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丹集/中国杂文》收入当代杂文作家虞丹五十篇左右的文学作品。本丛书遴选的杂文作家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虞丹集/中国杂文》收录虞丹从事杂文创作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杂文代表作，包括《驳“割一刀有什么了不起”》、《缚舌、断舌和歌喉》、《替管仲说几句话》、《被民主遗忘的角落》、《孙冶方的风骨》、《怎样对待先哲》、《释“无为而治”》、《硬骨头性格》、《史无前例与史有前例》、《糟粕中也有精华》等。

《虞丹集/中国杂文》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驳“割一刀有什么了不起”

缚舌、断舌和断喉

替管仲说几句话

被民主遗忘的角落

孙冶方的风骨

怎样对待先哲

释“无为而治”

硬骨头性格

史无前例与史有前例

糟粕中也有精华

毒登蚕和李达的一场争论

两个真实的故事

说梁漱溟

还鲁迅以公道

念陈独秀

梁启超还债

话文风

批判的生命是谨严

“落后挨打论”质疑

“狗道主义”举隅

善夫！黑格尔之言

假如孔子复生

朱元璋教子

有无屈原这个人？

姓“资”的有多少？

关于儒商

西门“大款”

邓广铭服善

“贿随权集”

反对韩文公

列宁的豁达

关于恶

做官与做人

夏衍的感慨

黄摩西的创见

刑可上大夫

陈老总讲“放风筝”

“芭蕉叶最大”

作官即不许发财

洗冤风

责鼠从宽

张恨水论高衙内

治吏

血书与悖论

向谁告别

老百姓都是老板

抑巨室之难

孟尝君谏父

周恩来说公私

告严复

谁主沉浮

莫当家族英雄

哲学家当皇帝

恽逸群耻为乡愿

王夫之画风派

读《千年虫》

于细微处见精神

防止公仆造反

我的愤慨

缚舌、断舌和断喉

张志新烈士就义之前，竟被割断喉管。这本是一个大冤狱，又是一件大惨案。读报时，使我悚然，讶然，木然，使我愤怒，震惊，焦虑。

如果这个大冤狱、这件大惨案，发生在无声的旧中国，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我的反应，只有悚然和愤怒。但它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内，不得不使我在悚然之外，又讶然，又木然，它发生在以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为宗旨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不得不使我在愤怒之外，又震惊，又焦虑。

报上说，当时知情的干警和群众，抵制和反对这种断喉的酷刑。他们指出：“这样做太不人道，不是共产党的刑法。”

说得完全对！这的确不是共产党的刑法，确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那么，这是谁家的刑法呢？应该用历史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历史知识是有限的。据我所知，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神圣”的连微小的过失也没有的教皇统治下，对思想犯、政治犯执行烈火焚身的·极刑之前，为了禁锢受害者发出谴责和抗议，采取的是缚舌之法。伟大的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士布鲁诺，在火焚之前舌尖就被缚住。

中国人民在封建专制主义下受的酷刑，比起中世纪欧洲人民，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处死思想犯、政治犯时，欧洲有缚舌，而中国则先有断舌，后有断喉。断舌可能始于秦。《汉书·刑法志》记载连坐法时说，在族诛之前，“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所谓“诽谤詈诅”，译成现代语言大约是“恶毒攻击”了。总之，不仅在平时剥夺你说话的权利，就是到临死时还要剥夺你呼吁的权利，申诉的权利，抗议的权利，呐喊的权利。断舌比起缚舌已更残酷，但还及不上封建社会后期的凌迟。凌迟也是用来镇压所谓诽谤朝廷之类“大逆不道”的人。这种酷刑行使时，先分割肢体，然后割断喉管。正统的官方的史学家，对于凌迟也有微词。《明史·刑法志》说：“凌迟非五刑之正。”

鲁迅先生在揭露批判吃人的旧社会时，曾经极为沉痛地指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F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母一考查(察)，真教(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我原以为中国人民所受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荼毒的历史，随着末代封建王朝蒋介石政权的覆灭而永远结束了。在今天，除了专门研究法学的人外，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人间会有这种酷刑，中年以上的人也记不起这种黑暗而又心酸的往事。但是，在我们记忆里消失的东西，林彪、“四人帮”却重新搬出来。我真料不到“四人帮”竟会凶残到这地步，用割断喉管的酷刑来残害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张志新烈士。

“四人帮”割断张志新烈士的喉管，是对真理之光的畏惧，是对正义之声的畏惧，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张志新烈士的畏惧。“四人帮”念念不忘杀人，笔记、日记本中都写上了。这一方面反映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恨，另一方面又反映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怕。就像凶犯害怕冤魂索命一样，张春桥写给余党的密信中说：“近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凡是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反动派，其本质都是又残暴，又懦怯。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师父蒋介石就是如此。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有两条格言，一条是：“我们将来总是要给人杀的，不如多杀。”一条是：“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正因极其虚弱，所以极其残暴。越是绝望，越是濒临灭亡，越要把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酷刑重新搬出来，把革命人民推人血海中去。

记得有一个时期，提倡学一点儿历史。学一点儿历史是有益的。我希望有大善士，发大心愿，下大力气，写出几部中国和外国的文网史、言祸史、酷刑史、黑狱史，给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读一读，让我们温故而知新，使我们惊醒过来，判明林彪、“四人帮”搞的是哪一种性质的法西斯专政，动用的是哪一家的刑法，要把中国人民打人什么样的地狱中去。

前途是光明的，历史不会倒退。但道路是曲折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惨剧有时却会重演。这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教训。断喉酷刑的再出现，老刽子手的再登场，表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把肃清俄国中世纪制度的残余，比做打扫希腊神话中传说的极其肮脏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我们有人民民主的法宝。我们相信，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铁扫帚一定能把“奥吉亚斯的牛圈”中积压多年的粪垢打扫干净。

【原载1979年7月15日《解放日报》】

P4-7

自序

虞丹

我是怎样写起杂文来的？说来话长，短说如下：

我是半个汉口人。高小、初中、高中都是在汉口、武昌读的。高小五六年级时，爱读两本书。一本是冰心的《寄小读者》，一本是亚米契斯著，夏丐尊译的《爱的教育》。到初中一二年级时，迷上巴金，喜欢读爱情三都曲和《家》。还读了巴金译的几本无政府主义著作，读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时，激动得直流泪。到初中三年级时，阅读兴趣发生变化，崇拜鲁迅。我曾托一个同学的叔父(他在汉口邮局工作)去上海时代买《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和《且介亭杂文末编》。我是一个穷学生，买书的钱是从几角几角的稿费中积蓄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懂鲁迅？现在回忆起来，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只能归因于时代使然。1937年夏天，曾卓和我在汉口的《时代日报》上办了一个杂文副刊《偶语》。我写了一些什么文章，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曾卓模仿鲁迅的《立此存照》，用路隽的笔名写了一个专栏《恐口无凭》。

鲁迅影响了我的一生。作文学鲁迅，做人同样学鲁迅。在鲁迅思想指引下，我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走上反对蒋介石政权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5年冬天，我和陈向平到虹口窦乐安路宦乡寓所串门子，不意重逢邵荃麟。荃麟见到我，很高兴地说：你长大了。谈天说地之中，荃麟提出一个问题：当代中国，谁的思想影响最大？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都说要推毛泽东。独有我持异议。我说，应该算鲁迅。听了我的话，他们三人先是愕然，接着是莞尔一笑，谈话就收场了。荃麟走时，悄悄地对我说了一句，你长大了，但没长高。1948年7月，蒋介石勒令南京《新民报》永远停刊。我转移到香港，组织关系没有转到。夏衍、荃麟心急，要我重新入党，以后再申请恢复党龄。在重新入党之前，荃麟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辅导我学习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重点辅导放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那一节。我明白荃麟的心，这是年高的长者对年低的稚者赤诚地期待：“新松恨不高千尺。”到香港后，读的毛泽东著作增多了，《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本，我是当做方法论来学习的。不过，我灵魂中供奉的圣像仍然是鲁迅。几乎可以说，在我倦怠时，在我遇到挫折和受到委屈时，在我被击倒在地又被踏上一脚时，棒喝我的，鼓舞我的，支撑我的，总是鲁迅的声音：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

鲁迅曾对冯雪峰说：新中国诞生后，我还可以当个小兵，用笔。回顾我这一生，也就是在笔阵墨垒中当一个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