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开始于1919年7月14日这一天，法国在一战后首次欢度国庆，街头巷尾充满了欢乐的人群。之后断断续续记载了此后的十年，正是法国社会充满疯狂激情的年代，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为它画上了句号。

作者借助日记体裁，介绍了当时重要的艺术集会，书籍、演出、音乐会、展览等，讲述了“一战”后法国传统艺术和审美所受到的冲击。作者在书中也讲到了“一战”之后法国社会观念的巨变，对人们贪图享乐的风气和布尔乔亚热衷超现实主义思想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本书中的“我”出身于巴黎上层社会，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生活奢侈，出手大方。除追逐女孩子外，“我”热衷于各种文化沙龙，对当时的众多文化名人都十分熟悉。“我”厌倦人云亦云的文学评论，十分欣赏才露头角的普鲁斯特，对立体派、爵士乐、黑人杂志和电影等新事物充满热情。“我”喜欢阅读《新法兰西杂志》，并在日记中常常抄下一些精彩片断。

但“我”又是一个慵懒而涣散的人，在写过1920年12月23日的日记后便停歇，直到1928年6月28日才重新提笔，把过去八年的琐碎回忆以他人日记的形式散乱地拼凑在一起。

作者借助日记体裁，介绍了当时重要的艺术集会，书籍、演出、音乐会、展览等，讲述了“一战”后法国传统艺术和审美所受到的冲击。作者在书中也讲到了“一战”之后法国社会观念的巨变，对人们贪图享乐的风气和布尔乔亚热衷超现实主义思想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利用这种日记随感的形式，作者对他当年的一部分真假友人们进行了刻薄的攻击。毕加索是个恶毒的小市民，而友善的科克托也成了虚伪的吹牛者。

本书的末尾则明显带有感伤的情调，似乎预感到曲终人散的时刻已经来临。作者在结尾写道：“昨天，华尔街股市暴跌，狂跌”，“我们一无所有了”，“我不会再有时间继续写日记了”。

译者说明

序言

巴黎日记(1919.7.14-1929.10.30)

巴黎日记

1919年7月14日

人们都不知道各自的年龄了。要不然大家就都是20岁。天气非常炎热，尤其是士兵的队伍走完之后感觉热得特别难受。人们的呼喊和欢叫声像是一层蒸气罩在陶醉的人群上空，随着游行队伍移动。

我费了很大劲儿才从树上下来。昨天我让仆人在树下放了一把梯子，为的是让我的表姐妹们还有她们的家庭教师，今天能跟我一起观看游行。可怜的仆人在这儿守了一夜，所以我们可以早晨五点才从容地过来。

这时所有的孩子都从树上下来了，母亲们松了一口气，急急忙忙收梯子。只是人太多，很难挪动。

我四下看看，表姐妹们一个也不在。她们肯定是散失在这人山人海中了。这些喧闹、兴奋而激动的人们，这些涨红着脸的、被汗水打湿的人们，都不想回家，但并不前行，只是在挤着，呼叫着，擦着汗，挥舞着旗子，热烈地拥抱着。(我的表姐妹们肯定也想趁机摆脱家庭教师的管束。可以理解，这样的庆典游行恐怕一生也只能碰上一次。)

我用了两个小时才从军队大街走回费桑德里路。我似乎感觉从今往后巴黎的街头会永远如此喧闹，永远充满了这样欢乐、友好和热情的人群。

我觉得疲惫不堪。

今后不可能再有如此的景象了，因为战争已经永远结束。

1919年7月15日

昨天晚上表姐妹们都回来得很晚，而且不是一起回来的。家庭教师最后一个到家，理由是她一直在找她们。谁也不能相信，但是不要再说了。反正庆典已经结束，是离开巴黎的时候了。安妮一玛丽，妮科尔和莫妮克回她们在波城的家，我打算去多维尔。阿贝尔·费弗尔的一幅漫画上写着：

年轻军官：“一切都要感谢福煦元帅！”

老妇人：“是啊，我真想请他到家里来午餐。”

这些话很可笑，但巴黎富人区的贵妇们十有八九都是这么想的。

商店给母亲送来了她订购的一个圆软凳，放在梳妆台前用的。软凳是橘黄色的，还配着两个靠垫。靠垫底色是黑的，镶嵌着钩的花篮和金色的小珠子。这些东西崭新的，很漂亮，与水盆式的现代顶灯很相配，比过去那个路易十四时代的吊灯好多了。

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房间收拾一下。如果股市行情持续上扬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房间翻新一下了。现在市面上的好东西有的是。埃尔曼·保罗的儿子弗朗西斯·保罗，给我看过一些家具图，线条很硬，但挺漂亮。做这些家具用的都是几种新木材。我只是不太喜欢它们这种庞大的感觉，怕做好了就像慕尼黑家具似的。

人的举动有时就是荒唐。我又找到了叫做“妮奈特”和“兰丁丁”的两个小吉祥物，打仗的时候人人都带在身上；我本来想扔掉，结果还是留下来了，就在镜子的上边挂着。

1919年7月16日

整个夏天都穿着休闲的衣服真叫人高兴。西装衬衣的硬领子令人难受。要是能够从此改变人们的着装习惯多好！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一切都在变化着。现在沙龙里的人已经不戴手套了，手套和大衣一样放在存衣室。人们居然也开始不太戴硬顶细沿圆礼帽了，甚至敢在街上戴着软呢帽。光亮绸礼帽恐怕只有在参加婚礼这种场合才可能见到。现在人们去戏院时戴一种高顶大礼帽(配着燕尾服或无尾常礼服穿)。

我的表姐妹们在回外省之前从头到脚置办了不少新衣服，弄得她们全然一副暴发户的样子。今天晚上她们整整给我展示了两个小时：丝绸布料，纱，带有三条浅色宽丝带的披风，蝉翼纱短袖，可怕的帽子(似乎把眼睛也罩住)，粗羊毛衣服等等；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她们还给我念了一段时装杂志上对一件晚礼服的(莫妮克已经定做的)描述：“黑色的亮绸，裙摆像军裤似的收紧；裙子上有一行黑亮的大宝石坠子垂下来；低领上衣的边沿以及肩上也镶了乌亮的大宝石；衣袖几乎是不存在的。腰带是孔雀蓝绒的，插着几支同样色调的羽毛。”

这件晚礼服价值1500法郎。

1919年7月17日

我出发去多维尔。我要在那儿过暑假。

没有必要带着这个日记本了，我恐怕不会有工夫写日记的。

波蒂尼埃酒店的房间，诺曼底酒店的午餐，海边木桥的散步，网球，还有路易斯·德斯帕，这够我忙的了。

1919年7月24日

多维尔让人不得安宁。尽管巴黎的天气炎热，街头冷冷清清，我昨天晚上还是回到了巴黎。多维尔到处都是张扬炫耀的人，连草坪都给人感觉像是商品展示。

蒙卡布里尔伯爵夫人戴着一顶印度支那帽子，埃克吕斯伯爵夫人撑着一把小伞，屈尔宗夫人头上有一只獾，对我视而不见；还有很多干酪的罩子。女人们都疯了。

在波蒂尼埃酒店，人们一直在谈论于泽斯公爵夫人最近获得荣誉勋章的事情，还有罗昂公爵夫人也获得了国家感谢奖章。我想战争的话题大概人们已经谈够了。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就忘记它吧。也许我要是参加过作战就不会这么想了，可惜我适龄时已签署了停战协定。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遗憾。有时候我真是很讨厌自己(还好，不是经常)。路易斯给我读了一首吉尔贝·德·瓦辛的诗，开头是这样的：

我年轻的金发朋友海伦娜

有一只可爱而诚实的羊

它的毛卷曲着，一定经过了理发师的修理

有这样一只宠物羊多么幸福！

……

路易斯非常喜欢这首诗。女孩子真是傻。

沙滩上最悦目的要算加比·德利斯；她今年夏天下海的打扮很惹眼：镶嵌着黑色松紧带的粉红色紧身泳衣，带有黑色鞋跟的粉红色皮鞋，头上则是有粉红羽毛点缀的黑色头围。不过海浪一来她就尖叫着跑开了；她伸手拉住她的舞伴哈利·皮尔塞，回到了海滩上；我让人给我和她拍了一张照片。回头我可以在政治学院亮一亮。

我和维奥莱特·德斯帕跳了舞。这是个纯真可爱的女孩；她的慢步华尔兹跳得好极了。可是跳一步舞她就有点跟不上，快狐步根本就不行了。她还得习惯习惯。探戈很不错，我们一晚上跳了好几次。

1919年7月25日

回到巴黎后，我住进了酒店。我真不愿意在家里住。

我刚把这几页日记重读了一遍。嗨，我怎么如此无聊！其实我并不比别人傻，修养也不差，水平也不低；但就是没有一点正经。我的世界里飘着香槟酒的气息。我去了趟银行。这一个月花了三个月的钱。这都是因为庆祝胜利的缘故。再说这也没什么，股票还有升值呢。

1919年7月27日

路易斯和维奥莱特姐妹俩都很漂亮。问题是我很想娶维奥莱特做妻子，但又想和路易斯上床。这真是道德上很难解决的问题。

1919年7月30日

这季节居然在巴黎遇到了布瓦若尔夫人，我很吃惊。原来她坐了当天往返的火车，是专门来买晚礼服的。“得让上过前线的人忘记他们吃过的苦，”她大声说，口气就像打仗时后方的人常说“日子还得好好过”一样。我认识的所有女人当时都这么说。她们在1914—1918年的战争期间实在找不到别的理由解释她们的梳妆打扮，现在又开始找新的理由来解释她们在和平时期的衣着花销了。难道不应该让打仗回来的丈夫们高兴高兴吗？难道寡妇们不应该开始寻找新的幸福，也让失去父亲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吗？当然，当然，夫人们，你们说得对。当今很多贵妇人的榜样，著名的曼珊夫人有这样一句话非常流行：“做个轻浮、轻巧而可爱的女人吧，这就是一种仁慈。”好极了！我一点也不反对，这真有趣。

P2-7

如果在他的生命中能有一点平和，一份来自权贵的呵护以及避难的权利，莫里斯·萨克斯本来可以成为当今的卡萨诺瓦。就像晚年的卡萨诺瓦，迫于孤独、迫于苦闷、迫于生计，苦苦地搜索记忆，草草地撰写一些不完全真实的回忆录。

然而今天已不是启蒙时代了，我们的社会更加残酷，我们的精神更加脆弱，我们的思想也更受拘束。一个无所畏忌的冒险者，在取悦有钱人后骗取一点钱财，之后被一些人原谅而被另一些人控告，他的把戏只能失败。卡萨诺瓦对他欺骗过的人不屑一顾，他鄙视他们，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莫里斯·萨克斯则痛恨自己的缺点，曾发誓还清债务，梦想成为所有人的朋友，得到别人的欣赏和认同。他风流倜傥，魅力超群。他放纵于各种情感和知识游戏。他对书和写书的人爱得痴狂，于是他的评论充满了极端的热情、痛心的惋惜或是过激的愤怒。在他这种超乎寻常的情感表达之后，一些同时代的作家会向他示好，这使他心醉；然而这样的情谊往往转瞬即逝，这又使他倍感绝望，从而表现出一种可笑的狠毒。萨克斯就是这样一个走极端的人，这既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可贵之处。他对待朋友、敌人、他所崇拜的人、喜爱他的人、他的不计其数的债主及无数向他借钱的人，都有一种极端的态度；他的爱，他的无情，他的贪财，他的多愁善感，他的时而放荡和时而拘谨，他的雅趣和恶习都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如此的萨克斯，已成灰烬的萨克斯，写下了《阿利亚斯》、《萨巴特》和《“屋顶之牛”的岁月》的萨克斯，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焚烧他的人生，正如演员焚烧自己的舞台。他有见证，有权威，也有魅力。他的眼光和记忆都是少见的。每个晚上他都用生命去赌博，赌后幸存的他不去忧虑明日的生计，又投入到回忆的游戏之中。搜寻记忆的时刻是他动荡生命中最平静的时刻，最高贵的时刻，是他向他所尊敬的债主还债的时刻，正如圣西蒙和卡萨诺瓦。他们笔下的肖像并不逼真，他们从不美化人物，甚至有时常常歪曲形象。但是这些人物却因此不会被人忘却，会长久地留存下来。

我与萨克斯交往整整15年，是他口述历史的忠实听众。我们的友谊没有一丝杂质，正像他常说的，我是他“没有开口要过钱，也没有给过他钱的为数很少的人之一”。他的故事时而华丽时而困窘。他住过名人家的客房，简易公寓，豪华酒店套间，小阁楼；他穿过无数名牌衬衫，也有过衣衫褴褛的时候；他曾经英气逼人，后来又龌龊不堪。我们相识于1927年，当时二十出头的他已经“闯荡江湖”。他在读了我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即评论科克托的诗集“歌剧》后开始给我写信。从此他便常常给我写长信，我们也经常整宿在一起谈诗。

他梦想着在度过一段军旅生活后完全告别过去，换一种新的生活，而他的本性却又使他滑向深渊。再次堕落前的萨克斯回忆他作为文艺青年的那段时光，也就是被他绝妙地称为“充满幻觉的轻浮时代”。

“充满幻觉的轻浮时代”，这恐怕是《“屋顶之牛”的岁月》最恰当的副标题了。当我重新读它的时候，不禁感到很多惊喜、一点惆怅和某种愉悦。在这本轻巧的书中，找不到任何个人申辩及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惩罚，也没有任何主流文学派别的明显影响。细节并不确凿，人物稍嫌失真，然而在已经远离那个时代的今天，萨克斯的书给我们带来的岂不是失乐园的芬芳！

那时战争已经结束，政治活动尚未开始。人们不追求利益，热爱生活，天真地笃信新事物，渴望新的发现。一个返璞归真的时代；一个黑人艺术时代，爵士乐时代，衬衫式连衣裙时代；也是光头，改良的立体派，性解放，无目的行为和无理南自杀的时代。那时巴黎的屋顶上有一头牛，像航标一样指引人们无忧无虑地、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就是以后的渎者阅谚本书应该了解的，那是一种生存的自由，它比行动的自由更重要。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只有艺术品才有肯定的力量。我想，若干年后，莫里斯·萨克斯将不再是我回忆中的那个萨克斯，而是读者想象中的萨克斯：他也许不是那出巴黎喜剧中的主人公，但他是科克托、毕加索身旁狡黠老练的配角，是不容置疑的目击者和见证人。

安德烈·弗雷尼奥

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