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知道，毛泽民是在毛泽东的指引下走上革命之路的，人们还知道，毛泽民是红色政府的“大管家”，是党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创者。但是，耘山、周燕编著的这本《革命与爱》通过共产国际档案，揭开了两人兄弟关系中，鲜为人知的许多谜题：毛泽民1939年去莫斯科治病背后，有什么更神秘的使命吗？毛泽民在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毛泽民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政治立场如何？为什么他能在在七大召开前五年，就在莫斯科提出反对王明做七大组织报告？毛家兄弟各自的家庭生活，尤其毛泽民的三次婚姻结局如何？毛泽民有没有受哥哥嘱托劝说贺子珍不要去苏联？毛岸英和毛远志姐弟有怎样特殊的感情？毛泽民牺牲后，小远新如何被留在中南海……

《革命与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继《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之后，推出的又一本融档案披露、分析解读和细节描写为一体的政治历史事件、人物研究专题类原创著作。全书有百余幅配图，很多珍贵档案、照片系首次披露。内容为：上卷·革命——使命之谜（从档案解读毛泽民莫斯科之行的幕后使命）；中卷·革命——兄弟之道（结合档案解读两人声气相通的革命之路）；下卷·爱——革命者亦深情（从档案解读两人的家庭和感情生活）。通过“革命”（政治）和“爱”（家庭与婚姻）两个主题，层层揭开共产国际解密档案背后，有关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之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革命与爱》由耘山、周燕编著。

序 跨越时空的追问——毛泽民远赴莫斯科的真实使命/001

上卷·革命使命之谜

第一章 使命之谜＞＞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003

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为何着急要见毛泽民？/004

狭隘多疑的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恩恩怨怨/009

绝密件披露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事件中毛泽民的作用/016

附图一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021

第二章 使命之谜＞＞

搭建中共与共产国际信息桥梁的毛泽民/025

柳克斯饭店，毛泽民为毛泽东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叫好/026

共产国际对博古、李德的态度让毛泽民大吃一惊/034

毛泽民在莫斯科受到非同一般的礼遇/037

附图二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043

第三章 使命之谜＞＞

从档案看毛泽民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049

季米特洛夫通过毛泽民间接了解中国党内情况/050

从报告看毛泽民的政治立场以及对“左”、右倾路线的认识/056

毛泽民揭发米夫、王明等人欺骗共产国际的谎言/063

毛泽民对王明路线的批判比延安整风早了三年/070

附图三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075

第四章 使命之谜＞＞

在共产国际监委会上炮轰李德的毛泽民/077

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将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起诉李德/078

清算会上，红二师政委刘亚楼向李德开了第一炮/081

总供给部长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他不可一世/085

毛泽民有备而来，历数李德排斥毛泽东正确领导的错误与罪恶/087

马特维洛夫揭出李德老底，20多年后李德对毛泽民仍耿耿于怀/091

附图四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095

第五章 使命之谜＞＞

扳倒王明！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一支“特别梯队”/097

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出一份有关党内错误问题的报告/098

当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时，毛泽民被留在了新疆，刘亚楼去了莫斯科/101

共产国际失去对王明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莫斯科呼之欲出/108

共产国际迫切了解毛泽东，毛泽民为兄长代填履历表/114

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高层会议，反对由王明作中共七大组织报告/119

附图五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129

第六章 使命之谜＞＞

憧憬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毛泽民/135

归期临近，毛泽民热切希望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成?经验/136

一口气向苏维埃农业现代化和商业政策提出五十多个问号/141

以苏联经验尝试新疆经济改革与基层民主普选制/147

附图六 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153

中卷·革命兄弟之道

第七章 兄弟之道＞＞

兄长指引下，毛泽民的崭新人生/157

一个老屋里走出的兄弟，个性迥然不同/158

尘封档案揭开毛泽民党龄之谜/166

不管“小家”管“大家”，毛泽民在安源初展财经管理天赋/170

与毛泽东同时回家乡养病，一起发动农民运动/175

一起被赵恒惕通缉的兄弟俩都“逃往”广州/181

附图七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185

第八章 兄弟之道＞＞

一个“洋老板”，一个“山大王”/187

“泥腿子”出入十里洋场，师范生钟情乡村革命/188

战斗在北伐战争的狂飙中/192

白色恐怖中，三兄弟在武汉都府堤的一次短暂相聚/196

辗转上海、天津，印刷厂老板的地下“生意经”/202

第九章 兄弟之道＞＞

红色共和国的“大管家”/211

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两手空空，毛泽东打仗打来第一笔家底/212

为红色政权广开财路，把买卖做?国民党军师长头上/219

不论管“小家”还是管“大家”，都要力求节俭/224

扁担、箩筐挑起国家银行走上长征路，“红军票”流通让遵义商铺利市三倍/227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扬眉吐气，为何毛泽民十分郁闷/233

附图九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239

第十章 兄弟之道＞＞

延安的毛主席与陕甘宁的毛部长/241

毛泽民在陕北出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242

两支洋蜡烛，点亮一对兄弟的窑洞/247

抓住黑色石油，还要紧紧抱住白“聚宝盆”/252

一项神秘使命让毛泽民又变成上海滩的大老板/258

第十一章 兄弟之道＞＞

在国际大通道上布局一盘棋/265

1938年初毛泽民首赴苏联，为什么西行到新疆却戛然而止？/266

官商合办银行，统一币制，毛泽民两手绝招整顿新疆财政乱局/272

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也要垮台，与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毛泽民翻脸/276

1942年局势危险到极点，中共在新疆人员撤出迟迟得不到“远方”批复/282

先被软禁，后遭酷刑，毛泽民等三位烈士喋血新疆/285

当毛泽民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289

附图十一来自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293

下卷·爱革命者亦深情

第十二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氏兄弟最爱母亲文素勤/297

从一份档案追问毛泽东母亲的真实名字/298

韶山文氏研究专家解读“文素勤”/302

从兄弟两人外婆家文氏“三芝堂”说开去/304

和毛泽东相比，毛泽民受母亲影响更多/306

附图十二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311

第十三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民的爱情与婚姻/313

坚忍豁达，一生守望的结发妻子王淑兰/314

十四年风雨同舟，第二任妻子钱希均与毛泽民在新疆分手/320

邓发做媒，毛泽民赴苏前的欢送会变成与朱旦华的订婚宴/325

三位妻子，三种不同的人生，三份真诚的爱/332

第十四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好二叔/339

在闽西的毛泽东致信李立三，要在上海的毛泽民查找杨开慧的地址/340

杨开慧牺牲，毛泽民冒险将岸英兄弟接到上海；50多年后惊现杨开慧托孤信/343

叔侄相聚莫斯科，解密档案看毛岸英兄弟不同心路历程/350

附图十四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358

第十五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民与大嫂贺子珍赴苏前后/363

在从未有人调阅过的档案上，意外发现贺子珍化名“文云”的深意/364

毛泽民急匆匆踏上赴苏之路，真的是为哥哥嫂子劝和？/368

贺子珍在莫斯科苦苦煎熬；张梅与林彪在莫斯科离婚/373

附图十五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解密档案/381

第十六章 革命者亦深情＞＞

毛泽东与两个弟弟的遗孤/383

毛远志等父亲一等八年杳无音信；带男友见伯伯，却意外得知父亲噩耗/384

从小坐牢的毛远新回到伯伯怀抱；同时奔向延安的毛楚雄却再也无法抵?/389

毛泽东同意侄女毛远志结婚的信为何只剩下残角/394

毛远志、毛岸英姐弟间有一份特殊感情；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把毛远新留在中南海/399

毛泽东70寿辰，毛远志在颐年堂陪伯伯过生日，此后再未相见/405

后记 莫斯科归来的思考——兄弟加战友，革命何妨爱/410

附 毛泽民生平大事年表/416

附 毛祖人（毛泽东曾祖父）后裔简表/426

  文作霖（毛泽东外曾祖父）后裔简表/427

附 参考书目/428

到达莫斯科仅仅一个月，毛泽民对新疆情形深刻透彻的分析，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精彩发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和苏联最高领导层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毛泽民高度的政治水准和求真务实的作风也得到莫斯科的首肯。

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部在柳克斯饭店为毛泽民开了房间，办理了饭店的出入证。马特维洛夫部长多次与毛泽民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毛泽民利用这次学习、治病的机会，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中国党的真实情况。干部部马特维洛夫部长不断向毛泽民提出要求，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的情况报告。共产国际迫切希望弄清楚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什么失败，以及导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和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情况，先期到达苏联的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同志已经向共产国际作过汇报，但他们还想从其他中国同志那里了解更多的东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到来，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民就与毛泽东并肩战斗，鼎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对毛泽东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感受更深。在交换意见时，毛泽民客观、坦率地向马特维洛夫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中央根据地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红军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创建并巩固起来的。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建立了拥有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10万红军的中国国内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但在1932年以后的几年里，长期坚持在中心城市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那里的领导人陆续来到江西，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坐惯了机关、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中央领导人，当然看不起靠钻山沟、打游击出来的十足的“土包子”毛泽东。他们把毛泽东在长期武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适合弱小红军作战特点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之战略战术，当做“经验之谈”。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逐渐成了“光杆儿司令”，他的党、军、政三权先后被剥夺。1933年9月，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只能养病、搞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

1934年，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轻敌冒进的教训，稳扎稳打，层层筑堡，用绝对优势的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面对敌军稳步推进，中共中央I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不顾国民党军队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分兵把守，到处设防，搞所谓“短促突击”，在广昌和高虎垴先后指挥数万红军，摆开架势，说是要与国民党军“决战”。然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红军根本抵抗不住敌人碉堡式的进攻，在节节后退之后，博古、李德叉幻想以死拼来保卫红色首都瑞金，反而加速了红军的失利……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亲眼目睹了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给红军和中央苏区带来的种种危害，眼看着红军历经数年艰难创造，巩固的苏区被葬送，200万忠诚革命的人民受到国民党空前残酷的屠杀与危害，苏维埃给予人民的果实被反动豪绅地主收回，红军空前减员，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毛泽民积愤难平，他的心在流血。

听毛泽民一五一十的汇报，马特维洛夫也极为愤慨，他怒斥李德是“法西斯探狗的阴谋家”，称博古是“这个法西斯探狗的帮凶”！

马特维诺夫告诉毛泽民：“据有关部门认真查证，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到中国当什么军事顾问。有关调查材料我们不久将会正式公布。”

马特维诺夫还告诉毛泽民：“中国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李德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他的破坏作用比法西斯的探狗还要严重得多，共产国际监委会正准备解决他的问题。”

闻听这一情况，毛泽民大为震惊。他愈加感到这次莫斯科之行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他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帮助共产国际全面、系统地了解博古、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所造下的罪孽。

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回忆，毛泽民撰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汇报材料，题为《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呈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毛泽民深知，革命战争是流血的，党内斗争也是相当残酷的。王明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在上述汇报材料的结尾，毛泽民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P34-35

一

1959年8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母亲毛远志说要带我和妹妹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奇怪的是，她让妹妹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红皮鞋，还为我从头到脚精心地收拾了一番。当时，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去那里看场电影是件平常事，本不用这么隆重。直到进入丰泽园颐年堂，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主持婚礼的正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很高兴，谈笑风生地与母亲说了一阵很难听懂的家乡话。他还摸摸妹妹的头、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整个下午，我就像在梦中度过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毛主席。

婚礼结束前，毛主席与宾客们在院子里合影留念。他热情地招呼我和妹妹紧靠在他的身前。从那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站得笔直，端正得就像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名小卫兵。

后来，听李敏姨妈说，那天参加婚礼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华提名、毛主席做主定下来的。毛主席特别关照她：“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亲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毛主席的什么亲戚。但真正搞清母亲与毛泽东一家究竟是什么血缘关系，还是在1965年春天。

那年，空军飞行部队在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考飞行员，我报了名。“选飞”的条件非常严格。我连续通过了好几道体检关。就在最后填写政审表时，却把我难住了。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栏，不仅要填写在世的直系亲人，还要写明祖宗三代。

母亲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甚至还隐姓埋名。对外交往时，她自称“阮志”。在儿女面前，她也很少谈论毛家的事。就连我们兄妹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也被她锁在柜子里，不拿给我们看。她是担心我们因是毛主席的亲戚而产生优越感。但这次我要考飞行员，如实地填写政审表是对组织负责的大事。母亲和父亲认真商量后，由父亲郑重地为我填写了这份政审表。表里有一栏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

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最终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却由此知道了母亲毛远志的血缘脉络。从此，我倍加努力，一言一行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毛家的烈士们争气。

1968年，我应征入伍，并主动要求到野战军的步兵连队锻炼，经历了从战士到班、排、连、营各个军阶，参加过城市“支左”、围湖垦荒、战备施工、军事集训、野营拉练、战备值班等诸项军事行动，还特别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1979年，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每当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身边英勇地倒下，一种不可言状的慷慨和悲壮在我心中升腾着，仿佛我也站在了毛家先辈的战斗行列中。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击着我的心灵：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一定要更多地了解外公毛泽民，这辈子要活个明明白白，否则在战场上“光荣”了，连自己的列祖列宗都不了解，那该多遗憾啊！

1983年秋天，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参谋班毕业了。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恰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为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便随父母一起来到乌鲁木齐。

这次纪念活动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些当年曾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仍在新疆工作的老同志都去了，还有他们的家属。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谈论当年在新疆经历的事情，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谈回到延安的喜悦心情。我们通过瞻仰毛泽民烈士故居，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祭扫烈士陵园，特别是查看了新疆自治区档案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珍藏的档案资料和《新疆烈士传》，才真正了解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才知道他是怎样被捕的，他的牺牲又是何等壮烈。我们甚至得知，江西赣南有个铁山垅，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还兼任过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真没想到，我的外祖父毛泽民还做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的母亲毛远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她的心一直浸在泪水之中。母亲出生前，她的父亲便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到处奔波，出生后，也很少见到。对父亲，她脑海中只有依稀的印象。16岁时，她被父亲召唤到延安参加革命，而那时，父亲自己却已离开延安去了新疆。在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日日想、夜夜盼，最后等来的却是父亲牺牲的噩耗。这次，一到乌鲁木齐，母亲触景生情，十分动情。当她踏过“毛泽民烈士故居”的门槛时，迎面看见一个坐着烧水壶的灶台。她停住了脚步，泪流满面，说：“爸爸，在您生前，女儿没能亲自给您做一次饭、烧一杯茶……”此情此景，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

这一年，母亲已经61岁了，对她来说，来新疆的机会实在难得。纪念活动结束后，母亲又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周。她与我父亲一起抄写了许多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两代人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艰辛的寻踪之旅。我们沿着毛泽民的足迹，从老家韶山，一路追寻他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地方，长沙、安源、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闽西、瑞金、遵义、陕甘宁、新疆……经过20多年的寻踪、搜集和考证，逐步梳理出毛泽民革命之路的奋斗历程。  那时，我还是一名现役军人，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潜心研究外祖父毛泽民。直到2000年，一位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朋友非常热心地提示我：毛泽民是我党金融工作的老前辈，可称得上是新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了，作为后人，你应该为毛泽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朋友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为毛泽民做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利用工作间隙，一口气跑了天津、湖北、上海、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10多个省市，把毛泽民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寻找资料，拍摄照片，寻访知情者。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署名、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反映毛泽民革命生涯的大型彩色画册《毛泽民》终于问世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毛泽民是我党红色经济的重要开创者，是我党早期红色理财专家，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作为毛泽东的亲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难道他就是一个埋头拉车的“老黄牛”？我们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为什么毛泽民会相安无事呢？有人甚至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毛泽东是不是持有不同政见。对此，我们所听到的、所能找到的反驳意见，只有他当时的大嫂贺子珍的一句话：“如果连泽民都整了，红军还要不要吃饭？！”显然，这句话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二

2004年8月初，《作家文摘》转摘了作家卢弘撰写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其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引用了李德《中国纪事》一书中的两段话：

12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做“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过去，我们只知道毛泽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学习和养病，并不清楚他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李德的斗争。真没有想到，毛泽民的革命经历还与我党一段重要历史有联系。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的作者卢弘，曾经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住在北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知情人竟在眼前！我设法找到了卢弘的住处，很快拜访了他。

眼前的卢弘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离休干部。他个头不高，圆圆的脸泛着红光。他的言谈很风趣，还常常助以手势，仿佛他本人就在故事的情节之中。

在交谈中，我得知，卢弘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军旅画家，曾在军内外报刊、书刊中发表过大量的美术作品。“文革”初期，因为他发表在《解放军报》的一幅大批判漫画，便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卢弘把重走长征路当成“避风港”，他与《解放军报》的几位摄影记者一起去旅行写生。一路上，他画了许多画，收集了许多材料，一个与党中央领导层一起走完长征全程的、唯一的外国人—李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如果没有李德，很可能就没有这次长征。从那时起，卢弘便对李德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卢弘的岳父伍修权将军，是当年李德身边的俄文翻译，又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目睹耳闻了李德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几乎所有的活动。这使卢弘有获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

与卢弘交谈，我最渴望的还是更多地了解有关毛泽民发言的情况。卢弘却眯着眼睛，十分谦逊地说：“我知道的也就是书上写的那些。”说着，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本他的著作《“洋钦差”李德外传》送给我。

当我翻开《“洋钦差”李德外传》，认真寻找书中有关毛泽民的内容时，却感到很不满足。李德对毛泽民的态度如此耿耿于怀，那么，毛泽民在发言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书上对此却未展开，只写他讲了一连串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数字。如，因为当时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比李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等等。

为此，我曾请教过卢弘老师：“毛泽民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就讲了这些？”

卢弘非常爽快地回答说：“那是我推测的！你想，我当年研究李德，什么资料都没有，全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对于毛泽民更是一无所知。我想，毛泽民是搞经济的，整天拨拉算盘珠，对数字最感兴趣，我就把这段‘关键词’用在了他身上。刘亚楼是带兵打仗的，火气大，我就给他安排了‘发火’、‘炮轰’等内容。”

闻听此言，我不禁笑出声来。卢弘兼有画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文字中带有画家的想象与洒脱，画中又蕴含着文人的豪放与沧桑。

我非常感谢卢弘老师——经过他艰苦的文学劳动，不遗余力地从尘封的历史中，把这个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洋钦差”挖掘出来，使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增添了更加曲折而浓重的色彩，也使毛泽民在莫斯科的点滴活动线索浮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卢弘的文章为我出示了路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的足迹，揭示尘封历史背后的真相！

……  ——截选自《序：跨越时空的追问——毛泽民远赴莫斯科的真实使命》

莫斯科归来的思考——兄弟加战友，革命何妨爱

作者耘山第一次萌动去莫斯科的念头，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外祖父毛泽民在苏联学习、养病时，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会议的情况，希望能找到他在会上的发言记录，寻找更多线索，更全面地追思毛泽民的整个人生。出乎意料的是，他先后几次去莫斯科，竟找到毛泽民的报告、书信、发言记录等珍贵资料近10万字。

莫斯科归来，耘山约请《寻踪毛泽民》一书的作者、传记作家周燕一起，一遍又一遍地细读这10万字的档案资料，结合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悉心探寻其中的精粹。

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内容居然都是揭发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的锋芒直指王明。这使我们隐约预感到，60多年前，在莫斯科曾发生过一场鲜为人知的、事关重大的政治交锋。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卢洁、张素华等专家的帮助指点下，我们更深刻地审视了这些真迹的历史价值：

1939年7月8日，毛泽民在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言说：“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我所涉及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将谈谈某些更加紧迫的问题。”他用大量的事实，郑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着力把会议的中心话题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不言而喻，毛泽民的矛头是指向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

接着，毛泽民在《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材料中，深入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一针见血地剖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明确指出：

“他们错误的起因，是由于他们刚从白区来到苏区，不首先凭客观去详细考察历年红军战争所处的主客观环境，只凭主观看到过去苏维埃和红军中存在的弱点。”

他们“以有名的‘短促突击’战略战术，代替曾经在各种艰苦斗争中历次战胜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大军的历次‘围剿’的游击战和运动之战略战术。”

“助长上述种种危害党和红军罪恶的另一种东西，就是党内有名的宗派主义。”

随后，毛泽民又饱蘸笔墨，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左”的倾向及“左”倾错误，特别是1932—1935年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盘点和透彻的分析，深刻揭示了它的阶级根源以及能在党内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总结了“痛苦的教训”。他不仅逐一批驳了王明欺骗共产国际的“天方夜谭”，而且痛斥“四中全会不仅没有完全摆脱立三路线”，反而给党和革命造成更加巨大的损失。

在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共产国际监委会认定，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苏区丧失的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毛泽民又与林彪、刘亚楼联名，递交了《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协助共产国际客观分析中国党所犯错误的具体责任，并追究遵义会议决议长达3年没有送达国际的原因所在。

在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有关中共七大人事安排的讨论后，毛泽民又及时向季米特洛夫谏言：“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如他作组织报告是不应该的。”

以上这一切，发生在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毛泽民在莫斯科学习、养病期间，其时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与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展开彻底决战的前夜。就连当时的“反面教员”李德也嗅出了其中的火药昧，以致后来在回忆中毫不掩饰地说：“毛泽民、林彪和其他当时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的追随者”，“反对我的行动，不过是在政治上大规模地反对1931年担任中共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卓越代表的前奏罢了”。

应该说，毛泽东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开始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审视。他认为，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博古的错误，却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路线上的错误。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为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然而，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却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处境。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党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欺骗和蒙蔽了不少党内同志。随后，王明又到武汉继续推行他的“新政策”，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具有大智勇、大气魄、大手笔的毛泽东，从来不惧怕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称“国际路线”的领导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把握住新一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大力改进领导工作，加强与各国党中央联系的有利时机，派出一支极富战斗力的特别梯队，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1937年底，即十二月会议结束不久，毛泽民即奉命去苏联学习，因盛世才盛情邀请，他被留在新疆工作。随后，刘亚楼又遵照毛泽东的嘱托，带着遵义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件去莫斯科，直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呈交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其间，先后有几十位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红军干部到苏联学习、养病。因此王明引起的中共党内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党中央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则彻底打破了被王明盘踞多年的“一统天下”。

于是便有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启程回国时，季米特洛夫那段对中共影响深远的郑重嘱托：

“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回国后，忠实地执行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推举毛泽东为中国党的正式领袖，在党中央领导层迅速形成热烈的话题，终至达成共识。

从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务实的。他们从各方面不断了解中国党的情况，已经深刻感到中国党这些年存在的问题远比过去掌握的要严重得多。梳理毛泽民档案资料的时间脉络，便可清晰地看出，共产国际向毛泽民了解问题的程度在不断深化，从调查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到全面审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贯方针和路线。

毛泽民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在党内并不担任重要职务，共产国际却给予他非同一般的待遇：干部部负责同志不断向他了解情况，推心置腹地向他交底；执委会书记处邀请他与中共主要领导入周恩来和任弼时一道，研究中共干部问题，并参与有关中共七大人事安排的磋商讨论。共产国际对毛泽民的高度信任，反映的恰恰是对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

共产国际干部部曾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的表现：“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

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已经胜券在握。

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开始把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错误，即第三次“左”倾错误，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1941年，毛泽东开始总结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他严肃指出了这一错误路线的实质：

从“九一八”至遵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7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7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迟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1941年5月起，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1943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不久，毛泽东开始全面批判王明，将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操纵的、扶植王明等人上台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王明是那条“左”倾路线的祸首，并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上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上来批判。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是让毛泽东大胆地解决王明错误问题的背景和原因。但毛泽民莫斯科档案被解密、被发现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这里似乎可以换成另一种更恰当的表述：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更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心，更增强了中国党的自主性，使之可以不受约束地去作自己的独立判断、决定，而王明和那些自称“国际代表”的“钦差大臣”们赖以“唬人”的外衣被逐渐剥掉，被破除迷信，则早在1939年的莫斯科就悄然开始了。

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重要事实：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斗争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毛泽东抵抗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超人的政治斗争勇气和艺术在这场较量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从莫斯科寻找毛泽民档案归来，这些年，我们先后完成了传记著作Ⅸ寻踪毛泽民》和四集文献纪录片《毛泽民》，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召开了《毛泽民生乎与中共早期金融工作》专家研讨会。追忆毛泽民的革命人生，引发了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加战友”关系的深入思考。

毛泽东是毛泽民的思想与人生导师。在毛泽东的指引下，毛泽民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一个山村里的农夫，成长为红色共和国经济和金融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者。

然而，长期以来，在毛泽东巨大的光环下，人们对于毛泽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很少知晓。而在毛泽民47年的短暂人生中，特别是在22年的革命征途中，总是默默无闻地为毛泽东领导的惊天伟业支撑起后方的一片天。

当我们认真阅读了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档案真迹后，联系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会由衷地发出赞叹：毛泽民无愧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们的关系，既有出于血缘的兄弟之爱，更超出一般手足之情，相契于共同的政治理想与追求，革命使他们成为战友，亦使他们之间的爱，升华为一种革命者才有的大爱。

当人们把毛泽民光辉的一生融汇到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融汇到毛泽东领导的伟大事业中，去解读，去思考，不免赫然嗟叹：毛泽民的早逝，对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人们不禁问：如果毛泽民没有牺牲，对毛泽东的事业又将是多么大的支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又会起到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他们兄弟并肩领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呢？如果……

没有如果。历史从来不成全这样的设问，留给人们的只有不尽的遗憾和对前辈革命家的无尽追思。

作者：耘山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