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
本书讲述了季羡林大师的故事。

蒋晔，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995年开始进行20世纪500位中华杰出文化人物访问计划，现已访问300多位，其中有南怀瑾、冰心、费孝通、雷洁琼、启功、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出版有《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人生智慧丛书》《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白寿彝画传》《佛教图藏500罗汉》等近300余种图书。
2008年为“中国印”摩崖石刻所写的碑记，被北京奥组委所选定，镌刻在密云县云蒙山。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季羡林小传
季羡林的故事
生活与事业的失衡——季羡林先生的人生给我的启发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
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
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
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
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竞连续获奖，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
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
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
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
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
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
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
，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出重要
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
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
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
“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
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
“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
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
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
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
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
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
”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
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
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
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次“同
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
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
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
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
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
“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
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
，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
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
”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
，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
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
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
大道至简。
蒋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季羡林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本书讲述了季羡林大师的故事。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在北京，两次拜访季先生，一次是聚会晚宴，一次是为他祝寿。在祝寿的那次活动中，我应大学同学李林之邀，又受河南钧瓷界朋友苗峰伟之托，将一件非常漂亮的钧瓷花瓶赠送给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当时发言的主题是：河南的钧瓷是中国的国宝，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同样是中国的国宝。
今天，国宝过生日，我受朋友之托将国宝赠送给国宝。当我亲手将钧瓷交给季先生时，他老人家对如此精美的钧瓷所表现出来的喜爱神态，全部被摄影家曹文瀚先生抓拍了下来。席间，我问季老：“您这一生，和北大、清华密不可分。您是清华的学生，北大的教授，您对这两所高校的风格如何评价?”90岁的季先生非常智慧、又非常形象地告诉我： “我看，清华像杜甫，北大像李白。”
我在“文革”中曾经准备自杀
谈起北京大学，季羡林说，他是1946年35岁那一年，从德国留学10年之后，归来受聘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那时开始计算到今天，已在这所学校任教近60年，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沉浮，最让他难以忘记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大。北大曾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派别之间的斗争很严重。1966年5月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北大贴出来之后，来北大朝拜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人、甚至几十万。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小字报。
北大的走资派脖子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当时的北大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如果是在屋外， “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走资派则站在墙头上、石头上，以便示众。批斗时首先是念毛主席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已。
有一次批斗大会，每一个走资派被押上高台，台下喊上一阵口号，然后被人一脚踹下台去。走资派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被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那个时候，整个北大校园里到处在打人、骂人，灭绝人性。
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羡林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季羡林夫妇两人和年近古稀的婶母被赶到厨房里。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人人浑身打战。这些人进到屋子里，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不用钥匙，而是用斧砍。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咔嚓一声，铁断木飞。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季羡林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起，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也被踏破，水流了一床。季羡林说： “这一夜是我毕生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
“文革”开始后一年多以来，季羡林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背曲腰弯；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血淋淋的斗争场面，使季羡林眼前一片漆黑……何去何从?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绝对办不到；看来只有一死了之。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