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曾进行过一场论争。首先是胡适在1月21日写给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里，提出了“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是针对周氏在此之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历史要重演吗?》)所表示的忧虑，强调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武装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嫌疑”，因而并不构成对中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威胁；二是明确提出战后的苏联“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胡适的意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郭沫若等都写了反驳文章。争论的焦点与实质是：美、苏两大国究竟谁构成对中国独立、生存与发展的威胁?这首先是一个牵动民族感情的敏感问题，同时又纠缠着意识形态选择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胡适及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反苏”的主要理由是，苏联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与后来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取得了中东、南满两路的共管权，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并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件事在1946年就引发过全国范围的反苏大游行，傅斯年、储安平等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发表声明表示抗议。此时胡适重提这件事，也仍然能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就连郭沫若在反驳胡适时，也并不否认“很多比较开明的朋友都为此事不平，心里实在鲠下了一件难过的东西”。后来在60年代毛泽东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并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提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比较容易地就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这应该是一个“远因”。但在1948年，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及知识分子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的却是美国的威胁。据重庆《民主报》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7月一年间，中国人民被美军吉普车轧死的就有一千多人，妇女被强奸的竟达三百多人。1946年12月两个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一案更是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公愤。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轻工业品向中国的倾销，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忧虑与警惕：他们对二次大战被侵略的历史仍然记忆犹新。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的对华政策，这也就在实际上把自己置于和大多数中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1948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北京之行之后，给国务卿的一个报告中承认：中国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中的反美情绪“比我原先所想象的强烈得多”，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制造目前普遍盛行的情绪”：它根植于人们“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报告还承认苏联的思想“影响之深出我们料想之外”，不满现实的青年“不怕共产主义”。在得出了“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党扩展的有效工具了”的结论以后，司徒雷登把希望转向“中国人民的本性”，据说“中国人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对美国有一种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对俄国则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憎恶”。说整个“中国人”如何如何，自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夸大；但如果仅限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司徒雷登说的确是事实。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热潮，本来就已经十分被动，现在美国当局把希望转向他们，其处境就更加尴尬。许多自由主义教授因此而转向反美，坚持亲美立场的也都陷入孤立。

P76-77

这本书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一切都是1995年11月8日那天上午10时左右发生的，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孟繁华来，约参加谢冕主持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负责写其中“1948年文学”一书，稍考虑，即欣然同意。遂同去谢冕家，商讨计划。回来后即开始工作：编写《1948年年表》，兴奋不已。

其实，那一天，我正准备回家，并立即投入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与写作。——多年来我一直在做酝酿与准备。1994年9月至1995年7月在韩国任教期间，集中精力，读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做了大量笔记；7月底回国后，在应付各种杂事的同时，初步拟出了全书(暂定名为《毛泽东：世纪中国遗产》)的“写作设想”。刚好前一天，预定要办的各种杂务都已基本处理，告一段落，可以再度集中时间做我最为重视(甚至可以说是“珍视”)的研究课题：按新的设想，重新翻阅已经阅读过的材料，并补充读新材料(包括一些新觅得的研究成果)，然后开始写作。但这位年轻朋友的突然来访，却一下子中断了计划，转移了研究方向，而且转得如此自然，立刻被新的写作深深地吸引：几天之内，我把自己的藏书翻了个个儿，找出了有关的作品、传记、年谱、日记、回忆录……(材料竟是如此之多，我都觉得惊奇)白天跑图书馆资料室，翻当年的报纸、期刊，晚上或其他空闲时间就泡在这些藏书中，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发现，高兴得不能自禁，那段时间，凡有客来，无论熟悉或初见，必要宣讲这些新材料，竞如此陶醉了一个多月。这种状态写作《丰富的痛苦》时有过，这几年已经“久违”了。待稍稍冷静下来以后，反过来想：这突发的热情究竟从何而来。这才想到，这次突然改变写作计划，看似偶然，其实也是有内在的线索可循的。尽管“1948年文学研究”的课题是过去从未考虑过的，但40年代文学，以至40年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却是从1989年《周作人传》写完以后即已开始准备与进行的，至今也有了将近7个年头。其间还有过一个写多卷本《四十年代文学史》的计划，为此申请过研究基金，也拟订了一个“写作构想”，做了种种准备(包括材料、购书上的积累)，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但最后却失去了写作兴趣与热情，把它束之高阁了。为什么会如此呢?于是我又翻出了当年的“设想”，不妨抄录如下——

一、全书写作以“面对21世纪，总结20世纪”为基本指导思想。

二、全书预计分五大卷，计：

第一卷，年表：包括本时期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尽可能广泛的资料，如作品发表、出版、翻译、改编、评论、文人行踪、逸事、交往、社团、集会、活动，等等。

第二卷，文学思潮、文化背景：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哲学、文化……思潮，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的变化。如．本时期国、共两党的文化政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时期几大思潮(民族主义、人民本位主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生命哲学与存在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作家的不同选择，本时期思维3-式的变化：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消长．战争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战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与怀疑主义，本时期出版文化(出版社、书店、报纸、杂志)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流通，等等。

第三卷，作家的生活与精神的研究：战争初期全民族的大流亡中，流亡者及其文学，延安与敌后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的新生活，作家(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大后方的生活方式(躲警报、泡茶馆、政治的高压与商品经济的冲击)，作家(知识分子)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危机，沦陷区的特殊生活方式与作家的选择，等等。

第四卷，文学本体发展研究：如本时期文学发展的不同倾向的相互对立与渗透，实录与虚构，写实与象征，日常生活化与传奇性，凡人化与英雄化，散文化与戏剧化、诗化，客观化与主观化，民族化与现代化，以及雅与俗、文学语言的变化，等等。

第五卷，主要作家、作品点评：如这一时期的小说家路翎、萧红、张爱玲、赵树理，诗人艾青、穆旦、冯至，剧作《北进行，同时，又是面对将至的“远方”，与对已经陷于重重困惑中的这个历史实体的未来的焦虑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一种“回忆”的历史叙述，就必须努力寻找“过去”‘现在”与“未来”三维视点，并且能够取得在三者之间转移、滑动的灵活性。这又是一个历史(文学史)叙述学上的难题。我在材料的搜寻工作告一段落(材料的发掘本身自然是永无穷尽的)以后，有将近一个月不能动笔，就是为找不到恰当的叙述视点与叙述语调。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此书的写作失去了信心，以至兴趣，如果不是必须以此课题给学生上课，我很有可能就因为遇到这“拦路虎’’而停笔。坦白地说，这叙述学上的难题我至今也未能完满解决，只是后来勉强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解救办法。即设计两个视点(视角)，一是按月组织章节，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抄录“当时人的生活实录”(即叶圣陶先生的本月日记)，以显示彼时彼地的作家的日常生活实际，他们的现实境遇、感受，以形成“过去”式的视点(视角)；另一则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历史叙述者的视点(视角)，他是全知全能的，因此可以通过语气、角度、语言(时代习惯用语、句式的选择，等等)，表达方式(叙述、描写、议论)的不断变换，自由地“出入”于“过去”与“以后”及“现在”之间，同时又将一种“未来”(“远方”)视点“隐蔽”其后。尽管做了这样的设计，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感到困难重重，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至少我对已经写出的部分是不满意的。或者还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即通常所说把笔写顺了，也许会有一个新的起色。看来，在解决文学史观念问题之外，确实还需要不断探寻文学史的写作形式，这是要花大力气、做长期努力的。本书的写作仅是意识到其重要性，而从文学史结构与叙述两个方面做了一次自觉的尝试而已。得失如何，就要看实践的结果了。——眼下还不能说我已有了足够的信心。

最后需说明一点，本书完稿后，部分章节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北京《读书》、江苏《东方文化周刊》、长春《文艺争鸣》、海南《天涯》等杂志上发表，特此向有关杂志表示谢意。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本书系国家教委“八五”研究项目“40年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资助，直至今日才完成，这是我一直深感不安的，特在此补充说明。

新版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总序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楔子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冲击波——《人民日报》

 传出的信息——蒋介石的元旦训词——《文艺先锋》宣布的

 官方文化政策——《大公报》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

 仰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大众文艺丛刊》与中共对文艺的领导——文学党性原则的

 明确提出——“我们”文体的新特征——以“思想斗争(批

 判)”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三面出击：郭沫若怒“斥”

 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代表的“反动文艺”；批判路翎、姚雪垠、

 骆宾基等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对胡风及其朋友的批

 判与警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警惕与防范——以解

 放区文艺为样板的“人民文艺”的大力倡导——新的美学原

 则，文艺创作、批评模式在建立中——对“五四”与鲁迅的再

 评价：争取文化领导权与正统地位的自觉努力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学生运动与校园文化——群众歌曲的革命功能——革命盛

 大节日里的活报剧演出——漫画：精神原子弹——朗诵诗的

 政治性、群体性与行动性——狂欢的广场文学(艺术)——

 大学教师在学潮中——自由主义教授的困境、挣扎与分

 化——师生共识：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40年代末的诗歌刊物与流派——前期《诗创造》的兼容并包

 性——在内外压力中挣扎——新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孕

 育与聚集——《诗创造》的改组与《中国新诗》的创刊——40

 年代末现代主义诗歌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相通与对

 立——“中国新诗派”诗人与“七月派”诗人的相通与分

 歧——共同的命运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I一)

 萧军：永远的精神流浪汉——集权、秩序、规范与独立、反叛、

 自由之间——萧军与“王实味事件”——《文化报》与《生活

 报》的论战——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批判萧军反动

 思想”的运动——“五四”启蒙主义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争夺

 战——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关系——言论自由的尺度——

 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身份的消失——“大批判”思维、文

 体的开创——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示黄牌——人们期

 待中的萧军的反应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朱自清的“背影”——晚年心境的沉重面——1928年《那里

 走》的困惑，20年后再思考——对知识分子边缘位置的正视

 与“悬空感”——向下层人民寻求支撑点的欲求与害怕失去

 “自己”的矛盾——既“调整”又“保持”的文化(学术)选

 择——沟通“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集体主义革命话语。沟

 通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雅俗共赏、兼容并包、多元发展

 的文化理想——本不合时宜，却被“大用”的“结局”——追

 悼中的“学者与文入”的朱自清——朱自清“转变”问题的提

 出——革命话语对朱自清的“改造”——革命话语与民族主

 义话语的结合：毛泽东的“盖棺论定”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胡风向“明天”扑去——他眼里的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的异

 质性与挑战性——受伤的狼的“突围”与出击——以“斗争”

 为中心的思维、情感与心态：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同一——

 自觉地捍卫“五四”传统：“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的斗争”；坚

 持启蒙主义；反对向“旧形式”投降——胡风要为他漠视批

 判者的警告付出代价——胡风与毛泽东心灵的相通——胡

 风的悲剧：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留下的最后

 一个美好的记忆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丁玲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命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创作模式的诞生——纳入体制：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计划

 化——创作主体的变化：首先是党的干部(战士)，然后是作

 家——以党的政策为创作起点与接受终点——文学的真正

 主人：革命化的“新人(工、农、兵英雄人物)”——把党的意

 识形态化为作家的艺术思维：阶级斗争的艺术想象逻辑(题

 材、人物创造、结构等)——用党的革命语言规范一切——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周立波)对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创作模式的示范意义与部分背离——独断话语权的文

 学秩序的建立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部队宣传队(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独创——泛黄的

 历史资料所留下的记忆——把毛泽东“文艺为政治服务”的

 思想推向极致：文艺军事化的新范式——快板诗人与“兵写

 兵”群众运动——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利用与改造：北方

 农村的演剧与诗歌创作运动——对农民文化的推崇与对市

 民文化的拒绝——《邪不压正》：赵树理的“党的立场”与“农

 民的立场”的统一与矛盾，他的文学命运的戏剧性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沈从文的文学梦想——对“五四”先驱者蔡元培“美育代替

 宗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历史

 定位——《看虹录》：将“抽象的抒情”引入小说叙事的自我

 突破，却一再受到批判——40年代末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

 “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同样被遗忘——沈

 从文终于“觉悟”：不能随着时代变动而改变自己，只能面对

 “提前死亡”——“投岩麝退香”：沈从文和他的朋友呼吁“文

 物保护”——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左”倾，少数人退守思想文

 化上的自由主义——“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沈从文、

 废名、朱光潜、冯至等讨论“如何对待红绿灯的指挥”等问题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毛泽东三次急电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必须保护文物与知识

 分子——蒋介石亲自组织“抢救”学界知名人士——“危舟

 将倾”的末世景象，旧秩序再也无法维持——知识者故土难

 舍，“为伊消得人憔悴”——国民党高压政策为渊驱鱼——

 走下飞机的仅胡适等人——梁实秋：战乱中的生离死别—一

 枪炮声中的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天下愈乱吾心愈

 治”：无人顾及中的学术坚守——《浦江清日记》里“三不管”

 地界中的清华园——稀落、仓皇的“南下”与浩荡、有序的

 “北上”：两股知识分子人流——“我今真解放”：郭沫若一路

 高歌——卞之琳等远方归来：赤子的虔诚

 不算尾声

 叶圣陶终于“远行”，结束游离状态——郑振铎重读《画梦

 录》——胡风想起小贩挣扎的叫卖声，他没有在香港“净

 罪”——路翎写《危楼日记》，为“时代末日”做忠实记录——

 丁玲作为新中国的女作家在国际舞台亮相，她感到无比自

 豪——《传家宝》：赵树理仍在关注农村现实中的“问题”；老

 赵进城的意义与困惑——萧军的消失：又一个“提前死

 亡”——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游乐会上处处感到“他”的存

 在——一颗无声的政治炮弹，沈从文的绝望与去不掉的迫害

 感——“今日复何悔”：胡适、傅斯年凄然对饮吟陶诗——国

 民党政府“最后的晚餐”——张道藩拜别母墓悄然离开南

 京——倾听“北方”的声音：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开始

 了一个新时代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这套书第一次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框架内思考文学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完成的成果。

这套书由谢冕、孟繁华主编，在年代选择、丛书设想、可行性等方面也得到了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的热情肯定和支持。其中洪子诚先生、钱理群先生还亲自参与了撰写。

丛书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把握时代的整体精神。写法上是回到历史现场，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也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全套书共12册，从1998年初版以来，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此次再版，既是再现一个时代的学术成果，又是展现一个学术群体曾经的学术热忱。

钱理群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48(天地玄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为其中一册。

钱理群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48(天地玄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成熟学者90年代初创作的严谨之作。它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在写法上回到历史场景，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