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纪实小说，讲述了吕茜母女俩挣脱家庭束缚、争取妇女解放与自由的故事。吕茜的父亲是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官，种族主义思想严重，满脑子男权主义思想。吕茜的母亲被日军监禁和强暴之后，便失去了丈夫的信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波伏瓦的《第二性》，萌发了反抗意识，勇敢地与丈夫斗争，最后与其离婚。母女俩回到法国后，恰逢法国国内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她们积极投身其中。在法国“68年5月”学生运动期间，吕茜因向往革命，与学生代表前往当时被认为是南美革命圣地的古巴，在那里遇到了卡斯特罗，与之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本书2017年在法国出版，获“杜拉斯奖”“ELLE女中学生大奖”和“处女作”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鸣谢

本书作者是出生的越南的法国女作家，被认为“杜拉斯第二”；一个出生在越南的法国女子，重返法兰西后，前往古巴，与卡斯特罗发生了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一个法国殖民官的妻子，被日寇蹂躏，受丈夫欺压，在波伏瓦的《第二性》启发下，走出家庭，追求爱情与自由。吕西和她的母亲，动荡一生，不枉人生；爱到尽头总是悲，心火不灭。

第一部分
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女疯子，一个动不动就激动的人，一个讨厌的狂人，一个脆弱的女孩。他们老是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做”“这简直闻所未闻”，或者声音不安地问：“你能肯定吗？”当然不能，我不肯定。我怎么可能肯定呢？一切都过去得那么快。我什么都把握不了。更确切地说，我什么都不想把握。有埃弗利娜，这就足矣1
2016年9月16日。这应该是一场工作约会，简单的约会，就像我常有的那样。跟一个作者约会，我想出他的书，急着想出。我想跟他分享我的这种急切而美好的心情，然后，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这里要松，那里要紧；结构要重来，要具体，要深，要纯。
有的编辑深思熟虑，手指又细又长，石膏般光滑，思想平静，就像是禅园和微型的耙。我属于另一类编辑，修车工那样的编辑，喜欢把自己的手伸进发动机里面，抽出来时满手机油和油污，然后又提着工具箱回去。但这不是随便什么书稿，更不是随便什么作者。
在我堆满了资料和钢笔的书桌上，放着一部书稿，上面标满了记号。这次，吸引我的不再是文体，也不是结构，而是我所看见的书稿后面的女人。合上书稿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它从我的心中升到头上，又从头上回到心中。一团蓝色的火焰。也许是预感到马上要见她了。我鼓足勇气，给她打电话：“喂？”我屏住呼吸，“您好，是皮西埃夫人吗？”
她沙哑的声音很迷人。我越跟她说话，心里越不感到害怕，心情放松了，正如一块绷得过紧的布，松开了；它成了肾上腺素。她的故事打动了我。她很惊讶，不相信是真的：“啊，是吗？啊，是吗？”我好像看见她的疑惑在我面前变成了现实，奇怪的是，她的每个疑惑都坚定了我的决心：必须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我们约好下周五见面。在挂断电话之前，我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笑了。
风夹着雨，这个夏末竟然冷得很。塞纳河边朦朦胧胧，变得一片深蓝。巴黎圣母院淹没在浓雾之中。我没有带伞，脚上穿着轻便凉鞋，袋子里放着沉甸甸的书稿。时间到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一个身材瘦小的仙女。我看到她出现在门口时，觉得她像鸟一样精美。我马上就喜欢上了她的眼睛，它像普罗旺斯的天空一样明亮。眼睛四周，皱纹形成了微笑。她问候了我，我喜欢她从嘴里说出我的名字，不是很清晰，因为抽烟，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走进了她的单身公寓，在一楼，前面是一个种满树木的花园。“你好像很冷！要毛衣吗？”我拒绝了，由于害羞。几个月之后，我寄给她一条皮毛长围巾，但她没来得及用。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面前放着一杯滚烫的咖啡，是刚从浓缩咖啡机里压出来的。我不得不帮她。“等等，这是胶囊咖啡……好啦。”通常，这是她丈夫的事。“奥利维埃不在的时候，我不吃不喝。我无所谓。”我一定是露出了吃惊的样子，因为她连忙补充说：“我不会做饭。我母亲一直禁止我下厨房。就是这样的，这您知道。”她抬了抬下巴，指着放在桌上的书稿。我笑了，喝光了咖啡。 雨水敲打着半圆形窗户。屋内很舒服，光线温暖，色彩柔和。埃弗利娜点着一支香烟。“您不介意吧？”但这个“您”马上就变成“你”了。“我不介意。我不抽烟，但我喜欢抽烟的人。”她笑了，双手翻起我记在书稿上的标记，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下了功夫。”
我发现她手指上有褐色的斑痕，那是时间不知不觉留下的印记。她把年龄当作一件宽松的衣服，它不会妨碍她。‘过去的75年，她的头发一直是金黄色的，皮肤像阳光下的白雪；一副淘气顽皮的样子——青春永在的迹象。
我们谈了三个小时。从她的书稿谈到她母亲，谈到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谈到宗教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谈到男人、性别和文学。她的微笑中掠过一道阴影，目光黯淡了瞬间，然后又朝我看来。我觉得她很漂亮。我们默契地省去了开场白，也许我们都觉得时间不多，也许是一种神秘而美好的承认：还是分享重要的东西吧；也可能是不得不这么做。某些相遇早就发生，但在生命过程中中断了。这种相遇——我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字写出来，因为我和她都已经不信上帝——被“刻”在了某个地方。现在到时候了，该继续了。想起这事总让我那么高兴；一种短暂而巨大、完整的友谊，它毫不在乎我们之间隔着47年。
埃弗利娜想讲讲她母亲的故事，并通过她母亲，也讲讲她自己的故事。一个迷人的故事，包含了60年的政治生活、战斗、爱情和悲剧——也是某个时期法国的反映，殖民、革命和妇女解放时期的法国。她写的东西仍徘徊于纪实与自传之间。我们俩一致同意，必须把它写成一本小说。不寻求传记那样的准确，而是写一本真实的小说。可以改名换姓，充分发挥想象力，探索深刻的情感，创作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埃弗利娜鼓起掌来。我们将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几乎每天都写信。她住在法国南部，但不是太远。当她来巴黎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蜗居里见面，在酒瓶和烟灰缸之间埋头工作。我听她说话，笑她的笑，愤怒她的愤怒，有时和她一起大笑——到了吃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