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论述的明清之际，基本指晚明至清代康熙年间。这一时段，被海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具浓墨重彩的王朝更替。当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都在发生着多方面的变革，并对那个时代掌握主流叙述的士人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本书从弘治十八年成为状元的昆山人顾鼎臣的人生历程开始，以人物故事与活动为主线，对明末至康熙年间漫长的王朝更替进程中，那些内阁重臣、大乡绅、布衣、艺坛领袖、小秀才以及青楼杰出女性等人的命运遭际，予以重点勾画。基本内容分成七部分，亦即七个侧面的主题论述。

冯贤亮，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江南地区史、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著有《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等。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重探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政治演替
士人与文人
文人士大夫的意义
晚明印象
17世纪的危机
清初的乱与治
生活世界的变化
前朝梦忆与归人新朝
二、青词宰相：顾鼎臣的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
昆山顾鼎臣
家庭生计
家族控制
读书与养生
社会变化与地方关怀
地方事务及公益活动
衣冠阀阅之家的评述
三、布衣袁仁：地方知识人的生活世界
袁仁的家世
处世态度与城居生活的安排
姻亲关系中的核心
官场关系与社会地位的呈现
士人交游的世界
布衣生活中的家国情怀
四、乡区生活：乡绅控制与农村社会
县域社会的问题
从陈于王到陈龙正
胥五区的社会实态
家族生活的安排
乡区行政与吏治问题
国计讨论中的地方责任
北运与均役问题
乡区救济及其地缘性
秩序稳定和治安问题
非宗族的乡绅社会
五、断裂的逸乐：围绕青楼的生活世界
由青楼说起
文人忆述中的逸乐世界
笔记小说中的现实描叙
苏州山塘的休闲空间
社会风尚的刻画
生活与观念
才子佳人及其时代变迁
六、董含与三冈：地方士人的生活变动
明清鼎革之际的士人生活
三冈董氏
乡里的生活世界
《三冈识略》的文本意义
地方的场境与秩序问题
社会交游与情怀
山川犹是而风俗非故
七、王晕的登场：江南画坛的场境与王朝统治的影响
以丹青闻世的常熟王氏
从二王到六大家
王翚的登场
“不生不熟”的王原祁
黄鼎与杨晋
画外别有事在
八、赋役故事：一个松江秀才的经历和记忆
被奉入报功祠中的秀才
曹家驹与地方豪绅
关于《说梦》
漕运与赋役问题“三大事”的回忆
顺治年间的变革与旷银问题
均田均役的评述
地方归入新朝的漫长进程
后记

本书以人物故事与活动为主线，通过叙述明末至清代康熙年间漫长的王朝更替进程中，那些内阁重臣、大乡绅、布衣、艺坛领袖、小秀才以及青楼杰出女性等人的命运遭际，从而呈现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与家庭文化等的多样化特质，揭示出江南地区孕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在区域以及全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链接性”意义。主体内容，分成七个部分来展开。

丁酉年底，居于平川北乡，拂却城市的喧嚣，耐住乡
居的岑寂，费时多日，终于厘定了本书的初稿。
既然是乡居，有些无所用心，但想起北行不远，与大
湾荡隔河相对，就是明末言官魏大中的家乡所在南早浜。
而东行曲折，稍远些的，位于祥符荡边的北玉圩，是晚明
兵部吴志远的故居地荻秋，现在荒落不堪。相比南早浜的
寂寂无名，明末的荻秋要热闹一些。在吴志远乡居时期，
常与高攀龙、归有光的儿子归子慕等辈在这里诗酒相聚、
讲学论道。从我乡居的所在，经由水路，直北可达路程也
不远的芦墟，那边就有袁黄的养子叶绍袁家的午梦堂，还
有袁黄晚年的隐居地赵田村。至于西行稍远些，就是袁黄
的祖居地陶庄，北隔汾湖，与吴江相望。这些地方，或多
或少，都与本书的论述有些关联。
环绕在同乡先贤的旧居故地之中，那些明末耀眼一时
的人物与故事，早已烟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当代人并不
关心，甚至完全不知道本乡本土历史上的荣光，更无兴趣
去了解近四百年前的王朝更替，那种风云激荡下的生活故
事。
河山邈邈生刍阔，可以反映我这个历史从业者的感慨
。河山邈邈这句话，是从明末书画家兼诗人程嘉燧(1565-
1643)而来。
程嘉燧是安徽休宁人，在科举道路上一直不顺，但曾
学剑，想在武功上有所表现，也符合明末士人喜好谈兵论
剑的时髦。后来他移居杭州，再寓嘉定，凭借其学识与诗
画音律方面的卓越成就，与嘉定人娄坚、唐时升合称“练
川三老”。在诗文成就上，这三人与李流芳一起又被尊称
为“嘉定四先生”，成为地方文人的重要代表。
晚年的程嘉燧皈依佛教，法号“海能”。在他居住常
熟后不久，于崇祯十四年(1641)回到故乡休宁，两年后就
死了。他给好友钱谦益的一首和诗中，有这样一段：“河
山邈邈生刍阔，风雨绵绵别泪频。青眼新知今白首，经过
何事不伤神。”读来令人感伤。
河山邈邈的意蕴，可能来自《离骚》，借河山高远，
表达出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而生刍可以喻指生死之交
，本意却是“菉葹”的菉，一种普通的草。
我想在明清交替那样一个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士民
不过是这种生刍罢了。
《宋史》中讲过一个故事，言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
正月，金兵攻破甘肃南部的阶州。信王吴磷之孙、节度使
吴挺之子吴曦(1162-1207)，曾任四川宣抚副使、兴州知
州等职，开禧二年时叛宋降金，并请求金国封他为蜀王。
此时，他欲招降通判兴元府、大安军事主管杨震仲，震仲
不愿屈从而死。不久，吴曦于兴州僭位称蜀王。到二月份
，金兵退去，宋王朝取消了对江、浙、荆湖、福建地区的
招军。四川宣抚副使司随军转运安丙与兴州中军正将李好
义、监四川总领所兴州合江仓杨巨源等人，发兵共诛吴曦
，并将其首级传送到杭州，献于庙社，枭示三日。四川之
乱平定后，吴曦的妻、子被杀，其他家属被流放岭南。
这对持正统论的官绅们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曾经向朝廷上疏，强调“国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
”的进士危昭德，撰写了《贺诛吴曦》，其中有一句：“
河山有誓，敢尔负恩，天地不容，竟兹授首，人神愤雪。
”
恩、义的申张与重视，成为这个故事的重点。明代大
学士、兵部尚书杨士奇的《东里续集》中，有一篇《奉天
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太子太傅成国公追
封东平王谥武烈朱公神道碑铭》，最后一段话是：“忠存
社稷，勋载简编。伟哉嗣兴，显显象贤。河山有誓，追崇
有诏。皇明万年，永祀清庙。”
这种强调忠孝、重视恩义的论说，似乎可以用“河山
有誓”四字来涵括形容。这是本书取名的由来，也较契合
本书中绝大部分的论述内容。
本书中的许多故事，来自于地方，也关联国家与宏大
历史的进程，以及从“大明”到“大清”等问题的思考与
讨论。处于明清变革之际的每一个人物，虽然都脱离不了
其时代的束缚，但以最大努力，在历史的洪流中，发出了
照耀其时代的光芒。
对于这些地方历史与人物的体察，我以为近几年来故
乡魏塘地方的档案收藏与历史研究的师友们，做得最好。
他们一直致力于地方文物与历史的收集与整理，定期举行
沙龙活动和出版刊物，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文史研究。我
从中获益良多，希望将来能完成一本明清时期魏塘绅士家
族与人物的专题研究小书。
当然，本书的完成与出版，完全有赖编辑李又顺先生
的鼓励与督促。承又顺先生的好意，我临时改变了手头的
写作计划，抽调出一个主题，从而形成了这本小书。内容
并不宏富，但涉及的人物线索，却是比较复杂的。
书中论述的时段，集中于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年问，
各篇章的主题各有侧重，但相互之间都有所关联。其中，
最早完成的是第五章，原本是在2005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主办“现代中国都市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
会，，上的报告论文，核心内容后来承周奇兄雅意，发表
于《学术月刊》2006年第九期。不过，最早涉及写作的，
应该是第四章有关陈龙正的研究。早在1998年夏

士人与文人
“画舫笙歌顷刻过，只有菱歌，不拾人间唾。口既如簧眼似簸，几回看得兴亡破。”
这是明末世家子张岱所撰《隔浦菱歌》的上阕。经历了王朝更迭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岱这个最多只能归入“士人”阶层的纨绔子弟，才高命蹇，在劳碌半生后，表达出他生活中的寥落况味与精神世界。
依照传统社会有关四大阶层“士农工商”的论说，士一直为四民之首，与农、工、商一样，皆属“国之本”。在精神与价值观方面，“海内士人共为一家”，是个共同体，当然晚至明代万历年问，已有“纲维之务破，不顾主之孤立于上”的不良情形的批评，且已非一日。不过，严格地来说，在明清时期文献的记述中，占据着知识阶层大多数的“土人”，是尚未进阶至进士的知识人群体，与传统所谓四民之首的“士”，在意涵上存在差异。
明清士人在奋身举业仕途的道路上，有“士人立身，莫高于无求”的言说，就像在仕途中，“当官尤先于风节”，都有很高的期许。所谓“求”，无非是为求捷径或便利，而四处关说请托，一如被欲望驱使的当官者一样，缺乏节操。这在正人君子看来，绝对是不可取的。
在士人们眼中，“乡科”是进身的第一步。有了举人的资格，才有进一步攀升至进士或者转入理想的宦途的可能。但实际上，在士人生活中，“或作气势于乡里，或借居间为生活”的各种表现，都有泛滥之态。
不论是否有在乡里装气势还是为生活帮人搞关系，主流士人的生活核心，仍在举业的讲习训练。查铎指出，“今世士人，惟以词章日督其子，为青紫计，闻讲学之名，辄訾以为迂”。或者如明末清初昆山人陈瑚所讲的那样：“有明当隆、万之季，天下治平，其时之文人墨士习帖括之陈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书委诸口耳而已。”在以举业学习为正常心态或者只是利用科举为进身之途的人看来，热衷于讲学论道的活动，是迂腐的表现。毕竟当时的所谓文人墨士，身处晚明的“太平盛世”，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博取科第而使妻、子生活优渥。
曾任刑科左给事中、山西参议、广西副使等职的查铎，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是“讲学”盛行的时代，他本人也好“讲学”，所以士人生活中对于讲学的排斥与批评，他保持了不同的看法。毕竟，晚明地方上的讲学活动，已成盛行之势。对于士人的文化活动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属正常。有人认为：“今人说学，不必讲学，何可不讲?只如今士人习举业，终日诵读作文，乃场中时艺论策，何尝不是讲学论道，必称孔孟诸子而下不屑也。”讲学活动与士人举业的习学，其实并不矛盾，科考的核心内容“时艺论策”，也属一般而言的“讲学论道”的范畴。
很多人又清楚地意识到，年轻的士人好为诗文，文人气太重，必然对举业有所妨害。对普通人来说，“作诗须称地位”。所谓要有相称的“地位”，在注重科举的人士看来，就是在举业上成功并获得仕途的机会后，作诗或好为古文辞，才会被认为是当然之事，而且更显风雅。 洪武时期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赵世卿，曾指出：“士人操行，廉耻为先；国家劝惩，风节是重。”后来，乌程县南浔镇人朱国祯(1558～1632)进一步表示，“士人自束发咕哔以来”，就应懂得“以直言敢谏为贤”。他们所论的，都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品格，对此他们有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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