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水故道边上有个地方名字极古怪，叫罐子窑。何时有了这地方，县志无有记载。显然它是以制作陶器而得其名的，几乎户户都出操这门手艺的人。其实也并非只做罐子，碗、钵、油坛、夜壶都有。所以为何偏偏要称为罐子窑，至今无法查考。

制陶是极有趣味的活儿。从坡上挖取黏土，倒入池里化浆；滤浆沉淀的即为细泥。手艺人把泥搬回作坊里堆着，用时抠下一团，置于形同肉案的泥凳上揉，像揉面一样，不粘手为熟。再把熟泥团安放车上——车也是用泥拍打成的，模样、大小和倒扣过来的澡盆差不多，中心有轴。车面上还有一只由碎碗底嵌进去的“脐”。做活时，手艺人用搅车棍插入这脐，朝顺时针方向猛力搅动，车便飞快旋转起来。于是手艺人凭借这惯性，双手从泥团中拉拽出一件件的陶器。成型后，还要用油亮的枣木板周身“熨”一遍，再拿棉线锯其根部，就可以取下送到外面去晾。待八成干逐一上釉，之后便可码到窑里起火烧冶。行话称进窑的叫坯，出窑的叫货。

这种窑，不同于一般的砖瓦窑或炭窑。它是长形的，有七八丈长，卧龙似的倚坡匍匐着。高的一端是窑头，低的则为窑尾。窑膛内设有七级台阶，叫“七档”(坯就码在这些档上)。窑的两侧相对开着五十四只“眼”和十个小窑门，供塞柴、蹲窑用(烧时，窑门须用泥堵死)。然而这么一条窑，仅三个人伺候。在窑尾烧的叫烧小火的。烧左侧的叫烧大眼的，烧右侧的称作烧小眼。其实“眼”无所谓大小，之所以要这么称呼旨在突出大师傅的权威性。他主宰着窑的命运。窑是一档一档地由尾往头烧。一窑的货色如何，全仰仗大师傅的本事。大师傅并不是用手烧窑，而是用眼——看火。这看火的名堂是极为玄乎的，你无法说清楚。

县城与罐子窑距离三十六华里，但不通车。那年的秋天，我为民间的一个浪漫的传说所诱惑，第一次来到这地方。我记得我是下午动身的，骑着一辆很旧很脏的单车。其时秋已深了，太阳非常软，落叶纷飞。路很不好走。前一天的雨把路面泡得稀烂，再让太阳一晒，就全是疙疙瘩瘩的。我好像是骑在一匹没有备鞍的马上。不久我看到了一棵大枫树，它的寿命至少有一百年，依旧根深叶茂——那叶子完全红了，像凝固了的血一样有厚度有分量。接着我产生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幻觉：我仿佛看见了许多串刚被剁下来的手掌挂在一只青筋暴跳汗毛林立的大胳膊上。我下了车。这儿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大枫树下面摆着一个简陋的茶摊。茶具一律是陶的，又一律上着酱油似的釉子。我心里琢磨着，这些东西全是罐子窑出品的。罐子窑不远了。那天只有一个茶客，是位须髯飞霜的老者，看上去已逾古稀之外，却天生一副仙风道骨。他用一把精巧的小茶壶喝茶。在他的身边，斜靠着一根用斑竹做的钓竿。我移到树下的时候，那把壶在他手里仿佛一片羽毛，茶所剩无几。他的喉咙像车水一样响，以致两只正欲斗架的公鸡同时蹿开。这情景让我差一点儿笑出了声。我在老人对面的条凳上坐下来。自然我是打算同他搭讪的。可他的眼皮始终低垂着，好像我不过是树上飘落下来的一片叶子。这时候茶家也不知上哪儿去了，我便很有些尴尬，就拿出香烟，先敬他一支。他毫不推辞地接过烟，仍然是一语不发。（P6-7）

正文

秋天里回合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建议我，将过去的小说重新整理结集，放进“作家典藏”系列。作为一个安徽本土作家，在家乡出书，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况且他们出版的“作家典藏”系列，从已经出版的几套看，反响很好，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美观。我欣然答应。这也是我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书，有种迟来的荣誉感。寒冬是我的校友，社里很多风华正茂的编辑与我女儿潘萌也是朋友，大家一起欢悦地谈着这套书的策划，感觉就是一次惬意的秋日下午茶。这套书，计划收入长篇小说《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和《死刑报告》；另外，再编入两册中短篇小说集，共七卷。这当然不是我小说的全部，却是我主要的小说作品。像长篇小说处女作《日晕》以及若干中短篇，这次都没有选入。向读者展现自己还算满意的小说，是这套自选集的编辑思路。

每一次结集，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当年的写作现场——过去艰辛写作的情景宛若目下，五味杂陈。从198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人，让我感到最大不安的，是自觉没有写出十分满意的作品。然而重新翻检这些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满足——毕竟，我在字里行间遇见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习惯将我划归为“先锋派”作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说法。2008年3月，我在北京接待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计划”采访我的日本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他向我提问：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如何看待“先锋派”？我如是回答：“先锋派”这一称谓，是批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某些流派作家的影响，但“先锋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范式。这些小说在当时也被称作“新潮小说”。批评家唐先田认为，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由此“跳出了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圈子”而出现了“新的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神韵和灵气”。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引用。像《南方的情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等小说，都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带有实验性质，而长篇小说《风》，则是我第一次把中短篇小说园地里的实验，带进了长篇小说领域。它的叙事由三个层面组成，即“历史回忆”“作家想象”和“作家手记”。回忆是断简残篇，想象是主观缝缀，手记是弦外之音。批评家吴义勤有文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潘军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长篇小说《风》更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和成功的艺术探索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中占一席之地。”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创作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好故事，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怎么写”。这一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小说在成为一门艺术之后，小说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为履行这份职责所面临的困难也完全一致，这便是表达的艰难。他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特殊的形式，作为表达的手段，并以这种合适的形式与读者建立联系。对于小说家，小说的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真伪优劣的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与其他作家不同，我写小说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最为贴切的叙述方式，如同为脚找一双舒服的鞋子。而在实际的写作中，又往往依赖于自己的即兴状态，没有所谓的腹稿。在我这里的每一次写作，不是作家在领导小说，依照提纲按部就班，更多的时候是小说在领导作家，随着叙事的惯性前行——写作就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风》脱胎于我的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罐子窑》，我认为《罐子窑》的结构与意识，应该是一个长篇，于是就废弃了；长篇小说《死刑报告》最初写了三万字，觉得不是我需要的叙事方式，也废弃了；《重瞳——霸王自叙》则有过三次不同样式的开篇，直到找到“我讲的自然是我的故事，我叫项羽”才一气呵成。等到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我开始尝试把图画引入文字，让这些图画变成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字和绘画，构成了一个复合文本。《死刑报告》后来决定把与故事看似不相干的“辛普森案件”并行写入，使其形成

……

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只是暂告一段落。十年间我自编自导了一堆电视剧。这看起来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对我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热身，接下来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由作家转为导演，本就是圆自己一个梦，企图证明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野心。我要拍的，不是所谓的作家电影，而是良心电影。这样的电影之于我依然是写作，依然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但是，这样的电影不仅难以挣钱，也许还会犯忌，所以今天的一些投资人早就对此没有兴趣了，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他们只想挣钱，至于颜面，是大可以忽视的。更何况，要脸的事有时候又恰恰与风险结伴而行。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生三部曲。近两年我主要就是自娱自乐地写写画画。其实，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就是学画的，完全自学，但自觉不俗。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今天是我的生日，眼看着就奔六了，我得“hold(稳)住”。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审查，更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究其原因，这是根本。因此，这次朱寒冬社长提议，在每卷作品里用我自己的绘画作为插图。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这算不上插图，倒更像是一种装饰。但做这项工作时，我意外发现，过去的有些画之于这套书，好像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比如在《风》中插入《桃李春风一杯酒》《高山流水》《人面桃花》以及戏曲人物画《三岔口》，会让人想到小说中叶家兄弟之间那种特殊的复杂性；在《死刑报告》里插入《苏三起解》《乌盆记》《野猪林》等戏曲人物画以及萧瑟的秋景，或许是暗示着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刑罚观念与死刑的冷酷；在《重瞳》之后插入戏曲人物画《霸王别姬》和《至今思项羽》，无疑是对西楚霸王的一次深切缅怀。如此这些都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缘分，这些画给这套书增加了色彩，值得纪念。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书画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今年夏天，我在故乡安庆购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根了。我想象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在这里读书写作，又时常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我可以尽情地写字作画，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神怡！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那一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是为序。

潘军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潘军著的《风(精)/潘军小说典藏》为一部当代原创长篇小说，主要写作家“我”小时候经常听家里长辈谈起传说中智勇双全的郑海，长大后决定写一本关于郑海的长篇小说。“我”到郑海的老家罐子窑实地考察，走访了传说中与郑海有关的叶家后人，随着对罐子窑所有与郑海有关的人的追踪了解，才渐渐了解郑海的原型是罐子窑一个与叶家二少爷有过两面之缘的船员，因大风救过叶家两位少爷的命。他成了叶家的英雄，也成了罐子窑的英雄，之后郑海就离开了罐子窑，后来关于他的许多传说都是基于大家的美好想象，因为谁也没有再见过他，他也没有再回来过，像风一样来了又走了。

潘军著的《风(精)/潘军小说典藏》能自由地穿行于写实和虚构、现在和历史之间最功不可没的因素当推其巧妙的艺术结构。《风》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谜语的小说，谜体结构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小说的展开过程其实也就是设谜一猜谜一解谜的过程。正是通过对“历史”之谜的求解，小说把现实和历史紧紧绞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