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是民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客观评述这样的历史人物，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采用祖国传统史学的实录风格，努力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让历史人物回到历史中去。具体到阎锡山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是如何走过来的，以及他对历史所发生的影响，力求用事实来说话，不做简单的臧否。

阎锡山，是一个经历相当复杂而又颇具特色的人物。他在近代中国史上经历过从清王朝到民国以及由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朝代更迭，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也卷入过北洋军阀混战，发动过倒蒋的中原大战，进行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推崇孔孟儒学，尊奉纲常名教，也留学过日本，接收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将它们加以借鉴应用；他不甘落后，力图进取自强，也对现存种种社会弊端表示了不满，想要对它加以克服改造，却又患得患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是想用折中的办法对一些社会矛盾加以调和；他在振兴山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也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进行过一番努力，但同时，也给山西民众造成了不少灾难，并且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而不遗余力，不仅炮制了一套“理论”。还采取了相应的一些措施。

阎锡山一贯信守“存在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政治理念，奉行“中的哲学”，主张“公道主义”，理想“大同世界”。他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坛上，经过长期的历练，既成为了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政治家，又变得工于心计，精于权衡，善于应变，诡谲狡诈，反复无常。他联冯又弃冯，拥蒋又反蒋，抗日又联日，联共又反共。在民国政坛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因此，蒋介石既称赞他“态度光明，意志坚定”，却又揶揄他是“诡而不正”的“晋文公”；冯玉祥夸他是“革命元勋”，又骂他“背信弃义”，“不是个好东西”；日本人捧他是“有雄才大略”，“是中国的伟人”，又说他“老奸巨猾”，是个“难以揣度的人物”；毛泽东对他在解决西安事变和抗战中的积极表现曾予以了高度评价，但后来又把他视为“人民公敌”，列入了重要战争罪犯的名单。

阎锡山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在新与旧、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中，发生着大动荡、大变化，逐渐由旧变新，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大转型时期。这期间，中国社会既经历了从封建专制王朝到共和的巨大社会变革，也经受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这种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必然地要作用并影响于阎锡山，他提出的种种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正是其从维护本集团和本阶级以及国家民族利益出发，通过观察、思考，反复权衡后，对这种社会变化作出应对的结果。因此，这种应对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并且这种应对对山西乃至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不可能是全属正面的，或是全属负面的。而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中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旧变新的艰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对于阎锡山的研究。也是对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正因为如此，所以，对阎锡山功过是非的评价，就有相当的难度。其实，只要把阎锡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及因此而产生的作用与影响，置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社会前进的方向这个角度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分析，还是能够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的。作者正是本着此意，在本人以往对阎锡山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撰写这部书稿的。

第一章 从河边到东瀛的人生之旅

 1.出生于百姓人家的阎锡山，在私塾和店铺里度过了青少年

 2.考取武备学堂，东渡留学日本，改变了阎锡山的人生命运

 3.几经努力，阎锡山升任新军标统，他利用职务之便，积聚革命力量

第二章 辛亥风暴中的搏击

 1.事出突然，阎锡山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事，相应武昌起义

 2.太原首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军政府都督

 3.分兵三路，积极攻占全省；采取霹雳手段，安定省城秩序

 4.与吴禄贞组织“燕晋联军”，力图阻止袁世凯北上，并攻取北京，然功败垂成

 5.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进行顽强抵抗，率部转战于绥包一带

 6.孙中山等为山西力争，阎锡山向袁世凯低头，终于重返太原掌权

第三章 乱世纷争下的求存

 1.反对袁氏集权，统一山西军政，革除旧习陋俗

 2.反对沙俄侵蒙，力倡南北“言和”；金永主晋时，表示“懦弱”，以屈求伸

 3.投靠段祺瑞，排除异己，独揽山西军政大权

 4.反对张勋复辟清廷，态度坚决，“护法运动”中却又站在了段祺瑞一边

 5.“保境安民”与扩充军备双管齐下，山西军事实力迅速增强

 6.积极推行“用民政治”、“村本政治”

 7.倡导“六政三事”，推行“厚生计划”，发展金融贸易

 8.全面发展教育事业，使山西的教育处于全国前列

 9.阎锡山在“进山会议”上提出“公平制度”。以从“理论”上反对共产主义

 10.卷入军阀混战，左右逢源，在夹缝中求生存

第四章 大革命潮流下的抉择

 1.北伐战争开始后，阎锡山审时度势，拥蒋易帜

 2.步蒋介石后尘，在山西大搞“清党”

 3.出师讨奉，参加北伐，晋军初战得势，不久全线撤退

 4.与冯相联，促蒋复出主持北伐，投桃报李，蒋让阎接收三省两司

第五章 中原大战前后的沉浮

 1.“编遣”会议前后各方明争暗斗，阎锡山不动声色暗中筹谋

 2.阎锡山患得患失，举棋不定；蒋介石采取攻势，各个击破

 3.在蒋的逼迫下，阎锡山组织反蒋队伍，一番“电报论战”后，终于决定诉诸武力

 4.中原大战爆发，阎冯联军先胜后败，阎锡山被迫下野

 5.离晋出逃，避居大连，在这里一面遥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6.山西政局动荡，阎锡山冒险返晋

 7.阎锡山东山再起，立即着手整顿晋省秩序

第六章 民族危机加剧下的奋起

 1.呼吁救国自强，山西率先垂范，制定实施《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2.山西经济迅速发展，令国内外人士刮目相看

 3.加强思想政治控制，“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

 4.“土地村公有”主张的提出及其夭折

 5.“华北事变”中，婉拒日本利诱，表现非凡

 6.红军东征后，阎锡山反复权衡，作出了“迎共”抗日的选择

 7.提出“守土抗战”主张，取得绥远抗战胜利

 8.西安事变前支持少帅向蒋苦谏，事变后力主和平解决，与中共意见相合

第七章 抗战烽火中的进退

 1.礼迎周恩来，同意八路军三师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2.“大同会战”失败后，又组织忻口战役

 3.太原沦陷后，仍然坚持抗战，组织“反攻太原”和“游击”、“攻势”作战

 4.临汾失守后，开始抑新扶旧，最终挑起“十二月事变”

 5.发行省钞、合作券，推行“新经济政策”和“兵农合一”制度，维持对晋西南的统治

 6.对內强化政治控制，向外进行“政权开展”

 7.日阎加紧勾结，日对阎又打又拉，阎对日又磨又顶

第八章 狂澜巨卷下的覆灭

 1.收复山西，抢占太原，接收日伪政权和财产

 2.调集重兵，进攻上党，惨遭失败后，继续向解放区进犯

 3.全面內战爆发后，经过一系列战役，军事形势对阎锡山日益不利

 4.继续推行“兵农合一”，实施“平民经济”，阎统区经济更趋恶化

 5.加紧“三自传训”等白色恐怖统治，阎锡山政权的政治危机加剧

 6.解放军展开反攻，运城、临汾、晋中战役后，阎锡山政权大势已去

 7.用尽招数，固守孤城，趁机疯狂掠夺，搜刮钱财

 8.见势不妙，设法逃离孤城，太原解放，阎锡山老巢被捣

第九章 大厦将倾下的挣扎

 1.奉蒋之命，促李赴穗莅任，內阁改组，出任行政院长

 2.以“中兴”为己任，力撑残局，回天无力，无奈飞往台湾

 3.三个月惨淡经营，终知“计划难行”，只好“迎”蒋复出，卸任归隐

第十章 孤岛上的最后十年

 1.隐居草庐，不甘寂寞，频繁参加社会活动，著书立说，评论时政，构想大同世界和未来中国

 2.因病不治，终死台北，蒋介石为之举行“国葬”，对其功德倍加颂扬

 3.一生功过是非，众说纷纭，以史实为依据，自有公论

参考文献

据说，阎锡山回国后，打听到时任山西新军协统的姚鸿发之父姚锡光为清廷陆军部侍郎，为使自己以后能有个靠山，他便绕道北京，专门拜谒了姚锡光。姚对他挺赏识，并写信给其子，要他对阎锡山予以照顾。阎锡山回山西后，能被安排到陆军小学堂任职，是否与此事有关，尚无实据可查。不过阎锡山确实一回国便为自己跻身军界而积极地活动。

由于阎锡山教学有方，恪尽职守，不仅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和同僚们的尊重，而且也受到顶头上司姚鸿发的赏识，三个月后即升任山西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阎锡山遂趁机与姚鸿发主动靠近，以取得他的信任。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加紧了与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的联络。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翰林出身，是山西立宪派的首脑，与时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关系十分密切。为靠拢梁善济，阎锡山与梁的秘书定襄人邢殿元结为“金兰之交”，有了这层关系，邢常在梁面前褒扬阎锡山，阎逐渐取得梁善济的好感。并且通过梁又取得了丁宝铨的信任，从而为他自己在山西军界的升迁打下了一定基础。

1909年11月，清廷为了鉴定阎锡山这批留日学生的学习成绩，由陆军部召集从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生，到北京举行会试。结果阎锡山名列上榜，被赏予步兵科举人，并授给协军校军衔。与他一同会试的温寿泉名列优等，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军衔；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松、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辎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军衔。

清政府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后，又赏予这些人举人的名分，只是给他们的一种恩典，其举人身份与通过八股考试取得的举人并不相同。会试后，清廷陆军部即发出指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留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这就为阎锡山这批学生担任山西新军领导职务提供了机会。不久，黄国梁、阎锡山分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所属之第一、第二标(后改为第八十五标、第八十六标)教练官(相当于副团级)，温寿泉被委任为督练公所督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阎锡山等同盟会员掌握军权的计划，迈出了第一步。

对于阎锡山从日本回国后，靠近姚鸿发父子以及议长梁善济等权贵的活动，曾有论者说是他“走上层路线”，是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似乎他完全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十年寒窗苦读的士子，都在追求着自己仕途的发展，阎锡山也不可能超然其外。但从阎锡山的一些表现来看，他主要的目的，还在于立足军界，掌握军权，以实现孙中山在东京再三嘱咐的“以图大举”，即发动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这一远大目标的。

有一个事实可说明，即当阎锡山出任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不久，与阎锡山交情甚笃的姚鸿发被调到山西督练公所当了总办，总管全省兵事。姚鸿发出于对阎锡山的爱慕，想让其出任协统一职。据阎锡山回忆说，姚曾告他，姚“已与北京方面洽妥，使我出五千两银子，协统遗缺由我升任。因其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向主管人员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梁局长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工作，贵在下层，若离开下层，即不易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拒谢之”。从阎锡山与姚鸿发的关系上来看，姚鸿发确实想抬举阎锡山，并且也完全可以办成此事。而阎锡山后面的那几句话也并非自褒，因为，后来的事实说明，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首先，通过斗争掌握军权。

阎锡山婉拒出任协统后，谭振法继任协统。八十五标标统为齐允，是旗籍贵族，巡抚也得让他三分；八十六标标统为马龙标，不久，夏学津接任。黄国梁、阎锡山仍为教练官。第八十六标标统夏学津是巡抚丁宝铨的红人，此人虽然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但治军上还有一套。

阎锡山屈居于夏学津之下，要想掌握这两标新军，就得除掉夏学津、齐允这两块绊脚石。为此，山西同盟会内部以阎锡山为首专门成立了一个有《晋阳公报》访员蒋虎臣，赵萃珍、赵萃瑛兄弟，张树帜和协本部的司书弓尚文等人参加，由李嵩山具体负责的宣传小组，暗地里搜集夏、齐的劣迹事实。当得知夏学津的妻子与丁宝铨有暧昧关系后，即将此丑闻公之于《晋阳公报》，在这前后，齐允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也被揭露。丁宝铨对此非常恼怒，下令严厉查办敢于诋毁长官者，赵萃珍兄弟在同盟会员南桂馨的大力帮助下迅速逃跑，李嵩山、蒋虎臣、弓尚文不幸被捕(后被保释)。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丁宝铨不得不将夏学津调离军队，改任军械局总办，马龙标复任八十六标标统。

不久之后，1910年发生的“交文惨案”，为阎锡山、黄国梁掌握军队提供了机会。“交文惨案”的发生，全因禁毁交城、文水两县农村所种罂粟引起。清当局因山西种植罂粟屡禁不绝，于1909年又颁布山西六年禁绝种烟的命令，提前禁绝者，官员受奖。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一面谎报山西种烟已经禁绝，一面大肆开展禁烟。

1910年春，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但由于县令刘彤光为使农民按期完粮纳税，谎称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因而农民仍依历年习惯按时种烟，等孟步云下来时，烟苗已经出土。农民见要禁烟，群情激奋，坚决抵制。

孟返省报告。而丁宝铨为使夏学津重掌兵权，遂派他率第八十五标第一营及骑兵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

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会同知县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群众跪地哀求，请对已出苗之处手下留情。夏学津不予理会，强行逮捕了武树福等六名群众。众人便持农具刀棒，想把他们夺回来，于是与官兵发生冲突。夏即下令开枪，当场击毙群众四十余人，伤六十余人。接着夏又威逼农民举竿横扫，各村烟苗数日尽除，以后又将武树福斩首。夏学津残民无道，自以为在禁烟上立了大功。不料此事被《晋阳公报》所闻，报社总编同盟会员王用宾认为此事滋大，遂派访员革命党人张树帜、蒋虎臣二人前往实地察访，后将此事写成新闻，揭诸报端。

丁宝铨见报大怒，要报社经理刘绵训登报更正，刘未照办，还准备继续报道，只是迫于压力，辞去报社经理一职赴京暂避，遗职由王用宾兼代。丁宝铨次日阅报，只见辞职启事，并五更正字样，便将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逮捕，并将对此事敢于讲真话的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同盟会员)以“挟妓逞凶”罪名判刑两年，解回原籍临晋县监狱执行。《晋阳公报》刊登的“交文惨案”一事，很快便传遍全国，《申报》、《中西日报》以及各埠报刊，多予刊载。丁宝铨恼羞成怒，欲进一步加害刘绵训和王用宾，大兴冤狱。不料，此事被御使胡思敬参奏，上谕“交直隶总督陈憂元彻查，拟议具奏”。5月15日，丁宝铨被交部察议。夏学津被撤差褫革，刘彤光革职永不叙用，交城知县刘呈明革职。

胡思敬参奏见谕后不久，黄国梁接任第八十五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八十六标标统，实际上掌握了新军的主要力量。黄、阎二人的接任，看似有些意外，其实全在情理之中。丁宝铨、夏学津倒行逆施，终至垮台。

可以说，阎锡山所组织的宣传小组，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同盟会员基本控制的《晋阳公报》对丁、夏等人恶行的不断揭露，才使得丁、夏的阴谋接连遭到破产，从而为革命党掌握军权创造了条件。如果说，《晋阳公报》先前对丁宝铨与夏学津之妻苟且丑闻的曝光，迫使丁宝铨将夏学津调离军队，为阎锡山等人掌握新军清除了一块绊脚石的话，那么，后来它对交文惨案的如实报道，则进一步促使了丁、夏的垮台，为阎锡山、黄国梁二人接任标统铺平了道路。这是阎锡山、张树帜、蒋虎臣、李嵩山、南桂馨、王用宾、张士秀等同盟会员与丁、夏所代表的山西反动势力坚持斗争的结果，也是阎锡山对实现其掌握军权这一目标的步步逼近。山西的革命党人通过斗争的实践，变得更加团结和富有战斗力。P18-21

阎锡山(1883—1960)，中华民国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风云人物。从1911年出任山西都督，到1949年太原解放，他统辖山西38年之久，成为旧中国任期最长的一省军政长官。他曾是北洋政府的同武将军，国民政府的一级上将。北洋政府时期，他担任过山西都督、督军和省长，后又历任过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台湾蒋介石的“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

阎锡山，是一个经历相当复杂而又颇具特色的人物。他在近代中国史上经历过从清王朝到民国以及由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朝代更迭，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也卷入过北洋军阀混战，发动过倒蒋的中原大战，进行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推崇孔孟儒学，尊奉纲常名教，也留学过日本，接收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将它们加以借鉴应用；他不甘落后，力图进取自强，也对现存种种社会弊端表示了不满，想要对它加以克服改造，却又患得患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是想用折中的办法对一些社会矛盾加以调和；他在振兴山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也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进行过一番努力，但同时，也给山西民众造成了不少灾难，并且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而不遗余力，不仅炮制了一套“理论”。还采取了相应的一些措施。

阎锡山一贯信守“存在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政治理念，奉行“中的哲学”，主张“公道主义”，理想“大同世界”。他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坛上，经过长期的历练，既成为了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政治家，又变得工于心计，精于权衡，善于应变，诡谲狡诈，反复无常。他联冯又弃冯，拥蒋又反蒋，抗日又联日，联共又反共。在民国政坛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因此，蒋介石既称赞他“态度光明，意志坚定”，却又揶揄他是“诡而不正”的“晋文公”；冯玉祥夸他是“革命元勋”，又骂他“背信弃义”，“不是个好东西”；日本人捧他是“有雄才大略”，“是中国的伟人”，又说他“老奸巨猾”，是个“难以揣度的人物”；毛泽东对他在解决西安事变和抗战中的积极表现曾予以了高度评价，但后来又把他视为“人民公敌”，列入了重要战争罪犯的名单。

阎锡山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在新与旧、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中，发生着大动荡、大变化，逐渐由旧变新，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大转型时期。这期间，中国社会既经历了从封建专制王朝到共和的巨大社会变革，也经受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这种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必然地要作用并影响于阎锡山，他提出的种种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正是其从维护本集团和本阶级以及国家民族利益出发，通过观察、思考，反复权衡后，对这种社会变化作出应对的结果。因此，这种应对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并且这种应对对山西乃至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不可能是全属正面的，或是全属负面的。而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一历史时期中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旧变新的艰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对于阎锡山的研究。也是对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正因为如此，所以，对阎锡山功过是非的评价，就有相当的难度。其实，只要把阎锡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及因此而产生的作用与影响，置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社会前进的方向这个角度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分析，还是能够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的。作者正是本着此意，在本人以往对阎锡山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撰写这部书稿的。在此，特向这些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作者的学养、史识水平，书中难免会有错讹和不当之处，尚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作者

2004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