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敏校注的《甲行日注/明清小品》为《叶天寥四种》之一，是明亡后叶绍袁所写的一部日记，起乙酉秋，止戊子九月。这部日记逐日记述了明亡后作者隐迹于苏南、浙西山中三年多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国破家亡的悲痛感情。凡清军进占后的残酷镇压，抗清志士的赴难不屈，地方官绅的屈膝献媚以及流亡生活的贫困凄清，都于日记中清晰可见。同时，它也反映了明末士大夫中流行一时的逃禅风气。

叶绍袁，天启五年（1625）进士，任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官至工部主事。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祸国，以母老为由告归，隐居汾湖，与妻沈宜修及诸子女歌咏唱酬为乐，坚不出仕。妻子沈宜修是副都御使沈琉之女，两人育有八子五女。其后，叶母、女叶小鸾、叶纨纨及妻沈宜修相继去世，绍袁日益幽忧憔悴。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在国破家亡的打击下，虽仰慕吴易反清壮举，却无勇气参加，携三子出走杭州遁入空门，名木弗，号栗庵，毕敏校注的《甲行日注/明清小品》正是在这个时期所写，从1645年一直记录到1648年天寥先生圆寂。《甲行日注》也是叶绍袁生命最后四年行踪、心迹历程的详尽记录。该日注字里行间浸透亡国之恨，抑郁沉痛，令人不忍卒读。后又迁居浙江省平湖外婆家，辑明末死节诸臣一书，书尚未编完，即伤感而逝。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附录

 窈闻

 续窈闻

 亡室沈安人传

 沈宜修：季女琼章传

甲申旧京警跸之后，即当枕戈洒泣，鞠旅北征，君志胆薪，臣希种蠡，上报先帝之仇，下慰中原之望。而天渝不敬，泄然方蹶，则扼长淮要险，祖述晋宋，俾板荡馀民，不至左衽，幸尔。乃镇帅交攻，苍灵涂炭，奸臣窃柄，权贿熏天，胡羯乘衅而生心焉，噬脐何及之有?

乙酉弘光改元，正月朔旦，余草莽臣，不敢问国家大事，只为吾郡筮之。遇丰之复，九四：丰其荪，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日：丰其荪，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余怃然日：夷主，得无夷狄之主乎?大明方再启运，而象日幽不明，何也?倘夷人乱华，胡马南牧之兆乎?震九四，纳甲庚午，在乾九四，即壬午，恐当在五月耳(甲申五月，庚午建也，乙酉五月，壬午)。复六四，中行独复，固也，其如遇何?

迨五月九日，虏讧京口，六月四日至郡，犹夏至中气也(初八日小暑)。亡何，有钱唐公之难，余以婚姻孔云，几中于祸。朱子夏趣余为天目游。余念昭代大烈，远轶千古，必无胡人一驾，反掌易之。况吾邑忠义，首冠江以南，秉袍执戟之士，云蒸霞蔚，何氛之不靖?而儿辈鼓厉，宗族负堠，义旅招徕，草泽闻风兴起者，倾心恐后，又山左宋王谢李诸进士，左萝石夫人(左名懋第，死节)，楚中傅尚书(名淑训)，各乘鄂君青翰之舟，家丁百馀，柘弓女分矢，红鍪绣袷，载其珍奁宝笥，翠鬟金粉，卜居湖上，栖止庐舍。方以桃源避秦，可忘汉晋，岂仅旄头毳旃，不问诸水滨也。魏太子南皮之游，褚太傅银辚之夕，实两阅月矣。

洎八月十三日，山左诸君，睹秋风而起感，瞄故国以生悲，遂俱别去。余时酬应初息，杜门为幸，而二十一日，翕訾之徒，煽虏南下，二师皆溃(吴日生、沈君晦)。虏势大张，益骄愤吾邑，甚有不如其令者，引颈而比屋修也，士大夫遂推纷以媚焉。余叹日：“郭景纯有言，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韦元成诗日：“谁能忍寻，寄之我颜。”臣子分固当死；世受国家恩，当死；读圣贤书，又当死。虽然，死亦难言之，姑从其易者，续骆丞楼观沧海句耳。御匣朝开，郊坛夜集，固我让皇帝君臣家法也。于是决计游方外以遁，时八月二十四日也。

二十五日，甲辰。微雨。四更起栉沐，告家庙辞之。同子世俭(云期)、世侗(开期)、世倌(星期)、世任(弓期)往圆通庵。三幼孙藏之他所，冀存一线。长名舒崇，六岁；次舒徽，四岁；又次舒嶷，二岁。庵主达元留余，且再观去就。

二十六日，乙巳。大雨。以两先人及亡妇子女遗像七轴、家谱一帙、诰敕六轴、余诗文杂著八本、《午梦堂集》六本授达元，为护藏之。他日天心厌乱，返我故服，彭咸旧都之居，孙绰《遂初》之赋，亦未可知。至晚，严甥仲日来(名祗敬，文靖公曾孙)云：“我亦拜辞老母偕往矣。”母即余姊，贤智识大体，谓甥日：“尔非名宰辅子孙乎?若去一丝发为虏，即日在我前，我死目亦不瞑。汝若全去发为僧，天涯海角，我心亦安。”遂同宿庵中。有浪船人张安曾，贷余十金，以备樯帆，五六年矣。顷六月，亦弃舟去，不知何往。是日，忽冒雨来见，泣涕悉其苦状，袖出十金偿焉，藉为萍踪之助。小人好义如此，故识之。

二十七日，丙午。雨。晓起理装。家人辈至庵中拜别，余日：“此行也，若幸中兴有期，则归来相见亦有日。不然，从此永诀矣。两幼主室家之好未完(倌、任未婚)，岂不痛心。然留之事虏，必不可，我亦无可奈何耳。三孙不及见其长大，幸为我善视之。踞湖山先陇松楸，幸念之毋忘。闻虏令遁不降者，籍人。不腆数亩与环堵之室，不暇计矣。

P1-3

《甲行日注》八卷，明末叶绍袁撰。

叶绍袁，字仲韶，别号天寥，江苏吴江人，生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卒于清顺治四年(1648)，为天启进士。历任南京武学教授、国子监助教、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祸国，弃官隐居。他早负才名，妻沈宜修及三女并有文华，多互相唱和之作，后辑为《午梦堂集》十卷，吴中盛称佳话。季女小鸾(琼章)声名尤著，不幸早死，叶氏因有《窈闻》《续窈闻》之作。乙酉(1645)清军进占苏州，地方人士吴易、沈君晦领导的抗清义师失败，他就带了儿子弃家为僧，释名木拂，自号粟庵，暗中仍与义师保持联系，直至在空山荒刹中贫病而死，传世有《叶天寥四种》及诗集《秦斋怨》。

《甲行日注》为《叶天寥四种》之一，是明亡后叶绍袁所写的一部日记，起乙酉秋，止戊子(1648)九月。因作者于乙酉年八月二十五日(甲辰)出行为僧，遂取《楚辞》“甲之朝吾以行”句，名日记日“甲行”。

这部日记逐日记述了明亡后作者隐迹于苏南、浙西山中三年多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国破家亡的悲痛感情。凡清军进占后的残酷镇压，抗清志士的赴难不屈，地方官绅的屈膝献媚以及流亡生活的贫困凄清，都于日记中清晰可见。同时，它也反映了明末士大夫中流行一时的逃禅风气。

叶绍袁是当时江南的著名文士，文笔很好。《甲行日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文采，无论记事、写景或抒情，都以简洁清丽的笔墨出之，显得隽永多姿，不愧为晚明小品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甲行日注》现存道光年刊《荆驼逸史》本，光绪石印本，民国三年刘氏校刻《嘉业堂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现据《嘉业堂丛书》本，参校他本，标点付印。对于点校中的讹误，希望读者能予以指正。

毕敏

趁《甲行日注》出版之便，我们把叶绍袁悼念幼女小鸾(琼章)和妻沈宜修(宛君)的三篇文字，以及沈宜修《季女琼章传》一篇一并刊行。《甲行日注》表现的是国恨，其悼念妻女之文表现的则是家愁。自古才人，每多不幸。此固由于他们的神经纤维本来纤弱，易于感伤；亦因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每易和现实脱节，所以穷愁潦倒，别恨离愁也就容易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但文思才情亦往往因此陶铸以成，则不幸也者，实亦可谓为他们的(也许更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了。

不同境界的人，自有不同的幸福观。《亡室沈安人传》云：“自赋归来，仅仅征藉数亩之人，君或典钗枇佐之。人既甚罕，典更几何?日且益罄，则挑灯夜坐，共诵鲍明远《愁苦行》，以为笑乐。诸子大者与论文，小者读杜少陵诗，琅琅可听。两女时以韵语作问遗……君语我日：‘慎勿忧贫，世间福已享尽，暂将贫字与造化藉手作缺陷耳。”’这样的夫妻，恐怕只有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文中所写的，才可以相比，在封建社会里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然而“造化”却不让他们这样过下去。叶绍袁接下去就写道：“昊天不佣，琼章首殒。浸寻三载，家祸频仍，君亦随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与我语贫也，岂不悲哉!”

叶绍袁在国破之前，即已家亡，所以他后来削发为僧，写《甲行日注》，早有了“思想基础”。

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两句诗，验之于三百数十年前的叶绍袁，也是对的。

为怀念亡女、亡妻而作的《窈闻》《续窈闻》，所记“走阴差”和“扶乩”，当然都是迷信。写得出如此清词丽句的人，未必竞像普通的愚妇愚夫。叶氏不云乎：“余赋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为真有，虽群口交羡，无救我女之亡。”但做母亲的却似乎相信女儿确已仙去：“初见儿之死也，惊悼不知所出，肝肠裂尽，血泪成枯。后徐思之，儿岂凡骨，若非瑶岛玉女，必灵鹫之侍者，应是再来人，岂能久居尘世耶?……呜呼!爱女一死，痛肠难尽，泪眼追思，实实写出，岂效才人作小说欺世邪?”

迷信是精神的鸦片。靠麻醉以逃痛苦是可悲的，明知麻醉不能真解脱而亦不得不暂求麻醉就更可悲了。这一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文明”享受，只要有一点能使他们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便已觉得“世间福已享尽”的知识分子夫妇，逃仙逃佛，终不免家破人亡。三百年后的我们，读其文，想其人，仍不禁对他们产生某种同情之感。聂绀弩诗云：“从来红粉青衫泪，末世官僚地主魂。”其实，真正当官带兵有田有钱的官僚地主，死了老婆还有他的小老婆，换了朝代也还可以做他的“两朝领袖”，他们是不会来写什么《亡室沈安人传》，更不会做和尚写《甲行日注》的，大家说对吗?

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