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经典世界名著。作为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风格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两组相互联系的俄国上流社会人物生活为线索，勾勒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百态：一条是列文与吉娣的爱情生活和列文进行的庄园改革；一条是安娜与卡列宁、伏伦斯基之间的家庭、婚姻和爱情纠葛。贵妇人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性情冷漠，年轻漂亮的安娜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与年轻军官伏伦斯基陷入爱河，但随后对儿子的思念、周围环境的压力以及对伏伦斯基的不满又让她陷入痛苦，在一系列不幸变故发生后，绝望的安娜卧轨自杀。小说揭露了当时俄国上流社会的丑陋与虚伪，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处在社会转型期时所进行的复杂的道德探索和思想探索。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第七部
第八部
附录 《安娜·卡列尼娜》各章内容概要

列夫·托尔斯泰(1828一1910)一生创作浩如烟海，他
的俄文版全集初版九十卷，后又扩大为一百卷。全集包括
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自传体小说、剧本、哲学论文、
文艺论文、寓言故事、政论、书信、日记，以及大量作品
的异稿。
在托尔斯泰作品中，小说无疑占主要地位。而托尔斯
泰成为世界文化巨人，影响最大的也是小说。《战争与和
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俄
罗斯文学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除了三部长篇小
说，托尔斯泰还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童
年·少年·青年》。这些小说，即使不包括以民间故事形
式出现的作品，至少也有六七十篇。
托尔斯泰的小说大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真
实生活，描写了俄罗斯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了众多个性
鲜明的典型。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
的俄国环境，真可说是身临其境；接触各种身份和个性的
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随同他们的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自然而然地对他们的遭遇产生强烈的共鸣。
文艺作品主要是以情动人，阅读优秀的文艺作品，也
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有益的熏陶，并由此产生对世界
对人生的思考。
托尔斯泰的一生主要是关心人，同情不幸人们的苦难
，思索怎样使人间充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爱，也就是宣扬
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感动了并在不断感动
着全世界一切正直人的心。难怪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被译成
最多种文字，在经典著作中印数始终占据首位。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复
活》早在一九一三年就出版了中译本，改名《心狱》；接
着在一九一七年又出版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
译名《安娜小史》。这两本书都由林纾译出，但林氏不懂
原文，完全靠别人用中文口述，再由他用中文写出。因此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译本不能算翻译，只能算编写。
以后我国陆续有人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大多由英
文和日文转译，直接从俄文翻译的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托尔斯泰的作品介绍过来的多了，而由俄文直接
翻译的也增加了不少，但通常都是你翻译一本，他翻译一
本，很难保留托尔斯泰作品的风格的一致性。
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五十年
代主要翻译肖洛霍夫的小说。我的翻译工作因“文革”中
断了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开始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
小说，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前后花了二十年工夫
把他的三个长篇、六十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翻译过来
。我翻译托尔斯泰作品，主要是想让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
他的人格，欣赏他的艺术，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
巴金极其崇敬托尔斯泰，称他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
。他多次鼓励我翻译托尔斯泰作品，还把他珍藏的俄文版
豪华插图本提供给我。这套托尔斯泰作品集出版于一九一
六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前，其中有两百幅精美插图，全
都出自俄国名画家之手。这套作品集在中国只此一套，真
正称得上是海内孤本，其中大部分插图在中国都没有介绍
过。现在，《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中译本出版，这些精美
的插图都用在这套译文集里。我想，中国读者一定会跟我
一样对巴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草婴
二〇〇四年三月

《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由两条平行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追求爱情幸福的悲剧，她根本不爱了无生气的官僚丈夫卡列宁，而与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伏伦斯基一见钟情和他离家出走，因此遭到上流社会的鄙弃，后与伏伦斯基出现感情危机，最终彻底绝望而卧轨自杀。这里揭露了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朽；另一条是外省地主列文经历种种波折终于和所爱的贵族小姐吉娣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以及他面临农村破产而进行的经济改革。

1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妻子知道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就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了。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三天。面对这样的局面，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老少，个个都感到很痛苦。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这样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就算是随便哪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他们的关系也要比奥勃朗斯基夫妻更融洽些。妻子一直关在自己房里，丈夫离家已有三天。孩子们像野小鬼一样在房子里到处乱跑；英籍家庭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嘴，写信请朋友替她另找工作；厨子昨天午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也都辞职不干了。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奥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斯基华）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书房的皮沙发上。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抱着个枕头使劲贴住面颊，仿佛还想睡一大觉。但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嗯，嗯，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回想着刚才的梦，“嗯，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了，阿拉平在达姆斯塔特请客；不，不是达姆斯塔特，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平在玻璃做的桌子上请客，大家唱意大利歌儿《我的宝贝》。不，不是唱《我的宝贝》，是唱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些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酒瓶原来都是女人。”
奥勃朗斯基高兴得眼睛闪闪发亮。他想得出神，脸上浮着微笑。“对，真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还有许多妙事，可惜一醒来就忘记，连印象都模糊了。”他看到厚窗帘边上漏进来的一线阳光，就快乐地从沙发上挂下双腿，用脚去探找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以及怎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啊呀呀，啊呀呀！真糟糕！”他一想到家里出的事，就叹起气来。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他同妻子吵架的详情细节，想到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以及他一手造成，最使他苦恼的事端。
“唉！她不原谅我，她不肯原谅我。最糟的是什么事都怪我，都怪我，可我又没有错。全部悲剧就在这里，啊呀呀！”他回想着这场争吵中最使他痛苦的情景，颓丧地叹着气。
最不痛快的是他刚从剧场回来的那个情景。当时他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可是她不在客厅里。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找不到她，最后他到了卧室，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使真相大白的该死的信。
她，这个永远忙忙碌碌、心事重重、被他认为头脑简单的陶丽，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色瞧着他。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想到这个情景，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蠢相。
他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脸上竟不由自主地（奥勃朗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延髓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敦厚而愚憨的微笑。
他因这样的憨笑不能饶恕自己。陶丽一看见他这种笑容，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按捺不住怒气，嘴里吐出一连串尖刻的话，奔出房间。从此她就不愿再见他了。
“都怪我笑得太傻了。”奥勃朗斯基想。
“但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可是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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