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刘震云最关注什么，答案一定是“说话”。从2002年的《一腔废话》开始，刘震云就没有停止“发声”。《手机》是在讲话，《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在讲话，到了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为的还是要找回一句话的理儿：“我不是潘金莲！”
原来，刘震云从这中国话里，发现了一个值得不断书写的天机。
范宁（以下简称“范”）：您近年来的作品一直关注现实题材，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再到《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也延续了这一角度，写了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因为一件看起来荒谬的事情而上访的故事，您怎么定位这部小说呢？
刘震云（以下简称“刘”）：这部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四处解释说这不是政治小说，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一辈子也没解释清楚，大家还觉得是政治小说，所以他跟李雪莲是一样的。
李雪莲告了20年状，就是为了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当她开始告状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离婚案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出现了其他64件事。这个逻辑本来很荒谬，但李雪莲却用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结果是无法说清楚。
但是到了最后一章，史为民把这个话说清楚了。本来如果不跟李雪莲遭遇，他20年之后可能是省长，但就是因为两人见了一面，说了一句话，他就成了个卖肉的。他突然明白过来，然后用荒谬的态度对付荒谬，从而达到了自己一个特别伟大的目的，他利用“上访”回到了老家，跟患了脑瘤朋友打上一场最后一场麻将。
《我不是潘金莲》是什么小说呢？我觉得是底线小说。写这本小说是为了探讨生活的底线，看它到底能够多荒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喜剧时代，在喜剧时代里荒诞的底线，幽默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比道德底线还要深，在深远里边，还得下去很多。
小说探讨的是生活的逻辑，一件事是怎样变成八件事的？要说清楚一个道理，就要把其余64件事说明白。前两章占了63，后面占了1。生活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离婚和各级政府全无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
生活就像一个深渊，荒诞没有底线。如新闻联播里台上的人在读一个文件，台下的人也有这个文件，但台下的人还是在认真地记。如果我们到这个位置，也会这样参加表演。在面对离婚案的时候，李雪莲就直接去找村长、县长，她没有法律意识，她更相信人治。
真正的生活逻辑还是人的逻辑，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生活的荒诞。事实上，幽默的底线、喜剧的底线，以及生活中所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如果很幽默的话，反而就达到了悲剧的底线。
范：写一部小说大概要多长时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呢？这些灵感或者说是素材来源于哪里呢？
刘：写的话很快，半年时间就差不多，但是我要准备思考酝酿的时间要准备三到五年。写一部作品可能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细节、一种景象，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些事情，看似简单，但它背后的道理概括的不是一件事，是方方面面的事情。
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和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发生了变化。
范：最近几年，您每部作品的书名都会成为流行语，比如“一句顶一万句”、“我叫……”等等，现在又来“我不是……”。“我是”和“我不是”，是一种对应关系吗？您之前说想把书名叫做“严肃”，是不是因为“严肃”这个词很难流行起来，所以就没用呢？
刘：原本的书名想叫做《严肃》和《太严肃》，有些朋友不太同意，主要是出版社的朋友。其实《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它其实可以看做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
这两部小说有相同之处，书里面的主角都是在路上。也有不同之处，《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想在人群中说一句话，非常困难，不是说不出这句话，而是埋藏了很久，找不到听这句话的人。为了找到这个人，不惜跋涉千山万水，一定要找到他；《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这个比在人群中说一句话更困难。
范：这次您讲李雪莲的故事，是因为觉得自己必须写一个女性了呢，还是一种偶然？
刘：我的故事主角以男性为主，但在生活的逻辑面前，在人性面前，性别的差异已经微不足道了。但李雪莲并不是《我不是潘金莲》真正的主人公，前17万字都是序言，后3千字是正文，真正的主角是男性，史为民。
以前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的，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现实中我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
范：如您所说，这部小说的结构的确很有意思，一共三章，前两部分都是序言，只有最后寥寥十几页才是正文。为什么会这么处理？
刘：《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公路小说，杨百顺、牛爱国都在行走，行走时他们的思考没有停止。《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公路小说，李雪莲也一直在思考。告状还是不告？本来不想告了，被告的人又逼着她去告。史为民也是行走的思考者，他利用了前面200多页积累的生活逻辑，成功的打上了一桌麻将。
小说最后把一切逻辑都摒弃了，所有能遵守的规律、法律、规则都摒弃了。有些小说是作者在思考，小说里的人物没有思考，但史为民比我想的还要深：不用纠正，你相信它才会想去纠正它，不用相信，不用纠正，要摒弃。李雪莲还信，史为民是被李雪莲告倒的人，他不信。李雪莲用一辈子没想清的道理，到史为民这里想清了。小说的正文部分，是最见功力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范：“潘金莲”这个意象在故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她对李雪莲，对整个故事的发展，有何影响？
刘：李雪莲和潘金莲相同的地方是，都是中国妇女，都反叛。潘金莲反叛的是性，李雪莲的反叛是想纠正一句话，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反叛成功。如果我们把潘金莲放到历史上，或者放到今天这个历史长河里来看，她一定是一个坏女人吗？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塑造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反叛形象，中国从先秦开始，男女在性上是非常不平等的。因为男人可以妻妾成群，但是女人只能从一而终。潘金莲的形象颠覆了男女在性上的传统。起码从艺术形象来讲，她是第一个反叛的、冲破性束缚的。就是这种颠覆男女传统、冲破性束缚的反叛，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民族英雄。在性这个方面，她起码应该是一个“民族英雄”。
P107－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