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著《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的合称。本书的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有着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在扰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与颠踬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从而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名人传》包括三位艺术家的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本书的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为追求理想的艺术境界，历尽苦难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从而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贝多芬传

 序言

 贝多芬传

 贝多芬的遗嘱

 书信集

 思想集

米开朗琪罗传

 序言

 米开朗琪罗传

托尔斯泰传

 序言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垂垂老矣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被困于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极为浓密，似乎梳子从未能梳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们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他的眼睛是黑的；其实不是黑的，而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愤时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反映出它们夹带着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来。它们常常朝天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孔，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趋向于超出上唇。牙床可怕至极，好像连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极其地不对称。莫舍勒斯说：“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难看的，但笑声并不长。”——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素的表情是阴郁的，是“一种无法医治的忧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来越这样了。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聋子常有的尖叫声让对方把想要他干什么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大惊失色，或是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格外的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那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屋的可怜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其父是个无才华而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系一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情。自一开始，人生就向他显示出他未来的命运似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利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炫耀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愁烦。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已常常觉得不适，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进行教育的责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掌管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乱花。这些悲惨的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挺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的一种恬静的友情一直保持着，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可资为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的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留有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后来他几乎度过了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莱茵河”。它的确是那么地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从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平静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对于这片土地，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明亮。”

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争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起。一七九六年和一七九七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自一七九八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过从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越发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与贝多芬以后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无异于盖兰的波拿巴画像之于其他画像。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需要坐到书桌前，不多的一会儿工夫，我就能使他摆脱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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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法国外省一小市镇的公证人的儿子，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一八八一年，全家迁居巴黎。罗兰考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当时是以思想矛盾冲突激烈著称的法国文化中心之一。

少年时代的罗兰以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与他所反对的种种唯心主义潮流相抗衡。

自青年时代起，他便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并在许多地方模仿过雨果的创作手法。但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当他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给其作品在法国广为流传的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写信，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遵从托尔斯泰对他的劝告。

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选择了音乐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一九一二年前，他一直作为音乐史教师在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任教。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法国第三共和国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社会冲突激烈。罗兰与著名作家左拉、法朗士等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他参加了为德雷福斯案件辩护的斗争，他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当然，他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还带有朦胧的浪漫主义幻想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在瑞士居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其文章明显的反战热情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瑞士，他接触了一些俄国侨民，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一九一七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到大战后期，他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心更加强了，在《先声》集中收入的他的一九一六年的文章中，他直接地向交战各国的人民——而不像一开始时那样，只向其知识分子们——呼吁，期望他们能够采取坚决果断的反战行动。

罗兰从苏维埃俄罗斯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它的朋友，不过，他对苏联的国内政策也存有某种戒心。二十年代，他徒劳地试图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与世界革命的原则相抗衡。三十年代，他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高尔基的友好关系在加强，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和维希政权的建立对罗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迈多病的他在敌占区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是做一些多年贝多芬研究的收尾工作及写点传记、回忆录等。

罗兰在二战结束前，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但活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日子。《欢迎多列士回国》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出席了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

罗兰是作为剧作家登上文坛的，他的早期作品有悲剧《圣路易》(1897年)，是收入其戏剧集《信仰悲剧》的卷首篇。收入该集的还有《阿埃尔》(1898年)和《时间会到来》(1903年)。但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三八年，他几乎花了毕生的心血在创作《革命戏剧集》。其中包括：《群狼》(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丹东》(1899年)、《七月十四日》(1901年)等。

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年至1912年)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无论是半封建的德国及其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这些普通人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七月十四日》完成之后，罗兰开始写传记体裁作品。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二十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人，而且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

关于中译本的译名，似应题为《三大师传》更为贴切。题为《名人传》有些欠妥。首先，罗兰在将三位大师的传记汇集成一册时，只是称做《英雄传记》(Les Vies Heroiques)，也没有说是《名人传记》。“名人”一词比较泛泛，即所谓“著名人物”的意思。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了名的人”。而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当然是“著名人物”，但他们更是在自己专业方面独树一帜的大师：一位是音乐奇才，一位是雕塑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位是文学巨匠。所以题名为《三大师传》更贴切，使读者一看书名即可知晓是三位大师级人物的传记。但鉴于《名人传》已通用。改了反而不利，所以仍沿用了这个译名。

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与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头枕在他们的膝上休息一会儿，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询他们的作品和声音，就在他们的眼睛里，他们的行述里，就会看到生命在患难中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罗曼·罗兰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自私的民族。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傅雷

一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以欢乐的人，竟仓9造了欢乐带给人间！正像他用一句豪言壮语所说的那样，他以自己的苦难在铸就欢乐。

——《贝多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