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1978这四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和国由此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本书通过收录于光远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沈宝祥的《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吴兴唐的《“三个世界”写作班子的回顾》、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经过》、孙长江的《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孟凡的《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雷声宏的《<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等当事人的回忆，详细记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摆脱精神枷锁，以及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深刻变革，从而为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折奠定思想基础的情况。

这是思想解放的春天，是中国拨乱反正、走出困境之年，是转折之年，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对一两个凡是一的有力回击，揭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打破了精神枷锁，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方针，及时解决了全党自1957年以来未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本书选编了陈大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沈宝祥的《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傅颐的《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于光远的《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陈鹤桥的《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等，为读者深入了解和认识转折时期党的会议的基本情况、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本书选辑了刘道玉的《拨乱反正当为先》、张瑞芳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沈容的《钓鱼台杂忆》、武建华的《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于光远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汪东林的《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陈丕显的《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温济泽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刘回年的《“西单墙”面面观》等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

本书选辑了吉伟青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李琦的《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沈宝祥的《中央党校的新生》等，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思想解放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 于光远

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 沈宝祥

“三个世界”写作班子的回顾 吴兴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经过 胡福明

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 孙长江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孟凡

《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 雷声宏

转折会议

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 陈大斌

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 沈宝祥

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 傅颐

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 于光远

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 陈鹤桥

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当为先 刘道玉

“而今迈步从头越” 张瑞芳

钓鱼台杂忆 沈容

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武健华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于光远

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 汪东林

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陈丕显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 温济泽

“西单墙”面面观 刘回年

教育改革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 吉伟青

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 李琦

中央党校的新生 沈宝祥

经济改革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 陈大斌

1977年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 周日礼

包产到户第一村——小岗村风云 张冠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琐忆 陈大斌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 张广友

新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上海宝钢的决策、建设历程 陈锦华

宣传动态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 沈宝祥

徘徊中前进的人民日报 李庄

《光明日报》的新生 苏双碧

我对《未定稿》创刊的一点回忆 李凌

对外交流

礼遇与怀念——记邓大姐1977年出访缅甸及两次接待吴奈温 程瑞声

美国驻华大使在1977 王立

揭开“阿波丸”之谜 叶飞

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 曾建徽

中美建交亲历记 柴泽民

记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周边邻国 江培柱

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杨波

◎“班主”胡乔木几点印象

写这篇文章是邓小平提议的，“写作班子”的“班主”胡乔木也是邓小平亲自点的名。大家都知道他同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密切关系而十分尊重他。胡乔木当时自称是“闲人”，所以全部精力都花在这篇文章上。文章的风格可以说带有“胡乔木印记”。

他文风严谨，确如其人。在文稿讨论中，他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对他不能同意的意见也一一坦率指出，决不含糊其辞。他善于倾听各方意见，从不倚势压人。他的讲话，字斟句酌地慢慢道来，滴水不漏，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

他温和，平实，平易近人，但并不同人打得火热，也不热衷于闲聊。每次讨论会，他都启发大家发表独立思考的意见和看法。他几次都指名要我发表看法，并说年轻人要善于思考，不要人云亦云。我们在相互熟悉之后，讨论时往往走题。这时，他每次都十分严肃地把话题拉回来。有几次，在讨论之余，有人提出请他谈谈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情况、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和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参加《毛泽东选集》整理工作的情况。但每次他都笑答：现在大家集中精力写好文章，待文章写完发表后再说。

果然，他没有爽约。在文章基本定稿后，他召集大家“随便谈谈”。虽说“随便谈谈”，但没有涉及他个人情况，只是谈了“如何写文章”的问题。虽然没有事先写好稿子，甚至连提纲也没有，形式上看似乎是随便谈谈，甚奎即兴脱口而出。但整体读起来却是积多年经验谈写文章心得的好文章。

文章写出提纲后，一天晚上，胡乔木打电话给我，要我根据提纲找马恩列斯的有关语录，要求两天交稿。我正想说话，他紧接着说：“不用犯难，我把目的与要求讲清楚。”于是他将一条又一条想引用的语录主要意思，大致在哪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之后，他又说，引语一定要找准确，千万不要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千万不要用马克思的话来作装饰，或来证明你自己观点的正确。两天之后我准时交了稿。

在讨论初稿时，有人提出，文章一开头就引了许多条马恩列斯毛语录，让人读起来觉得沉闷。他一听这话就严肃起来，好像还有点生气，说一条都不能去掉。他停顿一下，缓和一下气氛说，这是一篇理论文章，首先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现在国际上有人攻击“三个世界”划分是背离马列主义，小平同志说不论战，但要在理论上驳倒他们。于是他对选用的每条引语都做详细解释，并重复坚持一条都不能少。

文章发表后，大多数班子成员返回本单位工作，留下少数人扫尾。我负责联系有关单位将文章翻译成外文的事务。一天，胡乔木又打电话找我，要我下午陪他去参观博物馆。下午两点，他准时来到招待所。上车后，他说，军事博物馆要重新整理后开放，他们请我去看看并提提意见。路上问了我年龄、家庭和工作情况，还很有兴趣地问起我名字的来历。

在军博，他看得很仔细，有人陪同但不要人对展品作讲解。他特别在几张毛泽东的文稿前沉思起来，好像回忆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景。他指着一张毛泽东修改稿，对军博陪同人员说，这样展出很好，可以看到毛主席是如何反复修改的。他对我说，写文章是一个认识提高的过程，反复修改就是不断改正原来认识上的不足、片面和错误。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却只看了很小一部分。陪同人员请他提意见。他说，感谢你们这个展览，恢复了实事求是，军博带了一个好头。他提的主要意见是：展览内容尚不够充实；解说词千篇一律，不生动；毛主席文稿的说明词内容太简单等。告别时，他给我赠言：“多读书，勤思考。”

◎历史局限和现实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总政策就是以“三个世界”理论为基础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宣布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积极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打开并发展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积极开展了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

当然，“三个世界”的划分和这篇“三个世界”理论文章，现在回过头来看，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表现在：强调国际阶级斗争和在国际斗争中划分敌友我；把苏联看做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号召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虽然提出了战争可以推迟，但仍然强调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在有人对过去的外交政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如认为和平共处是消极的，已不适用。又如，认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导致了闭关锁国。甚至有人把卖国投降的李鸿章吹捧为“出色外交家”和民族的“悲剧英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外交政策具有继承性。笔者认为，“三个世界”的划分在以下几点仍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不能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战略时，首先要涉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所谓国际格局也就是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三个世界”划分只是告诉我们分析世界现状的力量对比的一种科学方法。因此，“三个世界”理论文章，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加上一段重要的话，大意如此：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要从整体出发，联系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能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不能抽象地、孤立地去观察，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永远不能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

第二，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时，同时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提出的理由是：“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这里的“政治”指什么？在“写作班子”的讨论中，理解为指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篇文章中，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有如下表述：中国宣布自己属于第三世界，这正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中国将来经济发达了，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仍然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明确地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第三，“三个世界”和“多极世界”提法不同，内涵不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同。但可以用一条红线把两者贯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多个世界。“三个世界”曾经是，“多极世界”现在是确定我们国际战略的基础。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差异显而易见，贫富差距在扩大，矛盾和冲突从未间断。这是一个多极世界，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把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变为“一个世界”。世界多样性将是永存的。

选自《当代世界》2000年第9期。

P35-37

历史在这里拐弯

1977年，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年，也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重要一年。当时全国正面临着一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文化教育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

1978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转折之年。某种抉择——摆脱“左”的梦魇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导型战略——已经开始发端。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一种行为首先是在思想中酝酿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也不例外。本书通过收录于光远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沈宝祥的《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吴兴唐的《“三个世界”写作班子的回顾》、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经过》、孙长江的《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孟凡的《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雷声宏的《<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等当事人的回忆，详细记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摆脱精神枷锁，以及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深刻变革，从而为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折奠定思想基础的情况。

思想上的解放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促动因素，但作为一个国家，仅有思想变化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把这种新的思想转化为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党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把思想上的解放转化为国家的方针政策。本书选编了陈大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沈宝祥的《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傅颐的《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于光远的《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陈鹤桥的《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等，为读者深入了解和认识转折时期党的会议的基本情况、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非凡勇气的党。“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两年，我们党进行了大规模、有秩序的拨乱反正。本书选辑了刘道玉的《拨乱反正当为先》、张瑞芳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沈容的《钓鱼台杂忆》、武建华的《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于光远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汪东林的《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陈丕显的《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温济泽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刘回年的《“西单墙”面面观》等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成堆，旧有的规章制度被打破了，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如何对待“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教育思想旗号推出的所谓教育改革措施？中国教育何去何从？本书选辑了吉伟青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李琦的《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沈宝祥的《中央党校的新生》等，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有人将中国的农村改革比喻为“蛹破茧化蝶”——蛹从里面将茧咬破（其所选择的突破口恰恰就是橄榄形茧的最薄弱部分）。1977—1978年，因为具备了社会和思想环境，中国农村的改革成为一种必然和有延续性的动力。本书选辑了陈大斌的《“穷过渡”的最后挣扎》、周日礼的《1977年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张冠生采写的《包产到户第一村——小岗村风云》、陈大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琐忆》、张广友的《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等，展示了中国农村改革初掀波澜的景象。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改革也迈出了第一步，陈锦华的《新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上海宝钢的决策、建设历程》反映了我国在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严重的工业领域所取得的光辉业绩。

统一思想是统一行动的前提，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重要保证。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拨乱反正方针，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主的宣传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沈宝祥的《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李庄的《徘徊中前进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新生》等为我们展示了这一阶段宣传战线的波澜风云。

1977—1978年，中国的外交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缅关系获得了恢复和发展，中美开始建交谈判，邓小平访问日本，中国加强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问的友好交往等等。本书主要选辑了陈瑞声的《礼遇与怀念——记邓大姐1977年出访缅甸及阴次接待吴奈温》、王立的《美国驻华大使在1977》、叶飞的《揭开“阿波丸”之谜》、曾建徽的《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柴泽民的《中美建交亲历记》、江培柱的《记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周边邻国》等，展示了中国外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并不认为亲历者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观点是某个事件的唯一解释，而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别的亲历者的证言、证词，最大限度把某个历史事件的全貌展示给读者。

《见证历史》和《历史转折》这两本书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付梓了。

1975—1978这四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和国由此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让读者了解这个不平凡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决策的来龙去脉，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我们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组织编写了本套书，本书由张树军主编，唐筱菊、陈少铭、卜伟华著；在本书的编写中，采用了许多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在此对这些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见证历史》和《历史转折》的编写是一项较大的工程。由于涉及面广、任务重、时间紧，尽管编者精心组织，力争使本系列书能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编者的水平及精力有限，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同时由于编写时间急促及一些历史原因，不能对所采用的内容和图片逐一核实来源和原作者，为比我们深表歉意。甚望本书所涉图片及内容的原作者见书后，在予以理解的同时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按规定奉致稿酬。谢谢！

编 者

2008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