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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百兴已经在太子东宫的崇文馆殿脊上伏了一个多时辰，手脚早就冻僵了。

“该死的鬼天气。”他暗自咒骂。

此时是大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正月初八，百官都还在休年假，家家户户也都守在暖和的地炉边，为上元节做准备，没有人愿意在这么个滴水成冰的时候走出房门。

幸喜自腊月二十八以来没有下雪，要不，明早怕是有人能踩着他的脚印跟到落脚处。常百兴听见一组巡查的卫兵又从殿前走了过去，照旧是清晰可闻的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他们手中的长矛与铠甲不时发出的撞击声。卫兵是四人一组，每燃一刻信香，约莫是念三百声佛号的工夫，便有一组卫兵走过。

经过几夜的勘察，常百兴发现雇主提供的情报有许多重大的错误：其一，雇主告诉他太子李隆基每晚都会在东宫东侧的宜春宫中与太子妃一起消磨时光。常百兴花费了两个夜晚的时间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至少是在近几日，太子一直住在东宫西侧的宜秋宫中的长生殿里，而且根本没有女人侍寝。其二，太子每晚三更之后才回长生殿，在这之前，他从起更时分起就坐在宜秋宫南侧的崇文殿内，或是批阅公事，或是与值宿的侍臣们谈话，从来往众人严肃谨慎的表情上看，他们显然不是在闲谈。不过，这一切发现，常百兴并没有告诉他的雇主，因为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该不该冒这么大的风险做这笔生意。

他此时就伏在崇文殿西侧崇文馆的屋脊后面，仔细地谛听着院中的动静。他知道，与前几夜一样，太子这会儿大约就要动身回寝宫去了。

果然，院中侍卫一阵忙乱，宫中的女官们燃起宫灯守在殿前。常百兴尽最大限度地侧过头来，将一只眼睛露出屋脊望去，只见一个长身如鹤的青年从崇文殿中走了出来。前几次常百兴没敢造次，只是在一边偷偷地听着太子一行人的动静，今夜他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好奇心，决定看一看太子的模样。

遗憾的是，在宫灯微弱的光晕下，他根本看不清太子的面目，只看到太子宽大舒适的常服和他们李氏皇族特有的安详高贵的步态，以及几十名行止小心的侍卫。

太子在女官和侍卫们的簇拥下穿过右长林门进内坊去了，崇文殿前只留下几名值宿的侍卫。

如果有人说能在这样严密的保护之下刺杀太子而又全身而退，打死我也不信。常百兴一边暗自嘲骂自己，一边慢慢地支起早已冻僵了的手肘，将上身的重量移到左臂，伸出戴着熟麂皮手套的右手捻熄了身前竹筒里的信香。

当他反转手臂将竹简插回革囊里时，再一次感觉到新革囊的重大缺陷。这个新革囊比起自己早先使用的旧革囊来显得太硬了，不但到处支支棱棱，而且总是从臀后向身前跑，使他取工具时十分不便。他心道，如果不得不逃跑，有这么个东西在身前绊腿，就是最笨的差役也会把自己拿住。再有一点，这个革囊上插工具的襻带儿安排得也荒谬绝伦：开锁的如意钩放在了最上排，这很容易就会在自己取工具时被衣袖带出来丢失掉；而割皮箱的皮刀却插在了闷香和信香的旁边，他娘的，若是夏天，割破了手指还点个屁闷香。

该走了。常百兴又从身下移出了左手，让前胸和双腿紧贴在屋瓦上，脚尖却不用力，只是本分地平放在那里。这是免得不小心蹬碎了屋瓦，惊动守夜人。他的两只手将身前身后的每一寸地方都仔细摸过，看一看有没有失落什么东西，这才像一只灵巧的暹罗猫一般，起身循来路退回到殿角。仍然是像方才一样，他将自己走过的每一片瓦都摸上一摸，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之后，方缘殿柱而下。

常百兴出来做事从不慌张，也没有必要慌张。他相信，只要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够细心，下足了功夫，如果不是上天有意要灭他，他绝不会失手。

一连几天到太子东宫踩盘子，他都是沿着东宫的西墙走，因为西墙的另一边就是宫城太极宫。许是怕太子谋逆，皇上的宫城与太子的东宫之间的这道墙上，竟连个角门也没有。又因为这道宫墙是夹在两宫之间，这里巡查的卫兵也极懈怠。看来最强的地方正是最弱的地方，老头子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常百兴想起了自己的爹，那个挥金如土、仗义疏财的老偷儿，一生偷遍天下，死时却家无余财，留给常百兴的只是一身偷儿的技巧和他哕里哕唆的一大堆琐碎的经验之谈。

不过，常百兴在自己日后的经验中发现，父亲当年每一点不厌其烦的叮咛都是让他立身保命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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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我学习小说写作已经二十年，回首来看，发现自己居然写了许多篇与“刺客”相关的小说。不得不说，这一定是因为我深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如果让我从《刺客列传》中挑一篇最喜爱的，我会首选“豫让刺赵襄子”。

豫让的故事具备了优秀故事原型应有的全部重要因素。首先我们看主人公豫让的身份,他是晋国权贵智伯的幕宾，曾亲口证实：“至于智伯，国士遇我”。这也就意味着，“刺客”豫让并非职业刺客，而是曾被权贵礼遇的知识分子或有特殊才能的人物。所谓国士，《辞海》的解释最简单：“旧称一国杰出的人物”。至于“国士”这一身份的微妙与复杂，我们有机会再谈。

这个故事的背景本身就充满趣味性，智伯、韩、赵、魏四家权贵原本是同谋，族灭当权的范氏和中行氏，瓜分其封土，并驱逐了晋国国君。然后，四家内斗，势力最大的智伯被野心家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击败并族灭。于是，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挟迫周天子将他们晋封为新诸侯，这件事是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故事里，赵襄子当然不会被刺杀，死的必定是豫让，结局读者早便知道，然而，故事怎样走向结局，豫让刺杀赵襄子过程中的戏剧性和强烈的感情抒发，才是故事真正的趣味。

因此，从故事开篇，由“知识分子”变身为“刺客”的豫让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他的故事驱动力和行动目标，则是他要为已死且无后的智伯报仇，杀死赵襄子。在这一点上，豫让比“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在前途上更无望，但这也就越发凸显了这个故事和主人公的伦理价值，此乃孔夫子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豫让为第一次刺杀行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伦理上他先表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这段话中有两重意思，一、他的动机是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二、他自知必死，而且是自觉赴死。“春秋尚义”，豫让受到智伯“国士”的礼遇，在智伯被韩赵魏三家灭族分地之时，他依照“春秋之义”，本应战死或自尽报主。只是，他身边没有公孙杵臼那样的诤友，像责备程婴那样当面责备他“胡不死”，因此，他只能在赴死之前自己表明心迹，这是知识分子该当要做的事。“士为知己者死”是豫让清楚明确地向世人展示出来他的故事的第一层意义。

怎样看待豫让在细节上的准备，历来史学家颇有分歧。中华书局标点版《史记》的原文是：他“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分歧在于断句，豫让前往刺杀赵襄子，改名换姓是必须的，“变名姓为刑人”的“为”，在这里是“充当”或“冒充”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是“豫让改名换姓，冒充服刑的罪人”。但是，如果换一种断句方法，变成“乃变名姓，为刑人”，这里的“为”就成了内容丰富的行动，是动词。汉代桓宽《盐铁论·周秦》：“春秋罪人无名号，谓之云盗，所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依据此旁证，豫让的“为刑人”应该是自宫，让自己“变成为”绝人伦的刑人。

我属于看热闹不怕事大的那种读者，支持后一种观点，豫让的“为刑人”应该是“自宫以绝人伦”，这是他为了行动成功押上的第一份风险价值。从塑造主人公的角度看，“为刑人”对读者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远远大于简单的“慷慨赴死”。让故事吸引读者的办法有许多，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挫败和折磨主人公，在这方面，太史公司马迁可谓斫轮老手，他不会放过这么关键的戏剧因素。

豫让的第一次行动必然失败，同时还留给赵襄子一个自我塑造与自我宣传的机会。从《史记·赵世家》看，赵襄子像每一个野心家一样，有着过人的机敏和智力。在赵襄子抓获“涂厕”的豫让，并问明情由之后，他感叹道：“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赵襄子这两句话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号召他自己的臣子向豫让学习，学他这种不记代价，无所图谋的忠和义。因为，“三家分晋”虽让赵襄子成为诸侯，但他毕竟是逐君裂土的逆臣，最为担心的就是臣下向他自己学习，为此，树立豫让为榜样，对他这个新诸侯有着无可估量的舆论价值和伦理价值。与此同时，他这番表演也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赏忠知义之君。

没有坏人的故事最难讲。豫让的故事里没有坏人，但有对抗人物赵襄子，因此，太史公在对赵襄子的塑造上，就不得不下许多功夫。然而，篡位之臣毕竟是个无法“正名”的污点，于是，在民间艺术中，赵襄子就必须成为反面人物。元杂剧中有杨锌的《忠义士豫让吞炭》，这是在外族统治下文人借戏剧反讽。

豫让的故事之所以称得上是“原型故事”，原因之一是它能够在主人公的挫折之中产生意义。第一次行刺失败，赵襄子“彰显忠义”，释放了豫让，于是他开始为第二次行刺做准备。“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简言之，豫让是用毁容的方法化妆，以便再次接近赵襄子，这是他押上的更大的风险价值。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个次要人物出面，帮助豫让向读者说明他行动的逻辑关系和意义。于是一位友人认出他来，“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耶？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也就是说，以豫让的“国士”之才，若投靠赵襄子为臣，必得宠幸，刺杀时更方便。豫让的回答：我若投靠赵襄子之后再刺杀他，“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豫让的这句“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正是他的故事的第二重意义。因为他自然而然地将宾主之义和君臣之忠紧密结合在一起，日后的统治者和爱国者对这句话同样爱不释手，再搭配上这种警句的句式，足以助其流传后世。

1932年4月24日，京剧须生高庆奎在北京华乐戏院首演新编历史剧《豫让桥》，高庆奎饰豫让，范宝亭饰赵无邱，李慧琴饰豫让夫人姜氏，编剧则是著名的清逸居士。这出戏的演出时间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因日军侵占东三省，举国激愤，戏剧界人士率先行动，纷纷编演爱国剧。此时，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最后一代庄亲王，著名票友，号清逸居士的溥绪虽生活落魄，贫居北京，以编写京剧剧本为生，但他绝不肯追随溥仪前往伪满洲国。高庆奎与清逸居士合作，先后编写并演出传播忠义爱国思想的新戏，如《马陵道》、《豫让桥》、《赠绨袍》等。同时高庆奎又与著名花脸演员郝寿臣合作，演出《煤山恨》、《史可法》等抗击侵略的爱国戏。其中《豫让桥》这出戏，它的思想核心之一，就是“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借以指斥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

略微听过一点京剧的朋友，多半都曾听过名列京剧“三大贤”和“前四大须生”的高庆奎的录音，他最著名的剧目是“三斩一碰”，还有《哭秦庭》、《逍遥津》等。《豫让桥》没能成为他的代表作，具体原因我们只能猜测。高庆奎学艺经历复杂，除须生外，还能演武生、花脸和老旦。他的唱腔在“四大须生”中独树一帜，嗓音高亮，逢高便起，擅长“楼上楼”的唱法，演出绝不惜力。当然，这种唱法也毁嗓子，从他留下的唱片中我们可以听出，1929年高亭唱片公司录制的《逍遥津》中，他的嗓音直出云天，而再听1933年百代公司录制的《史可法》和《煤山恨》时，他便再也唱不了那么高的腔调了。

《豫让桥》演出于1932年4月，高庆奎扮演的豫让前半段是须生，到豫让“涂厕”行刺失败，吞炭漆身之后，高庆奎便改为花脸扮演豫让。这种先后唱两个行当，唱念做打兼重的戏，著名须生演员中大约只有高庆奎敢尝试，但很显然，这种毁嗓子的戏他演出的场次不多，社会影响有限，因此，也就没能成为他的代表作。因此，我们今天既听不到《豫让桥》这出戏的唱片，也找不到剧本。据老一代人回忆，高庆奎当时以花脸粗豪的嗓音，在抗日情绪高涨的爱国观众面前，激情地用“吹腔”表达“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的强烈情感，那情景想想都令人神往。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必然失败，这是常理，但不是戏剧高潮，故事的高潮是豫让与赵襄子在相互揣测与相互配合之间，表达出故事的第三重意义“忠臣有死名之义”。

当豫让从桥下现身，被武士持戈围困在桥头时，赵襄子与豫让先做了那番“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必以国士报之”的对话，由此再次强化豫让“忠义之士”的身份。这个铺垫对人物和故事都极为重要，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刺客豫让与目标赵襄子在两次尝试之后，虽未深入沟通却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用成全豫让就义的方式为赵襄子的新生诸侯国树立一个道德榜样。

于是“襄子喟然叹息且泣曰”，注意，赵襄子这是气从肺腑而出的长叹，是有声音效果的，并且他流泪了，这算是“哭戏”。他道：“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赵襄子的这段话有三重内容，第一，豫让你为智伯报仇所做的一切，已经成就了你的“义士之名”；第二，我已经赦免过你一次，这次不能再释放你了；第三，以你的“国士”之才，自己想想，你我之间该怎么办？赵襄子毕竟是统治者，所求甚奢，因此他传达给豫让的潜台词是：我已经成全了你生前的“义士之名”，再要想让我帮你成全“身后之名”，你该怎么做？

豫让毕竟是国士级的知识分子，哪能听不出这等弦外之音，于是他道：“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这里是关键，注意此处词语的变化，豫让的自我定位已从“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变为“忠臣有死名之义”的“忠臣”。因为不放心赵襄子，他还在前边加了一句“限定语”，即“臣闻明君不掩人之美”，也就是说，我今天作为“忠臣”死在这里，你不但不能污我名声，还得像个明君一样替我扬名。这场戏，两个人分明是在谈条件，但每句话都是漂亮的警句式样。读到此处不得不说，读《史记》我总是不由得赞叹古人擅言语，钦佩太史公的台词高明。

文章写到此处，我不由得自省，如此揣测古人的机心，我会不会是在“解构”豫让的“君子之义”？细一想，我并没有解构，只是对文本呈现的内容进行了深层次分析。虽然得出的结论让“义士”和“明君”的功利心毕现，但这一点也恰恰就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在伦理标准上的分野，“义”在此刻已不再是唯一的道德准绳。

接下来，豫让先捧了赵襄子两句，“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注意，此时豫让已经与赵襄子君臣相称了，这是这个故事的第四重意义，是以战国时代的功利主义意义替代了春秋时代“义者，宜也”的道德理想。然后豫让提出了自己配合赵襄子演出的方案，进一步展示他“国士”的高才。他道：“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至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读到此处，我便知道智伯为什么会将豫让奉为“国士”了。智伯是个傲慢自高的权臣，如前所见，豫让恭维贵人的时候，言语可谓丝丝入扣，而就在这精妙的恭维之间，他又将自己的要求适时地合理化。如此高人，怎能不称智伯之心！

接下来豫让对自己的要求又补了一句：“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这句话绝不是字面意思的谦卑，因为这是当时表示谦逊的日常用语，同时，这也是豫让最后一次敲钉转脚。赵襄子此时必定“龙心大悦”，因为豫让对这出戏的把握和发挥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下边就是“动作戏”了，“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这场戏一定很好看，豫让被众武士持戈围困在桥头，他拔出长剑，三次高高跃起，猛击赵襄子的外衣。动作戏过后，豫让字字清晰地用最后一句话为自己的“义士”身份定位：“吾可以下报智伯矣”，他这是在效仿赵襄子祖先的恩人程婴的话语，可谓直指赵襄子之心。然后，豫让“遂伏剑自杀”，因为，如果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像《水浒传》里的英雄似的，因气味相投，便跟随赵襄子去了，这便违背了他“忠臣有死名之义”的追求，他的故事也就不会传诵至今了。

豫让的故事，最大的赢家当然是赵襄子，因为，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于是，逐君裂国的逆臣赵襄子在取得了诸侯的地位之后，又借着豫让的榜样，一举收取了“赵国志士”之心。

这篇短文写完，我的心情很不愉快，因为我更享受评书中和戏台上的豫让带给我的“大义”和情感冲击。然而，历史文本“考古”就是这样，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最初的感受常常相悖。我从不认为春秋时代的道德水准比战国时代高，但道德尺度和伦理评判有时代差异是一定的，因此，在“义”的高度上，豫让的“忠臣有死名之义”，就远不如“赵氏孤儿”中程婴“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的“以死自证”来得高洁。

刺客

古风

九郎

女子暗杀团

义士

后记

《刺客（精）》是《潜伏》作者龙一的古风小说集。

“义”字当头，仇长情更长。

折叠历史，挑破人心。

所谓“义士”，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还是忠奸比拼的筹码？是改变历史走向的英雄，还是被历史嘲笑的小丑？或许，他们都只是你我心头的一种理想、一个梦境，与正义和公平有关。

《刺客》是著名畅销书作家龙一的作品集，由五部中篇组成。作家用娴熟的笔法和巧妙的构思，演绎了众生浮沉之下“义”字当头的人性挣扎与颠沛流离。所谓“义士”，是阴差阳错卷入政权斗争、却将自己置于生死两难境地的梁上君子？还是背负“反噬其主”沉重宿命的汉奸第四代忠仆？亦或是怀揣“舍生取义”之念、为报大恩甘愿赴死的扬州神厨？权臣与政敌之间的猜忌争斗、危机四伏的阴谋、平静文字背后的暗藏杀机、人物内心的激流暗涌，既是变幻莫测中的斗智斗勇，更是对信仰的不断打磨与重塑。书中的主人公或可忍辱负重，或可沦为阶下之囚，不变的却是大义凛然、一诺千金。尽管困境重重，信仰和使命成为最后的救赎；岁月变迁，生活与命运仍是无法预料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