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克·巴别尔著的《巴别尔全集》收入迄今所能搜集到的巴别尔全部文字，包括中短篇小说、新闻报道、散文、剧作、电影脚本、演讲、访谈以及书信。全集分为五卷。

本书是其中一卷之《巴别尔全集(第5卷巴别尔书信集)》，收录了巴别尔现存的371封书信。

这本伊萨克·巴别尔所著的《巴别尔全集(第5卷巴别尔书信集)》所收的371封书信便是巴别尔现存书信的全部。这些书信中最早一封写于1918年12月7日，最后一封是巴别尔1939年5月10日写给母亲的信，5天后他就被逮捕了。巴别尔的作品遗失很多，而他的书信则遗失更多，这里的书信只是冰山一角。然而，阅读这些幸运地“残留”下来的信件，我们却依然能“完整地”窥见巴别尔当年的生活和工作，处境和心境。

巴别尔的一生充满许多奇特的变故和突转，甚至难解的谜团。

他至少用过四个姓氏：他原姓“鲍别尔”（Бобель），开始发表作品时曾署名“巴勃- 埃尔”（Баб-Эль），最后选定了“巴别尔”（Бабель）这个流芳俄语文学史的笔名，他在第一骑兵军任随军记者时则化名“基里尔·瓦西里耶维奇·柳托夫”（Кирилл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顺便说一句，巴别尔的全名是“以撒·埃马努伊洛维奇·巴别尔”（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而在汉语中，巴别尔的源自《圣经》人物以撒（Исаак）的名字却一直被“误译”为“伊萨克”。

他的生卒日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确定。在苏联1962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巴别尔的出生日期标为“俄历1894年7月1日，新历7月13日”，而巴别尔出生证上标明的日期却是“俄历6月30日”，以新旧历之间相差13天计，巴别尔准确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894年7月12日”，而现今的文学工具书和巴别尔传记却大多误作“7月13日”。巴别尔于1940年1月27日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被枪毙，但巴别尔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恢复名誉时，官方告知巴别尔亲属的死亡时间却是“1941年3月17日”，并称巴别尔系因心脏病死于集中营，直到苏联“改革”时期，随着部分克格勃档案的公开，巴别尔的死亡时间才最终被确定。

伊萨克·巴别尔生于俄国敖德萨城的犹太人聚居区莫尔达万卡（Молдаванка），父亲是一位经营农业器具的犹太商人，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居距敖德萨150公里远的小镇尼古拉耶夫。像当时大多数犹太家庭一样，巴别尔的父母也很早就决意让自己的孩子掌握经商的知识和技能，9岁的巴别尔被送入尼古拉耶夫商业学校。在巴别尔一家迁回敖德萨后，巴别尔转入敖德萨商业学校学习。这所“商业”学校却让巴别尔爱上了“文学”，因为该校的法语教师瓦东是一位法国“外教”，“他是布列塔尼人，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具有文学天赋。他教会我法语，我和他一起熟读法国经典作家，接近敖德萨的法国侨民，从15岁起便用法语写小说”。巴别尔在敖德萨商校毕业后由于民族身份的限制未能如愿进入敖德萨大学，转而考进基辅商业财经学院。不过在基辅，他的文学爱好愈加强烈，并于1913年在基辅《星火》杂志上发表小说处女作《老施莱梅》（Старый Шлойме），最终实现了他从“商业”向“文学”的过渡。

在基辅学习期间，巴别尔结识富商之女叶夫盖尼娅·格隆费因（Евгения Гронфейн），并带她私奔，由此开始了他持续一生的爱情罗曼史。1919年，巴别尔与叶夫盖尼娅结婚，1925年，叶夫盖尼娅移居法国，据称是为了去巴黎学画。同年，巴别尔与梅耶荷德剧院的女演员塔玛拉·卡希里娜（Тамара Каширина）相恋，并于1926年生下儿子米哈伊尔，但是后来，卡希里娜携子嫁与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孩子也随继父姓，米哈伊尔·伊万诺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后成为一位著名画家。1927年7月，出差柏林的巴别尔与文学编辑叶夫盖尼娅·哈尤吉娜（Евгения Хаютина）相恋，哈尤吉娜后于1929年嫁给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头目叶若夫，但巴别尔与她的关系一直时断时续，哈尤吉娜于1938年自杀，也有人说她是被丈夫害死的。两位恋人先后嫁与他人，心灰意冷的巴别尔于是决定与妻子破镜重圆，并多次去巴黎探亲，他和叶夫盖尼娅·格隆费因所生的女儿娜塔莉娅（Наталья）于1929年在巴黎出世，娜塔莉娅后移居美国，成为父亲文学遗产在西方的推介者，她曾主编英文版《巴别尔全集》2①。30年代中期，巴别尔与莫斯科地铁建设工程设计师安东尼娜·比罗什科娃（Антонина Пирожкова）相爱，1937年，他们的女儿丽季娅（Лидия）出生。比罗什科娃后移居美国，她写有回忆录《与巴别尔共度七年》（Семь лет с Ис ааком Бабелем）。不难看出，巴别尔的情感生活也是枝蔓丛生、充满变故的。

1916年，巴别尔来到彼得格勒，在心理精神病学院法律系读书，同时开始寻找发表文学作品的机会。他在彼得格勒与高尔基相识，这后来被他称为他文学创作的“开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这次会面，我至今在道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4②这个名字时总是心怀爱戴和景仰。他在1916年11月号的《年鉴》上发表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5③这两篇小说就是《埃利亚·伊萨科维奇与玛格丽塔·普罗科菲耶夫娜》（Элья Исаакович и Маргарит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和《妈妈、里玛和阿拉》（Мама，Римма и Алла）。按照巴别尔自己的说法，这两篇小说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因为小说的“淫秽”内容受到起诉，但不久爆发的革命却使他免于牢狱之灾。同样是按照巴别尔自己的说法，高尔基在肯定巴别尔文学天赋的同时，也认为他这两篇小说是“偶然的成功”，于是便打发他去“人间”。根据现有的巴别尔生平资料看，巴别尔的这“人间”七年（1917-1923）是丰富多彩的：1917年曾以志愿兵身份征战罗马尼亚，后返回彼得格勒，在新组建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任外事翻译；1918年参加粮食征集队，加入抗击尤登尼奇的北方军，同时为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撰写专栏文章；1920年任乌克兰国家出版社敖德萨分部主任和南方罗斯塔通讯社记者，并于夏秋时分随第一骑兵军参加苏波战争；1921年在敖德萨做编辑，同时开始在当地报刊发表“敖德萨故事”；1922年在格鲁吉亚等地当记者，开始写作“骑兵军系列”；1923年进入莫斯科文学界，在《列夫》《红色处女地》《探照灯》《真理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受到普遍欢迎。但是除了这些“有据可查”的经历外，人们发现，巴别尔这七年的历史中依然存有许多空白。

从20年代下半期到巴别尔遇害的这十余年间，巴别尔春风得意，却也风波不断。20年代中期，巴别尔的妹妹、母亲和妻子相继离开俄国，侨居布鲁塞尔和巴黎，令人奇怪的是，坚持留在国内的巴别尔却能多次获准去国外探亲。1925年，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在一年内先后推出，他的《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更是在短时间里多次再版，他由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可当时位高权重的军方领袖、曾任第一骑兵军司令的布琼尼却在《真理报》发文，指责《骑兵军》污蔑红军战士，幸有高尔基出面力挺巴别尔。一阵作品出版热潮过后，巴别尔却突然沉寂下来，当时的著名批评家沃隆斯基公开责怪巴别尔，认为他已陷入所谓“文学沉默期”（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молчание）。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身在乌克兰的巴别尔成为集体化运动和乌克兰大饥荒的见证者，他试图打破“沉默”，也发表了反映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大井村》（Большая Криница）之片断，但反响平平。他转而写作一些剧本和电影脚本，曾与爱森斯坦等人合作，还曾试图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影。1934年8月，他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次年6月，他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一同前往巴黎，出席“捍卫文化与和平国际作家反法西斯大会”。这两件事情表明，巴别尔在当时是一位颇受重视的“苏维埃作家”。之后数年，是20世纪俄苏历史上的“大清洗”和“大恐怖”时期，但巴别尔起初似乎顺风顺水，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佩列捷尔基诺得到国家给予的一套别墅，他依然能出国探亲，他的作品也不时发表在苏联的文学报刊上，如《苏拉克》（Сулак）、《德·葛拉索》（Ди Грассо）、《审判》（Суд）等。他也是当时文坛泰斗高尔基家的常客。但是，他最终未能躲过这场腥风血雨。

1939年5月15日，巴别尔在佩列捷尔基诺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罪”和“充当法、奥间谍”，次年1月27日，巴别尔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被枪毙。关于巴别尔遇害的原因，人们至今不明究竟，处决他的命令是斯大林亲笔签署的，有人据此推断，巴别尔得罪了斯大林本人，因为斯大林不喜欢有人提起苏波战争，他因《骑兵军》的走红而迁怒于巴别尔；也有人认为是巴别尔“交友不慎”，他的一些朋友如亚基尔、叶若娃（即哈尤吉娜）等，当时都已被斯大林定为“人民公敌”，巴别尔受到牵连是在所难免的。有人认为，一直偏爱巴别尔的高尔基于1936年去世，使他最终失去了庇护；也有人猜测，曾在秘密警察机构工作的巴别尔，也许掌握了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内情。

巴别尔的作品自身也构成一个谜。巴别尔究竟写下了多少文字，人们颇费猜测。与巴别尔同时代的人大多称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作家，很少看到他写作，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比罗什科娃却称丈夫是一个无比勤奋的写作狂，不过她也说，巴别尔很少向她展示自己的写作成果。巴别尔如今存世的文字，只够编成篇幅不大的四五本书，但根据档案中的记载，秘密警察在逮捕巴别尔时从他家中抄走一大批手稿，计有15件卷宗和18个笔记本，如今秘密警察机构中的巴别尔档案已经解密，可其中却不见巴别尔的手稿，在巴别尔被恢复名誉时他的家人曾被告知，所有手稿均已被焚毁。可是，巴别尔的众多崇拜者仍对这些手稿心存幻想，因为据说，擅自焚毁档案的做法在克格勃机构中非常罕见，更何况那还是一批“文学作品”。但愿巴别尔那些被湮灭的作品终有一天能重见天日。

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无论姓氏还是生死，无论身份还是爱情，无论经历还是文字，都像是“未完成体”。正因为如此，我们阅读与巴别尔相关的资料时才会看到这样一些颇为耸人听闻的标题，如《被遗忘的巴别尔》6《被焚毁的巴别尔》《未知的巴别尔》《巴别尔的未知书信》9《伊萨克·巴别尔：真相和虚构》等等。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之谜，自然源自他所处的时代和体制，那样一个充满动荡的乱世必然会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严酷的社会环境会使他像他的众多同时代人一样，生出许多难言之隐，做出许多被迫的伪装。与此同时，巴别尔令人疑窦

丛生的身世，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与他的性格和美学风格不无关联，作为一位善于故弄玄虚、热衷真真假假的作家，他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的生活“文学化”，或将自己的作品“自传化”，他的生活可能是真正的文学体验，而他的作品则可能是“伪纪实小说”，在他这里，生活和文学似乎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调和与统一。……他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大师之一，甚至被视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短篇小说家。相比之下，俄国学界对他的定位却偏低，即使是俄国最新出版的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一般也没有为巴别尔辟出专论，而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尼姆所著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他的专章(第七章)①。巴别尔无疑是苏维埃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但是，他也曾是苏联文学界中显赫一时的人物：他曾是红军骑兵军中的记者、秘密警察机构契卡的译员和国家出版社敖德萨分部的主任，在他的作品受到红军骑兵军司令布琼尼的质疑时，出来为他说话的是高尔基，他曾被委以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为剧作的重任，他曾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重要报告，就在他被捕前几个月，他还作为苏联作家的代表在1938年12月31日的《文学报》上向读者表达新年祝福；可以说，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一度是最为重要的官方苏维埃作家之一，高尔基称他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据说，斯大林也喜欢看他的小说。然而，他的犹太人出身，他的旧知识分子立场，又使他时常显得与时代和现实格格不入，官方批评界和意识形态机构也似乎一直对他存有疑心，报纸上不时出现对他作品的责难，对于他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究竟是红色作家还是所谓“同路人”，人们莫衷一是，而他最后的结局则表明他最终被当局当作了必须消灭的异端。巴别尔的身份和遭遇是充满悖论的，他仿佛是主流中的异端，又是异端中的主流。

巴别尔的生活跌宕起伏，布满谜团，巴别尔的创作惊世骇俗，别具一格。巴别尔生活和创作中无处不在的悖论，奇化了其命运，深化了其作品，神化了其创作个性；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构成了关于一个时代具有狂欢化色彩的文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