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燕生编著的《大宋文臣－－兴邦还是误国》是“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宋代卷”，宋代的传统是文臣领兵，这使这个王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景观：一方面是随当时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思想大繁荣，另一方面是积贫积弱，国力日益衰弱，在与周边的战争中每战必败，受尽城下之盟的耻辱。本书即从此展开论述，作者力图要解答文臣受重用到底是兴邦还是误国的千古追问，通过有宋一代几位着名人物（文臣）的遭遇，来折射这个时代的一个侧影。

《大宋文臣－－兴邦还是误国（宋代）》以宋代一批重要文臣的生平事迹为线索，勾画出两宋300多年的社会风貌，从赵普到王安石，从寇准到文天祥，他们为解决积贫积弱的忧患献策献力，为层出不穷的边患痛心疾首，甚至投笔从戎，另一方面他们又为改革、和战等聚讼争执，卷入持续一个半世纪的党争，错失无数次改革良机。纵观两宋历史，君主把大批知识分子送上政治舞台，并未带来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富强，却产生了更多的争吵、更弱的国势，借此巧妙回答了文臣受重用是兴邦还是误国的千古追问，这不但体现了作者对宋代文臣的激赏与惋惜，同时也为现代人的人生抉择提供了诸多启示。

《大宋文臣－－兴邦还是误国（宋代）》由黄燕生编著。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宰相须用读书人

兴文与兴邦毕竟是两个概念，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仅仅靠道德的修炼和词藻的堆砌，国家就能走向繁荣昌盛吗？

别有用心的御宴

不凡的皇帝与不凡的谋士

儒生的贡献

半部《论语》治天下

生疏的课程

“倒赵”风波

“兴文”掩盖下的篡位与篡政

最后的困惑

第二章 金钱换来的和平

从寇准经范仲淹到文天祥，数不清的朝臣为层出不穷而又无法根除的边患痛心疾首，甚至投笔从戎。虽然他们隐约意识到“守内虚外”、“将从中御”与虚弱的固防存在某种联系，但他们却无力改变由太祖、太宗制定的这一基本国策以及由此带来的战则必败、败则乞和这一循环上演的悲剧。

警报初起

非常之材

不情愿的亲征和实心眼儿的求和

祖宗的遗愿

澶渊之盟

仁慈的防御

不甘受辱和屡屡受屈

扶不起来的帝国正规军

旋起的北风

第三章 争吵不休的殿堂

宋代文臣并非党争的始作俑者，亦非党祸的掘墓人。他们的贡献只不过在于给政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内耗方式，而这种内耗，儒者既不能自我抑制，也不会由社会消化，它实在是集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君子党

头号小人

坏事的《庆历圣德诗》

是非难辨

波澜又起

相公一肚子不合时宜

你方唱罢我登台

永不谢幕的党争

第四章 升平歌舞梦京华

一幅《清明上河图》和一部《东京梦华录》，让后人对北宋汴梁之繁华富庶欣羡不已。但人们更该想象到的是那极度繁华的背后，衰朽之气正四下蔓延，帝国君臣沉溺于自已构建的“宣和盛世”之中，骄奢淫逸成了时尚，横征暴敛成了美德，法制法规可以由制定者肆意践踏。

第一都市

太师宅主人

“丰亨豫大”

改弦易辙的宣和时代

“打破筒，泼了菜”

巅峰上的跌落

刻在石碑上的“奉公”与吞进肚中的黄雀鲊

盛世已化昨日梦

第五章 国家不幸诗家幸

宋代孕育出许多诗人、词人和文章家，这与其说是盛世现象，不如说是乱世之果。国家不幸诗家幸，朝廷的颠沛流离、官吏的似虎如狼、百姓的凄苦哀恸，都从诗人的笔下涌出。

驱不散的阴影

不平等的竞争

诗可以怨

二十余万虎狼散在人间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平均主义的挽歌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别有用心的御宴

地处八方要冲的大宋国都开封，在公元1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纷纷挂印告退，离开了心爱的军队；衣冠儒带的文臣被赋予了更多的实权，甚至已有不少儒生开始奔赴四方要镇，去接掌过去由军人独揽的地方行政及财务机关的印信。据悉，这件事肇端于皇上主持的一次宫廷宴会，历史学家因此称其为“杯酒释兵权”。宴会的主持人和谋划者未曾料到，他们此举正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有关政府上层的人事变动，普通百姓是逐渐才知晓的。这倒不怪他们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封建时期的政治要闻并非人人同享．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厚厚的宫墙将京师居民隔为两个世界。尽管身为天子近邻，普通市民却无缘得见大内的琼楼玉宇，无法测度宫中的时政气候。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只能体现在无条件的为官府纳贡服役和随时为皇宫内的主子尽忠效力上了。不过，政治弄得越诡秘，越能引起人们的好奇。通过不同渠道，高级将领相继被解职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这使大家十分诧异：军人出身的当今圣上，何以在黄袍加身的同时便结束了军人的统治？

只有那些自皇宫逐出的退役将军对新皇帝赵匡胤的心思一清二楚。打从他们聆听了圣上酒醉时的一番肺腑之言后，就立马明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们将不得不饮下自己酿制的这杯苦酒。

出席建隆二年（961年）七月那次别有用心御宴的，几乎都是皇帝昔日谋反班子的军事骨干，有几个人还是太祖赵匡胤的拜把子兄弟。他们领导着禁军的两大系统——殿前司和侍卫亲军。一年半以前，赵匡胤依靠这支禁军和指挥这支部队的结义兄弟，一举推翻了皇宫的前主人，自己做了皇帝，手下将领也因拥戴之功，荣升新职。每当这些将领踏入皇宫大门，他们心中便充满了自豪，仿佛这座富丽堂皇的宫苑是由他们亲手建造的一般。他们非常乐意时常与圣上共饮话旧，那会使皇上想起与弟兄们一道拼杀疆场的岁月，想到这些社稷功臣为本朝奠基所做的巨大贡献。

太祖赵匡胤的确对往昔念念不忘，但眼光绝非将领们那样短浅。时时浮现在皇帝脑海中的是近一百年来军阀割据称雄的场面，正是这种时势将他造就成了英雄，他不希望再出现这样的英雄，因而必须改变时势。他邀请将领们聚饮，并不是向他们讨教良策，办法早已由忠心耿耿的谋士赵普拟好，今天所要做的，不过是告诉禁军首领，为了大宋皇帝的安全，他们必须交出手中的军队。

当然，这种意图经过皇帝一番颇具匠心的修饰，变得十分婉转。据史官记录，太祖在酒酣之际，是这样开言的：“朕若没有诸位鼎力相助，哪会有今天的位子。但做皇帝却不比你们当将军舒心啊！我几乎没一天能睡好觉。”

将领们不解，深居宫苑，御驾万民，这是多么快活的事呀！怎么圣上倒忧心忡忡起来了？

太祖这才道出问题的核心：“你们知道我整日苦恼什么吗？因为这皇位谁不想坐呀！”

众人闻言大惊失色，连忙跪在地上道：“陛下为何说这样的话？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太祖摇头道：“我知道你们是不存异心的，可你们手下想要富贵的人能没异心吗？一旦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想不干也不成了。”

将领们这才明白了皇上失眠的症结所在，原来是对兄弟们起了疑心，这才设下圈套让他们钻。可事到临头，候补谋反者的名声谁也不敢承当，他们只好一齐流着泪请求圣上指明一条生路。

太祖早已胸有成竹，说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想要富贵，不过是多积蓄钱财，及时行乐。你们何不解去兵权，出守大藩，多买些田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置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亲家，这样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平安，不是也很好吗？”

皇帝亮出了底牌，将领们将在权力和生命之间作出选择。无人选择前者，因为没有了生命，再多的权力也失去了意义。次日，禁军将领们纷纷称病告老。一幕削兵权的悲剧，竟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谢幕。

宋太祖无情夺走了结义兄弟的兵权，击碎了他们头脑中可能萌生的称帝念头。研事实上他本人绝非冷酷之辈。圣上的仁慈宽厚．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京城下了雪，太祖马上想到西征将帅难御风寒，当即脱下了自己的貂皮外袍赐赠给大将王全斌；骁武指挥使董遵诲早年曾对落魄时投上门来的太祖出占不逊，圣上不计前嫌，仍派他出守边境要塞，并亲赐珍珠盘龙衣，嘉其战功；皇上的心怀叵测的弟弟赵光义生了病，他亲自为之灸治，赵光义无缘无故当面杀了他的爱妾，太祖也只是一笑了之。

促成太祖下决心与爱将分道扬镳的罪魁是赵普。这位沉默寡言的前掌书记是讲求原则的人．在他心目中．除了圣上与自己，均不十分可靠。这个结论是通过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的。赵普读书不多，他的历史知识完全出自个人及祖辈的经验。出生在兵马纷争年代里的赵普，耳闻目睹的皆是军阀的嚣张和藩镇的跋扈，在过去五十多年里，京师大内走马灯般的换了五朝主子．人们对武将拥兵篡位早已司空见惯，夺权不需要什么技巧，只要拥有兵权和野心就行了。此风始于唐末的放任自流，君弱臣强，中央没有足以同地方抗衡的实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不服朝廷管辖，一旦羽翼丰满，还要管辖朝廷。有道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刀把子里面出政权。如此风气，天下岂能不乱？若要避免以往的厄运，别无良方，只有将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就在太祖与众弟兄为改朝换代的成功而弹冠相庆的时候，谋士赵普已经开始考虑他的政变僚友们的去向了。

枢密直学士赵普想把傲慢的禁军头子赶出朝廷，显然其官位太卑小了，他必须说服皇上。开始时圣上反应冷淡，他不相信结义兄弟会造自己的反，干“狡兔死，走狗烹”的事，他也下不去手。皇上只罢免了前朝老将慕容延昭担任的殿前都点检一职，此职原为他本人所有，不欲轻授与人，至于爱将石守信、高怀德的职位依然如故。赵普不甘退让，继续不惮其繁地陈明利害：“臣下也不担心石守信等人会谋反，问题是这些人皆非统御之才，恐怕制伏不了手下，一旦军内出了乱子，那时他们也将身不由己啊！”聪明的赵普兜出太祖的底事作为例子，暗示他：既然你能倚仗手下拥兵篡位，那么你的这帮兄弟会不会也步此后尘呢？这个推理很具说服力，皇上终于将慈厚之心暂置一旁，自导自演了这场令古今权术家叫绝的“杯酒释兵权”的悲喜剧。

十分显然，要使众将领不生异心，仅靠一两次御宴的把戏是不够的。赵普已另有安排。P2－5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

写这样一本书，心中十分惶恐。

我对两宋历史发生兴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内地的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历史系几个有志于此的同学凑到一起，自发地展开学习和讨论，并尝试着做一些题目。谁知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越洋求学，有的干脆改了行。我勉强算是未离开专业，干的却是图书编目。其间虽也力图还复旧愿，写了些与宋史沾边的东西，说到底仍属历史文献的校勘与整理。倏忽十几年过去，我终于获准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国内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辈出、硕果累累的景况，当我重新检索曾经感兴趣的课题时，惊讶地看到众多领域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这使我可以借助同行的拨引，弄清过去尚还模糊的许多问题，然而要我这样一个重操旧业的人再做新的掘进，则需要补很多的课。

就在这时，好友赵世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由他主编的这套纵谈上下几千年的书系中承担两宋卷的编撰。这使我放下了手头所有写作计划，重新认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历史。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与他们一同求索、一道感伤

本书从1992年初春动笔，年底方写出头两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写作延至1994年1月。

这本书从最初规划到最终脱稿，其间有不少变化。开始想写五章，加上卷首、结卷，其七部分，由于卷首一下没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开，写至五章，已逾20万字，不得不仓促收笔，舍去相当重要的“改造儒学的大师”一章。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为线索，勾画自“庆历兴学”以来的教育（各式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状况，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与心态，原本还有结卷，试图从纵的方面总结两宋的历史特点和对今日社会的影响。这两部分撰写难度较大，将其舍去，虽有意犹未尽之感，却有暂时解脱的轻松。

本书主要采用叙事笔法，是受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叙事史学具有古老的传统，因其独特的表现力而拥有众多读者。但在相当长时期中，这类著述被忽视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专注问题，撰写论据谨严的著作，有兴趣拜读并参与讨论的仅限若干同行，而大众永远满足于一般性介绍，或通俗故事，或奇闻趣话。难道严肃的史学著作就不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结构和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吗？难道通俗读物就不能展现出作者个人的史观及分析吗，实际上。无论古今，“述而不作”都难以做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每一代历史家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以往时代的认识与反省，不同经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思索与观点，这种反省与思索正是现实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历史著述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历史学才得以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叙事史学这一传统还应继承下来，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融八了许多最近的史学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金铮先生《科举制与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师邓广铭先生、陈乐素先生、漆侠先生、程应镠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来、朱瑞熙、关履权、汪圣铎、李裕民、张希清、张其凡、周宝珠、贾大泉、贾玉英诸先生对两宋历史的考述，均成为笔者认识和把握宋代制度、风尚的主要依据。上述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释中说明，有的未及标出，尚希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