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君，1972年6月生。本名李小军，江西莲花人。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第五、六届副主席，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1991年开始发表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散文》《十月》《钟山》《天涯》《大家》等，逾二百万字。已出版散文集《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时光镜像》《梅花南北路》《昼与夜的边缘》《寻梦婺源》《暮色春秋》等。《梅花南北路》是该文集之一。

吉安是尊孔孟道学问之地，读书人无不视道德文章为人生归旨。无论是宋儒，还是王阳明，他们的思想，都在此得到广泛的传扬，深刻的播种。李晓君编著的《梅花南北路》用散文的形式，描绘了一系列吉安知识分子的形象，其中有文天祥、欧阳修、王阳明、罗大经等，以此探寻古人的内心信仰和精神生活。

前言

梅花南北路

醉翁记

鹤林

从南溪流去的长河

雪狂

方以智：儒释之间

硕儒罗钦顺

一个人的城市

罗洪先行状

青原山居图

书院鹭洲

窑火的隐喻

面具江南

喊船

后记

梅花南北路

江南的春天，总是喧闹而妩媚。这妩媚之处的种种，已为历代文人写尽。春风杨柳、舞榭亭台、丝竹欢宴，如骈体骊歌的散文，具有纸醉金迷的性质。春天在吉安，却是苍茫和寂静的。苍茫里，有一分质朴、古澹和刚健；寂静中，有杜鹃啼血的喑哑、无告和悲凉。

富田的春天，时序的脚步似乎来得更早些。当长江以北正享受春阳的温馨时，这里大约快人夏了。高耸错杂的樟树、丝柏，连绵无序的祠堂，黄尘飞扬的村路，篱笆歪斜、蓬勃但杂乱的作物，晾衣篙上短褐穿结的旧裳，是可以见到的寻常景象。村民们，喜欢挽腿赤脚（露出紫红色的踝骨），立于道旁，肩挑手提，面相古朴，神色忧虑而冷静，仿佛山里打游击的战士。

明代《吉安府志》说：“庐陵县古称大邑”，“俗尚儒学，敬老尊贤，豪杰之士喜宾客，重然诺，轻货财”。“文章节义”历来被概括为吉安的精神气质。

又一年清明，我和朋友去拜谒文墓。文墓在富田东南二十里的鹜湖大坑虎形山，坐东朝西，左右两山，山下一条清流。墓地是文天祥年轻时游玩到此看中的。墓穴左右两侧小山如虎足伸于前方，坟墓所在的虎头高昂，墓冢建在虎的鼻尖，有一种威武之气。据说此处风水甚佳。

法国作家加缪写过一篇散文《反与正》：一个独身女人利用姐姐留下的遗产给自己挖了个墓，并常常去察看和走进墓穴体验（这是她唯一的外出和仅有的消遣）。这则短文当时给我极大震撼——一个女人静观，而另一个人在挖墓，加缪从中看到一种深刻的荒谬性。文天祥当年和邓光荐——他也是《文丞相传》和《文天祥墓志铭》的作者，到此游玩，年纪轻轻就选定墓地，在过去不算稀奇。这两个故事有相似处，然而又大不同。加缪冷峻的笔下拷问存在的荒谬，文天祥则不乏道家返归自然的本真和澄净。

那天从吉安城出发时，艳阳高照，快到墓地，天色忽然一变，一阵骤雨突至，雨水“噗噗”地溅起泥地上的灰尘，一种悲意似乎也荡漾开来。文山小学的师生早已列队如仪——给文公扫墓，是每年清明固定的仪式。这一小小的举动饱含着很大的敬意。当幼稚的童声整齐地诵读《正气歌》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圣感和寂静感，此时此景，让人无法不感动。

春夏之交，已显示闷热的迹象。人夜，窗外市声不绝于耳，如同河面上的波浪，飘远又送近。不眠中，翻看《文山诗选注》（青原区人大肖韶光先生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夜色和市声渐渐在诗句中消融，眼前出现一条模糊的古道。

据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年编修的《文氏通谱》和同治五年（1866年）编修的《富田文氏族谱》记载，文天祥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文时。文时字春元，成都人，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时带兵打仗镇守江西，娶吉州永新一位通判女儿为妻。后晋石敬瑭攻灭后唐，文时不愿归附，便在丈人家——永新北乡钱市坑东上陂，过起了隐居生活。文时下传第八世叫正中，因爱富田山水明秀，从庐陵县永和镇迁居顺化乡富田寨。正中再往下传第五代，便到文天祥父亲文仪这一辈。文仪是个地主，终生不仕，人称“有德君子”。他好藏书，喜欢竹，将书房叫作“竹居”。宋代刻板印书流行，庐陵、临川带更是刻书业发达。文时的书房“竹居”藏书如山，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兵战、医卜（文天祥自幼好风水术），应有尽有。文天祥是家中长子，自幼受到器重。文时管教甚严，每晚灯前日课，“小失睡，即示颜色。虽盛寒暑，不纵检束”。到二十岁，文时送他到白鹭洲书院师从欧阳守道。文天祥这样评价老师，“先生之学，如布帛菽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守道先生治学之实，对文天祥影响甚大。

一年后，文天祥高中状元。大弟文璧也榜上有名。三弟文霆若不是一月份病亡，一门三进士是完全可能的。

殿试那天，文天祥带病上阵，却早早交卷，足见他胸有成竹、下笔如有神。

据《宋史·文天祥传》，宋理宗在集英殿召见进士，文天祥第一个出场。在皇帝和众人眼中，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这个一表人才的进士无疑增加了皇帝的好感。此前他的卷子列为第七名，待宋理宗亲自阅览后，钦点为状元。拆开试卷，见名字“文天祥”，皇帝心情大好，认为是天降祥瑞之意。宋瑞之名遂不胫而走。

文天祥中状元第四天就传来父亲病亡的消息。老先生不知是因为承受不了这份巨大的喜悦，还是本就病人膏肓努力支撑到捷报传来才安心瞑目，也是不可知的。未曾授予官位，文天祥便匆匆回乡丁忧。丁忧期满后，有人劝他写信给宰相，谋个职位，被他拒绝了。趋炎附势，不符合他的性格。P1－3

当我将目光投向少年时代负笈就学的小城——吉安，我的内心涌起亲切而温暖的泉流。多年后，重返旧地，去拜谒文天祥墓，我被墓园森整的气象所震慑。年少时忽略的东西，在此刻凸显了它的庄严。墓地，是文天祥年轻时亲自选好的。畏死之心，人皆有之，但既找到生命的归依之地，人便可安心地过活。这也是国人“向死而生”的一种态度吧。传统中国人，是今日中国人事必争先恐后的老师。他们甚至早早就为垂髫小儿选定媳妇——没有比这更着急的事了。我想，多半是生存的压力带来的——死亡，仿佛夏天的乌云，随时会光临头顶。文天祥其实也是“畏死”的，然而他又不怕死，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能抵消他“畏死”之心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礼记·王制》说：“高山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即不同的地域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习俗文化。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这渐渐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常识。吉安——过去也叫庐陵，地属长江以南，这片赣中土地，尽享了造物主的各种优待：开阔的盆地，丰饶的河流，湿润的气候，充沛的雨量——是一方繁衍生息的乐土。南方的诸种特征，如细致、柔软、妩媚、精巧、繁复等等，按理来说，应成为吉安风物和文化的应有之义，然而，这里的文化和民风却历来以“劲直澹朴”而著称。直率、刚正、重名节尊义气、轻屈服黜耻辱，是吉安人的性格和精神。因而，地处江南的吉安，其实是有些北方气概的。

吉安是尊孔孟道学问之地，读书人无不视道德文章为人生归旨。无论是宋儒，还是阳明子——他们的思想，都在此得到最广泛的传扬，最深刻的播种。若要找一个最能反映传统中国的形象，吉安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人的生活，总而言之，可说是“晴耕雨读”，但吉安，却升华为“文章节义”，显然超拔出一个高度来。孔孟以来诉诸心性的道德信念，在吉安最广泛的知识群体中得到强有力的回应。当我试图在史料、文献的边缘，在庐陵的乡野行走、曼歌和舞蹈——并由此进入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自然，庐陵文化，不单单是那些声誉卓著的人物，也包含着自然山川、文化遗迹和民风民俗。

有人说，诗歌是面对神祗和天空，散文则面对人群和大地。此话大抵不错。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也说：“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因而，最适合走进历史文化深处的文体，是散文。散文是一个生命的容器，装载着人类精神生活最直接的语言汁液；散文的形式与我们生命中的感觉、情感和理智相伴随。

苏轼评价吉安人欧阳修的散文说：“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人翕然师尊之。”当欧翁一扫五代文风和西昆体的颓靡，而为开一代文风的师尊，其舍我其谁的气概和才气纵横的风姿，至今都让人感佩和敬慕。

有幸作为欧阳修、文天祥等先贤的邑人，却无意攀折他们的光辉。这些巨大的身影，在文学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其价值和意义却并不完全在文学中。如同文学里固然有世道人心，但世道人心也并不尽在文学里。历史的回声，在今天的广场轰鸣。而听之者，感受不尽相同。当今时代，红尘滚滚。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今这个时代一样，既光怪陆离又生气勃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究竟是怎样？恐怕只能让后人评说。

当我举起庐陵往事的酒杯，一些滋味，早已上心头。

两年前，我刚刚完成一本考察小镇社会的集子，自然，不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我无这方面的训练。我试图以散文的方式，去呈现曾经生活过的某南方小镇的面貌，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信仰和精神，以及乡村经济与政治。一如既往，书的完成并未使最初写作的冲动，得到完全的满足。在一种无所事事而又稍感迷茫的情况下，开始了本书的构思。之所以去写这本书，源自我内心深处自小就有的英雄情结。在我进入四十岁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起来。一种文化的忧患和关切，近些年来渐渐成为我最感兴味的话题。我当然知道，一种既往文化的凋敝和远逝，自有其内在与外部的因由。但并不意味着陈旧的便是腐朽的，甚至不明就里地扣上可怕的帽子。而观察今日，反而觉得前人的文化自觉，足以使我们这些后人感到羞耻。人自然不必回到过去，但对古人的景慕和感同身受的体认，使我坚定地相信，一种文化的积累和流传，若没有得到其后续族群的认同，势必将进人海德格尔所说的“对存在的遗忘”这样一种境况中。

以我对文学的热情，从最开始投身缪斯的怀抱，在诗歌的夜空下吟唱和歌咏，之后投身到非虚构文体的写作，本以为自己也可以朝向虚构文本，去编织富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故事。在这方面，我一再地被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所打动。他的小说，梦与现实的交错，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个体与民族的弥合，伤痛与欢欣的撕扯，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极具艺术感的呈现。这是我理想中的文本。然而，到今天我发现，我越是向往这样一种文本，越是在非虚构的路上越走越远。近年来对思想和文化的关注，更是将试图张开的虚构的翅膀，死命地按压在写实主义的腋下。很遗憾，我们这辈人，普遍缺少中国哲学的基本教育，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在一个与此关联度不大的课堂上，有幸听到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师讲授几堂中国哲学课，唤醒了沉睡在我心底的作为“中国人”的意识。此后才开始对孔孟以来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有所关注。这也为我进一步偏离一度想从事的虚构文体的创作找到了说辞。

本书的写作，对我而言，仅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即对童年就有的英雄情结和近年来对文化思想关注的一个小结。文天祥等人，自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是文人救国的典型，其悲剧意味极为浓烈。但其果敢和坚持的力量，其信念的坚实和精神深处的自信，却不是一般的武夫所具备的。而文天祥式的人物，在古代可谓比比皆是（那在崖山海战中，选择投海自沉的最后十万抵抗者，都有文天祥的精神），换句话说，古代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和道德系统。“明道救世”，基本可以成为所有读书人的共通理想。这样的文化信念和道德信仰，在吉安这个地方，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这也是本书选择吉安，作为探寻古人内心信仰和精神生活的最直接的动因。我无意去指摘今日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的颓靡之气，无疑，我也是身处其中的一个。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文气质和思想潮流，有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我内心的愿望来说，我是希求社会的每个个体，不仅仅只是个物质动物、欲望的奴仆、浅薄的消费时代的狂欢者，而能有些自己的精神生活，来自于传统和教化的美德，和稍微独立的不随波逐流的趣味。一句话，就是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个人性。这个要求不过分，但其实难度很大。近百年前，鲁迅就痛感国人病痼已久，而批判国民性，但其开出的药方不可谓不极端。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对于这个个性鲜明的作家来说，其实也是有可商榷之处的。但其呐喊和呼唤的意义，到今天还是有效的。

因此，也可以说，对每一个体人格的关注，与对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关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的背后，有其文化分裂和精神断层的原因。每一个碎片化、孤立化的个人，除了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外，也与其传统文明式微，共同价值系统崩塌不无关系。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文化的消沉和文明的冲突，“复兴”的声音也多次在历史的旷野中出现，也多次返古出新，绽放出新的生命力。而在今天，复兴中国文化传统，已经不仅仅是知识人的意识，更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和治国路径。这对民族和家国，是个机遇。

倘若人能不死（这无疑是荒唐的），所谓历史充其量只是人的真实的记忆而已。百年之后，正是新的生命循环不已的开始，而历史便是这一代代人自己创造、编制和改写的故事。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古人，因而对于历史的了解，便更多地借助于书籍。书籍还原了历史，但可能也遮蔽了更真实的历史。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中说：“认为世界无限的人忘了书籍可能的数目是有限的。我不揣冒昧地为这个老问题提出一个答案：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假如一个永恒的旅人从任何方向穿过去，几世纪后他便将发现同样的书籍会以同样的无序进行重复（重复后便成了有序：宇宙秩序）”——我将之引用于此，作为本书的结尾并向这位老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