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同梵高一样，卡夫卡是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出了大名的人。他的一生并没有什么传奇经历，按部就班地上学和工作，只是挤出晚上睡觉的时间写作。
他生前只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弥留之际嘱托好友焚毁所有手稿。而友人惜才，并未遵守诺言，将他的作品整理出版，引发了世界文坛的大震动。其中又以长篇小说《城堡》《审判》，中篇小说《变形记》，短篇小说《判决》《饥饿艺术家》等为世人讨论最多。爱因斯坦听闻卡夫卡的名声，翻开他的小说后却表示：“这反常得让我看不下去，人类的大脑还没有这么复杂。”
文学对于卡夫卡从不是谋生手段，也不是兴趣爱好，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是对文学感兴趣，而是我本身就由文学构成，我不是别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
、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
——W.H.奥登（当代美国诗人兼剧作家）
卡夫卡是一场巨大的美学革命，一个艺术的奇迹
。
——昆德拉（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不能承受
的生命之轻》）

一
二
三
给父亲的一封信

一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害虫，硬如铁甲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头，就看见自己褐色的腹部高高隆起，分成许多块弧形的硬壳，被子在上头快盖不住了，随时可能滑落。和庞大的身躯相比，那许多条腿细得可怜，无助地在他眼前舞动。
“我怎么了？”他想。这不是一场梦，他的房间静卧在熟悉的四壁之间，的确是人住的房间，只是稍微小了一点。桌上摊放着布料样品——萨姆沙是推销员——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画，是他不久前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并用漂亮的镀金画框裱起来的。画中是一名女士，头戴毛皮帽子，颈上围着一圈毛皮围领，端坐着，朝着看画之人抬起裹住整个前臂的厚重毛皮手笼。
格里高尔把视线移向窗外，天色灰暗，雨点滴滴答答打在窗檐上，让他心情郁闷。“不如再睡一会儿，把这些蠢事全忘掉。”他想，却完全办不到，因为他习惯向右侧睡，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根本无法翻身。不管他再怎么使劲往右翻，总是又倒回仰卧的姿势。他试了大概有一百次，还闭上眼睛免得看见那些踢个不停的腿，直到体侧传来一阵前所未有的隐痛才罢休。
“唉，天哪，”他想，“我挑的行业真是辛苦！日复一日在外奔波，比坐办公室累多了。加上旅途劳顿，要担心班车的衔接，三餐不定，吃得又不好，和人来往总是短暂仓促，没法持久，永远也不会真心相待。我受够了！”他觉得肚皮有点痒，于是背贴着床慢慢往床头挪，以便把头抬起来看。他找到发痒的部位，上面布满了小小的白斑。他弄不清那是怎么回事，伸出一条腿想去碰碰看，却立刻缩了回来，因为那一碰让他全身打了个寒战。
他又滑回原来的位置。“这样早早起床，”他想，“真会让人发疯。人需要充足的睡眠。别人出差时过得就像贵妇人，上午我已跑完业务返回旅馆处理到手的订单，这些大爷才开始吃早点。我要是跟老板来这一套，当场就会被开除。不过要知道，那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若不是为了爸妈，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走到老板面前，把心底的话全告诉他。他肯定会从桌子上摔下来！坐在桌子上居高临下地对员工说话，这作风还真是奇特。再加上老板重听，做员工的不得不走到他面前去。再过个五六年吧，等我存够了钱，还清爸妈欠他的债务，我就一定这么做，到时候我就转运了。不过，眼前我还是得起床，因为火车五点就要开了。”
闹钟在柜子上嘀嗒作响，他一眼望去，暗叫一声：“我的老天爷！”已经六点半了，而指针仍然平静地往前走，甚至已经超过六点半，将近六点四十五了。难道闹钟没响吗？从床上能看见闹钟的确是定到四点，想必已经响过了。是啊，可是，在这种足以震动家具的铃声下，他居然会安稳地睡过头吗？嗯，其实他睡得并不安稳，但说不定因此睡得更沉。现在他该怎么办？下一班火车七点钟开，要搭上这班车，他得拼命赶才行。样品还没装好呢，他自己也谈不上精神抖擞。再说就算赶上这班车，老板免不了还是会大发雷霆，因为店里的工友等着他搭五点那班火车，一定早就把他没赶上车的事呈报上去了。那人是老板的奴才，没有骨气，也没有头脑。那么，请病假如何呢？这样做不免尴尬且令人起疑，毕竟格里高尔任职五年以来还不曾生过病。老板多半会和医疗保险公司的医生一起来，责怪他父母养出了这么个懒儿子，仗着医生的说法反驳他所有的借口。在那名医生眼里，世上根本就只有身体健康却懒得工作的人。何况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医生这样想不无道理。除了一阵在久睡之后实在不该有的睡意之外，格里高尔的确觉得自己挺健康的，甚至还感到饥肠辘辘。
种种念头在他脑海中飞快闪过，他还是没能下定决心起床。闹钟走到六点四十五分，有人小心翼翼地敲着他床头的门。“格里高尔，”那人喊，是他母亲，“六点四十五了，你不是要出门吗？”多温柔的声音！格里高尔听见自己的回答时吓了一跳，那分明是他的声音，却掺杂着一种痛苦的唧唧声，像是从下面发出来的，难以抑制，使得他说的话只有在刚出口时很清晰，之后就面目全非，让人不知是否听错。格里高尔本想详细地回答并说明一切，但在这种情况下只得简略说声：“是，是，谢谢妈妈，我就要起床了。”隔着那扇木门，从外面大概听不出格里高尔声音的改变。母亲似乎放下心来，踢踢踏踏地走开了。不过，由于这番对话，家里其他人注意到格里高尔居然还在房间，父亲也已经在一扇侧门上敲着，下手很轻，但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道，“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他又低声催促：“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妹妹则在另一扇侧门外担心地轻声问道：“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尔朝着两边答道：“马上就好了。”同时力求咬字清晰，并在字与字之间停顿许久，借此消除声音中所有异常之处。父亲也就回去吃他的早饭，但妹妹却低语道：“格里高尔，开门，我求求你。”可是格里高尔根本不想开门，暗自庆幸自己在出差时养成了谨慎的习惯，即便在家，夜里也总是把所有的门都锁上。

《变形记》是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在充满象征和寓意的梦魇世界里，在荒诞的情节和非世俗常人的人物中找到的却是我们最真实的自己。卡夫卡的作品是无国界的，只要一个社会不停往前迈进、一个人逐渐成长，那么迟早会与卡夫卡相遇。

早上醒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震惊、痛苦、无助统统袭来……
《变形记》是一则荒诞的寓言，用夸张的情节表现残酷的现实。卡夫卡所创造的那只甲虫，象征着一种还未实现的极端可能，预兆着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