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1926-1992），本名许晏骈，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因其小说注重历史考证，故事通俗精彩，高阳在历史小说界的地位等同于写武侠小说的金庸，二人共享“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美誉。
高阳出生于钱塘望族许氏，受家中长辈熏陶，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清史。高阳将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烂熟于心，能将清代的典章制度、轶闻轶事、地方风俗、民情世态，巧妙地融合到历史小说情节之中，完整地呈现一个真实的清代社会。
1962年，高阳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他的首篇历史小说《李娃》，而后一鸣惊人，一发不可收拾。高阳一生著作90余部，读者遍及海内外华人，其中《胡雪岩全传》是确立高阳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地位的奠基之作。
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又擅长讲故事，渎起来轻松畅快，被读者评为“华语历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蜂”。

《丁香花》无目录

一到铁瓶巷，提起“女先生”，没有一家不知道。“喏，”一个十二三岁，梳一条极长极精致的辫子的小姑娘，回身一指，“锡箔店斜对过，裁缝店旁边有条夹弄，‘碰鼻头转弯’，进石库墙门，喊一声‘女先生’！自然就有人来迎接。”
“谢谢耐！”问路的男子将购自孙春阳、吃剩下的一包松子糖，塞在那小姑娘手中，沾上了糖汁的手指，在簇新的一件缎面皮袍上抹了几下，掉头就走。一个挟着拜匣，看上去像是书童的少年，紧跟在他身后。
梳长辫子的小姑娘，睁圆一双大眼，望着那三十多岁的男子发愣。这个人好怪！她困惑地在想，行为怪，说话也怪，倒是地地道道的苏州话，但看他瘦小，声音却洪亮异常，苏州男人，哪怕是挑脚抬轿的，除非吵架，没有人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的。
找到裁缝店，从夹弄走到底，向左一折，果然有道石库门，进门穿过天井，是个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贴着一张泛黄了的梅红笺纸，纤秀的笔迹上，写了碗口大的四个字：“止步扬声。”
“阿明，你喊一声看。”
那阿明跟他的主人一样，音吐响亮：“投帖——”
等了一会儿要再喊第二声时，屏风后面有了响动，一声咳嗽，踏出来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一看便知是“老苍头”。
“贵客尊姓？”
“我姓龚，从杭州来的。特为来拜访你家少奶奶，有个拜匣，请你先递了进去。阿明，你把拜匣交给管家。”
拜匣很重，老苍头几乎失手，不过这种情形，亦非第一次，料知拜匣中必有来聘请“女先生”的贽敬。
“女先生”是苏州府属的常熟人，娘家姓归，名叫懋仪，字佩珊，十四岁时，名在袁子才随园女弟子之列，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但年齿虽稚，诗名却是后来居上，二十年来，一直为江浙世家延聘为深闺塾师，所以邻里都称之为“女先生”。
“少奶奶，”老苍头在二厅天井中喊道，“杭州来的，姓龚的客人来拜。有个蛮重的拜匣在这里。”
“杭州来的、姓龚？”归佩珊想了一下，顿时很兴奋，“是龚大少爷！”她高声吩咐：“快请。”
“小娥，你来把拜匣捧进去。”
归佩珊的贴身侍女小娥，将沉甸甸的拜匣捧了进去，打开一看，里面是十两重一个的元宝四个，下面压着一张“龚自珍”三字的名帖，果然就是名满天下的龚定庵。
“来了，来了！”小娥掀开门帘，归佩珊随手合上拜匣，迎了出去。
主客同时抬头，都回忆并印证着九年前初见的印象。那时归佩珊是三十七岁，神清骨秀，而且腹有诗书，别具一种高华丰姿，虽是个秀才娘子，看上去倒像一品命妇。如今美人迟暮，又居孀了，自不免憔悴。
在归佩珊眼中，龚自珍与九年以前比较，风采如昔，但似乎沉静了些，只是那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神情，是永远改不掉的，如果改掉了，也就不是龚定庵了。她这样在想。
“大姑，”龚定庵兜头一揖，“一别九年了。”
“瑶人公子，”归佩珊这样称他，璱人是他的字，“前几天我还在想，你的服制应该满了，或许会出来走走。果不其然。请里面坐。”
“是上个月满的。”
原来龚定庵前年七月丧母，父母之丧三年，而规定只需服丧二十七个月，上个月是十月，服制就满了。
进入厅堂，主宾重新见了礼，彼此问讯了家人，然后归佩珊指着那四十两银子说：“多承厚赐，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好厚颜说声‘多谢’了。”
“聊且将意而已。”龚定庵问道，“这两年兴致如何？”
“嫠妇心情，可想而知。”归佩珊不愿谈她的近况，转话题抛回到龚定庵身上，“家居两年，想多佳作？”
“居忧无诗。”
“丧礼多暇，怎么打发日子？”
“读经。”龚定庵答说，“我持陀罗尼满四十九万卷了。”
“大功德。”归佩珊双手合十，“太夫人亦在冥冥中受福。”
“愿如所言。”龚定庵问道，“听说“绣余小草”刻出来了，怎么不赐寄一册？”
“刻得不好，所以不曾奉寄。”归佩珊笑道，“既承登门坐索，不容我不献丑了。”
说着，站起身来，进入西首一间，回出来时，手中持着一本磁青纸装裹的册子，正是她的诗词集《绣余小草》。
“请斧正。”
“不敢，不敢！”
龚定庵随手一翻，恰好就看到她跟他唱酬的那首《百字令》，后面附着他的原作：
扬帆十日，正天风吹绿江南万树。遥望灵岩山下气，识有仙才人住。一代词清，十年心折，闺阁无前古。兰霏玉映，风神消我尘土。
人生才命相妨，男儿女士，历历俱堪数。眼底云萍才合处，又道伤心羁旅。南国评花，西洲吊旧，东海趋庭去。红妆白也，逢人夸说亲睹。
他一面看旧作，一面想往事。那是嘉庆二十一年春天，他也是从杭州循运河到上海，去省视他的前一年由安徽徽州知府擢升苏松太兵备道的父亲，路经苏州，由友人介绍来访归佩珊，与她的夫婿李学璜秀才，所以说“东海趋庭去”。归佩珊的诗名，东南闺阁中数第一，有“女青莲”之号，他用杜甫赠李白的诗“白也诗无敌”的故事，才有“红妆白也”的字样。
前面是归佩珊步韵的和作，题目是《答龚璱人

中国历史小说无法回避的高峰！
高阳在中国历史小说界的地位，与金庸在中国武侠小说界的地位相当，素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
张爱玲、木心、张大春、陈丹青、鹦鹉史航、二月河、马云、罗振宇……他的读者遍及不同领域。
自1962年在报刊连载《李娃》以来，高阳的作品再版多次、风靡至今，代表作《慈禧全传》《胡雪岩》系列更是成为官、经商必看之作。
绝代的文笔，写绝代的人物
高阳出身杭州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学渊博，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学教育；加之家中藏书颇丰，少年时期便博览群书。因为打下如此深厚基础，他写起历史小说来，驾轻就熟、一泻千里，在当代历史小说家中别具一格。
“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高阳下笔，主角无外乎上述六种绝代人物，不过他刻画的小人物亦惟妙惟肖，两者相得益彰。

平生幽愤汗青知
——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文／张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
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
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
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
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
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
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
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Cadyle，1795
—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的
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
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
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
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
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
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
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斑斑
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
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
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
”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
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
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
，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
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日《三国志通俗演义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
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
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
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
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
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
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
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
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
。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
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
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
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
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
（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
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
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
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
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
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
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
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
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
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
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
”，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
，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
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
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
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
。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
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
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
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
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
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
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日：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
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
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
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
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人真是经纶手
’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
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
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
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
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
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
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
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
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
时间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
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
，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
、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
，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
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
？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
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
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
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
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他是“狂士”龚自珍，一生希望戍边立功，却始终郁郁不得志。
“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他是“名士”龚自珍，半生风流，却只留下几首新词、几行断肠句。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满腔的热血、一肚子的委屈以及物是人非的境遇，化成三百一十五首《己亥杂诗》。
本书记述了龚自珍的“箫剑人生”。才大如海的他参加六次会试才中进士；志向远大的他欲报无门，由内阁中书到宗人府主事再到礼部主事，位卑言轻，想要戍边立功、入林则徐幕府也均未能成行。只有在苏州山塘、扬州小秦淮，他才成了受才子显贵敬仰、红粉知己倾心的“璱人公子”，奈何红颜薄命，空得欢喜……
官场、情场双失意的龚自珍在辞官回乡之际，竟惹出轰动京城的“丁香花公案”，一段与贝勒福晋顾太清的绯闻甚嚣尘上。诚然，不遭人妒是庸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