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编著的《女性与盛唐气象》为“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唐代卷”，以独特视角展现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盛世之一的隋唐的历史风貌。隋唐时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它是从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动乱时刻，到宋代乃至明清中国文化精细化的一个过渡时代。作者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笔触，娓娓道出了这个“胡风汉俗万象融”的时代，并指出，这种相融，乃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熔铸后的精魂活力所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盛唐气象”。

隋唐时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它是从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动乱时刻，到宋代乃至明清中国文化精细化的一个过渡时代。《女性与盛唐气象(唐代)》以隋唐女性为引子贯穿盛世主题的长卷，娓娓道出了隋唐这个“胡风汉俗万象融”的时代。从上层贵妇频频露面于政治舞台，到女道士、女侠客、女学士和那些娼妓活跃于社会舞台，在这些浓缩了风风雨雨、夏炎秋凉的茎纹中，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迁。326年的漫长隋唐历史和大小20多位皇帝的善恶事迹，犹如一轮又一轮从生到死的循环轨迹，跃然纸上。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还渗透着强烈的当代意识与哲学意识。

《女性与盛唐气象(唐代)》由葛承雍编著。

序一

序二

卷首 汉风胡俗万象融

历史往往就像一个人恋爱的体验：结局是简单直观的，无可挽回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而过程却是丰富的、富有无限魅力的，永远不会划入那种铭心刻骨灵魂的另册。

第一章 父子两代的王朝

真实历史只存在一种。不同经历感受的人心目中，却有不同、至少是不尽相同的历史，于是就有了许多个版本的历史。甚至一个人也可以有几个版本的“秘史”。

胡味的“那罗延”与信佛的大漠女

帝国蓝图的设计师

荒唐太子被黜

酷爱女色的大将军

“新星”的升起

南风吹

风流人的风韵事与文帝归天之谜

大振伟业的时代

外交奇人

内忧与内患

江都覆亡

第二章 “天可汗”的喜怒哀乐

对个人或民族来说，没有英雄的时代至少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它表明社会不需要公平的淘汰和竞争。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正是社会进化生气勃勃的一个重要标志。

娘子军

坐龙墩的新天子

天神般的跨世纪人物

同根相煎急

贞观景象

贤妻良佐喜相依

不朽的谏诤者

蜕化扭曲了治世旋律

不倒翁

接班人选择

天可汗扩疆拓边与低调告终

第三章 第一对夫妻皇帝

历史的局限会束缚一切人，也束缚那些号称政治家、思想家的伟人。但设身处地的思考和大起大落的人生体验，能够使人冷静理智、超越自身，使人弱化情绪、减少争吵，更能使人摆脱盲从的惯性，穿透重重的迷雾，从而有可能作出更接近历史真实而不是虚构、偏见的独立选择。

柔弱的皇上

更换国母

朝云暮雨的魔术

夫妻小摩擦

二圣理政

孝敬太子死谜

天后临朝亲政

清官冤死与“意见箱”的发明

大周女皇登基

李武协调联盟

莲花如男宠

身后褒贬

第四章 风流天子的盛世

任何一个风流“英雄”或历史偶像的形成，都是时人文字激情渲染与被推崇的主人公密切合作的产物，并以出乎后人意料却合着确定时代的精神节拍，表现得永远不可企及，在未来岁月中分外耀眼璀璨。

夫君的主心骨

蹩脚皇太女

三郎传奇

类同母后的公主

闪烁希望之光的年号

泰山封禅与文吏之争

风流薮泽

没有名分的皇后

谏诤斗士与经济学家

19年的主宰

家庭悲剧与家奴的忠诚

盛世气象与风流天子

醉心佛道

销魂长生殿

贵妃的哥哥

“安边长城”混血儿

第五章 生死离乱后的人人长恨

一个民族的骄傲，一个文明的光荣，常常值得细细品味。遗憾的是，令人振奋的时代总是那么短暂而匆忙。专制机体的积累会使外患催化大难临头的内乱，内乱又启动不停发作的外患，这是每一个王朝更替的千年铁律。

铁蹄狼烟鼙鼓声

长安失守

马嵬哗变真貌

不愿放权的“太上皇”

“诗仙”求官与滞留凡世的“诗圣”

抢登皇位的孝子

魂归仙境同解脱

卷尾 驻足留连回声远

初版后记

“盛唐气象”这四个字，对于每一个受过最简单的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应该都不能说是陌生的，在不同年代不同版本不同学龄级别的教科书中，在那些从来没有权威过却又始终权威着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一再领略过这四个字承载的不朽光荣、辉煌乐章和无比的自豪与民族的骄傲。

不过，经历了狂热、困惑、磨难、抗争、希望的时代后，全身心关注现实社会发展的人们，对什么“秦魂汉声”、“唐风宋韵”往往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尽管这些名扬四海的历史曾使我们的民族情怀那样地翻江倒海，难以平静，留到现在的也不就是残塔断垣、破砖烂瓦？也不就是经过官方删改过的旧卷古籍？在迈向现代化异常艰难的中国当代社会里，似乎越来越少有人肯面对历史叹息几声，或对祖先的文明和创造感慨几番。

中国有不少人醉心于急功近利，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所酿成的天性常常束缚着人们只注意于眼前的东西，缺少自我反思的睿智目光，缺少超越历史岁月的理解。

比起日本研究隋唐历史对他们的影响，不由得使我们认识到一旦挣脱政治和地域利益的羁绊，推开尘封网结的窗门，徜徉于理性的历史长廊中，就会中肯地面对旧有的兴衰局限，冲破眼前的教条信念去延揽八面来风，作出有益的新发现。

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盲目性和不公正性。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

因此，当我带着思想疑惑的新鲜感，埋首于尘封雾罩中的发黄文献，翻检那些被岁月过早地抛弃了的琐事和细节，沉思那些或隐或显的历史事件，端详那些似曾相识又觉全然陌生的人物，顺藤摸瓜地瞻仰我们民族最开阔放达的时期，情感的惊叹与怀疑的痕迹不时使我抚案无语，心灵震颤。

你能相信吗？

——在隋唐交际前后约一百年间，仿佛造化的着意安排，奇迹般地联袂出现了一系列睿智文武的倔强女性。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开国皇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牢牢地控制着夫君的意志与感情。作为帝王的知音，她没有宫廷深院一般争宠倾轧那种怨毒诡计，而是带有马上女子那种视死如归的果敢之风。此后，工于心计且“女宠篡国”的武则天，居然革了唐朝的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刚柔倒置的唐中宗与韦皇后，阴阳错位的唐肃宗与张皇后……，还有那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武惠妃、杨贵妃……，哪一个不是在争权夺利的漩涡中险些断送了大唐江山。盛世中的女性都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乱世、衰世里的女性反都与政治无缘，这究竟是“祸水”还是“福水”？

——被描绘成荒淫无度“色狼”的隋炀帝，始终眷恋着他的正妻萧后，一生只有三个儿子。而被颂扬为一代伟人的唐太宗却有14个儿子、21个女儿，且不说他那有名无名的殡妃究竟是多少，单说他强娶弟媳妇为妾，似乎也符合当时的“胡俗”。于是，他的儿子纳父亲的小妾为皇后，他的重孙子迎儿媳妇为贵妃，统统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被后世道学家斥骂为“臭汉脏唐”的风流韵事，则被当代史学家改为“汉风胡俗喜相融”。

——家喻户晓的杰出佛教大师唐玄奘，竟是在唐太宗夺取西域的急需下和威逼他“还俗辅政”的压力下，写出了彪炳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大唐西域记》，书名突出的是“大唐”，而不是什么“玄奘西行求法记”，并写上了“奉诏撰述”几个字。很了解官场、佛事、人世之间关系的玄奘，违心地放下自己献身佛经翻译事业，不得不出入于皇宫：陪皇帝、谢皇后、看太子、交王侯，犹如穿着袈裟的御用侍从。唐代看破红尘的僧人中，处于上首大德地位的法藏、神秀、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等，都无法成为彻底出世超脱、断绝杂念的方外人士，或多或少地作为“内供奉”依附于皇家。

——对汉藏文化交流有过极大影响的文成公主，官方的正统史书上竟没有她的一篇传记，到现在人们仍考证不出她是谁的女儿。我们闭眼就能想象出这位蒙受特殊荣宠——其实是“冒名顶替”的“公主”，如何怀着惆怅、含着泪珠踏上了白雪皑皑、高原峻岭的古道。她铸成了民族的正剧，却酿就了个人的悲剧。作为唐蕃政治军事通婚和好的女子，我们不知道她如何克服语言障碍、适应生活风俗，也不知道她与松赞干布的感情是否如文学家渲染的那样如胶似漆，还不知道她与松赞干布正妻尼婆罗（今尼泊尔）尺尊公主如何协调关系。我们只知道她在喇嘛教中被尊敬为“绿度母”（观音化身），也知道作为“和亲”的导演唐太宗，即使在吐蕃军事进攻下也不肯把自己众多的亲女儿嫁出一个。

——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隋唐兴起，科举考试中的诗歌成为文化辉煌的表征，从而激起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的赞叹与向往，整整一代人沉迷在推敲字句、韵律吟诵的创作中，虽繁荣了文学却牺牲了科学。被诗化的知识分子虽然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巅峰时期，可没有一个人认识到科技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自然科学大事年表》收录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截至明末以前的185项科学发明创造中，两汉35项，魏晋南北朝22项，唐代17项，宋代30项，明代20项。唐代科技成果从数量上不如前朝后代，从内容上看三分之一属于注释、编纂和传播。按照传统的评估，中国的四大发明似乎都在大唐盛世被冷落耽误。P2-4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

写这样一本书，心中十分惶恐。

我对两宋历史发生兴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内地的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历史系几个有志于此的同学凑到一起，自发地展开学习和讨论，并尝试着做一些题目。谁知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越洋求学，有的干脆改了行。我勉强算是未离开专业，干的却是图书编目。其间虽也力图还复旧愿，写了些与宋史沾边的东西，说到底仍属历史文献的校勘与整理。倏忽十几年过去，我终于获准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国内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辈出、硕果累累的景况，当我重新检索曾经感兴趣的课题时，惊讶地看到众多领域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这使我可以借助同行的拨引，弄清过去尚还模糊的许多问题，然而要我这样一个重操旧业的人再做新的掘进，则需要补很多的课。

就在这时，好友赵世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由他主编的这套纵谈上下几千年的书系中承担两宋卷的编撰。这使我放下了手头所有写作计划，重新认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历史。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与他们一同求索、一道感伤

本书从1992年初春动笔，年底方写出头两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写作延至1994年1月。

这本书从最初规划到最终脱稿，其间有不少变化。开始想写五章，加上卷首、结卷，其七部分，由于卷首一下没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开，写至五章，已逾20万字，不得不仓促收笔，舍去相当重要的“改造儒学的大师”一章。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为线索，勾画自“庆历兴学”以来的教育（各式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状况，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与心态，原本还有结卷，试图从纵的方面总结两宋的历史特点和对今日社会的影响。这两部分撰写难度较大，将其舍去，虽有意犹未尽之感，却有暂时解脱的轻松。

本书主要采用叙事笔法，是受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叙事史学具有古老的传统，因其独特的表现力而拥有众多读者。但在相当长时期中，这类著述被忽视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专注问题，撰写论据谨严的著作，有兴趣拜读并参与讨论的仅限若干同行，而大众永远满足于一般性介绍，或通俗故事，或奇闻趣话。难道严肃的史学著作就不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结构和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吗？难道通俗读物就不能展现出作者个人的史观及分析吗，实际上。无论古今，“述而不作”都难以做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每一代历史家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以往时代的认识与反省，不同经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思索与观点，这种反省与思索正是现实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历史著述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历史学才得以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叙事史学这一传统还应继承下来，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融八了许多最近的史学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金铮先生《科举制与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师邓广铭先生、陈乐素先生、漆侠先生、程应镠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来、朱瑞熙、关履权、汪圣铎、李裕民、张希清、张其凡、周宝珠、贾大泉、贾玉英诸先生对两宋历史的考述，均成为笔者认识和把握宋代制度、风尚的主要依据。上述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释中说明，有的未及标出，尚希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