好听一点，尽管不是冯先生个人的责任，但他能说自己干净吗？章乃器那时面对高压，他说了句让人难忘的话：“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冯二人相比，真是云泥之别。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张华的《二战台籍日军沉浮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本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揭开了二战期间台湾籍日军的尘封往事。当年，有20万台湾青年“志愿”加入日军，但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身份，因此日本初期并不让台湾民众当军人，只是作为“军属、军夫”对待。按照日军中“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真的比犬马都不如。战后统计，台籍曰军有三万多人战死，可没有抚恤金。经过多年诉讼，直到1988年日本政府才决定给二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籍兵，每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而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

还有几篇文章也是很值得一提的。韩三洲的《历史学家的革命回忆录》，其实就是读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读书札记。李新是中共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2004年去世，该书是2008年11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找来李新的原著读。胡平的《1946—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和李非的《台湾土改的启示》，虽没放在同一辑里，但连起来读，确实能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述弢的《苏联历史上的“贝利亚现象”》，其实是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贝利亚。在我们印象里，贝利亚曾是斯大林的红人，1938年至1953年他屠杀了无数苏联人民，制造了许多冤案。读了述瞍的文章才知道，其实贝利亚也是要改革的，他有许多新政设想，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写这篇小文时，我在网上搜索，《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得不少网友留言。有位叫“间歇性瞎掰”的网友说，此书编得“通俗但不流俗”。一位来自美国的almadenreader的网友在当当网留言说：“第一次买《中国文史精华年选》，看了觉得很好，准备买其它年的。”北京有位叫“知我者书也”的网友，他(她)在2008年4月17日的留言中说：“这套书值得购买。我购买了三本，从2005年到2007年的中国文史精华年选。编辑向继东的眼光还是不错的，虽然里面……文章尚局限于体制内，但整体来说，以客观求实为准，值得阅读，也值得购买。当然，还有一些好文章没有被收录在内，但我想，这不是向继东的眼光问题。一旦被收录，很可能这本书也出不来了。建议诸位购买，我本人的藏书绝大多数是历史书籍，尤其是近代史，相信我的眼光，也相信向继东。”

说实话，读到这样的留言，当然欣慰。我这里引出，是“王婆卖瓜”，犹如江湖郎中大厅悬挂的“妙手回春”之类；但这也确实让我感到，真正知我者，读者上帝也！

2009年12月13日

于长沙冬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