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门大开，形形色色的洋人到中国布道、淘金、讲学、涉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鲜见的历史资料，生动入理的分析，配以100多幅珍贵图片，再现了近代中国的“西方风情”，让人领悟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真谛。用你的眼睛和他们一起去感受非凡的世界，用他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澎湃华夏的心声。数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再现了百余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交接。

西学东传的先驱： 利玛窦  ／1

旧上海的犹商盟主： 沙逊集团  ／13

缘定中国： 嘉道理家族  ／25

明智巨商： 哈同  ／34

中西关系史上的风云人物：赫德  ／49

末代皇帝的洋师傅：庄士敦  ／62

劫掠敦煌文物的国际大盗： 斯坦因  ／76

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  ／90

张学良的挚友：端纳  ／103

蒋介石的美国参谋长： 史迪威  ／120

从“燕大之父”到“内战大使”： 司徒雷登  ／140

抗日“飞虎队”队长：陈纳德  ／160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 赫尔利  ／177

杜鲁门的内战调停特使：马歇尔  ／194

美国的汉学大家： 费正清  ／214

毕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人： 李约瑟  ／229

利玛窦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开创“学术传教”，并以“学术传教”为名，将大量的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传人中国，当然天主教和西学也借“学术传教”进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虽然在利玛窦之前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但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无法和利玛窦相比。利玛窦利用“学术传教”为中国带来了地理学、天文学和数学，开创了16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新局面。尽管后来的传教士将这一传统不断地发扬光大，但是，“西学东传第一师”这一称号归属于利玛窦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结交中国儒士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边境地区的马切拉塔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药店的老板，母亲的祖上曾官位侯爵。利玛窦于1561年5月进耶稣会小学读书。1568年10月离开故乡前往罗马，进耶稣会办的日耳曼公学读书。1572年9月迁入罗马公学，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接受后来任耶稣会总会长的克洛德·阿夸韦瓦的指导。1577年5月前往葡萄牙，1578年从海路前往印度，9月抵达果阿，在果阿攻读神学，同时学习钟表、机械、印刷技术。年轻的利玛窦聪明非凡，1581年，年仅29岁的他就被授予神父职。

1582年4月15日，利玛窦离开意大利启程前往中国。利玛窦临行前受命于远东传教团视察员、意大利人范礼安的指派，到中国的目的和任务是非常明确的。利玛窦于7月3日抵达马六甲，8月7日到达澳门。由于路途的劳累，利玛窦抵达中国的澳门时正在病中。利玛窦到了澳门，一边同罗明坚、巴范济一起攻读汉语，一边参与撰写范礼安编著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的其中三章《论中国的奇迹》。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应肇庆府太守的邀请抵达肇庆，经过百般说教并进献了许多礼物之后，肇庆府才同意在东关仙花塔附近建造仙花寺教堂。利玛窦所宣传的天主教和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起初不被中国的秀才们所认可，他曾被告到官府吃了官司，差一点被驱逐出境。聪明的利玛窦从教训中懂得了合作，1584年6月开始和一秀才合作。将罗明坚编写的《教理问答》进行审定，并将口语改为文言文。在合作过程中，利玛窦不仅传播了西方的文化，也知道了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P1-2

“外人”来中国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汉代。公元前53年，也就是西汉甘露元年，罗马帝国动用了7个军团约4.5万人，发动了对古称安息今称伊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罗马军队侵入伊朗后，遭到伊朗军队的围歼，6000余罗马军队突围，逃至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公元前33年，西汉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率军西征，与该罗马军队发生了遭遇战，将之收降，并带回中国，安置在永昌县。后来这些罗马军人渐渐改称汉姓。虽经1000多年的同化，但现在永昌地区部分原汉代罗马军人后裔，特别是宋、张、曹、蔡、李等姓的罗马人后裔，其相貌仍然具有典型的地中海人特征。

在汉代，除了上述罗马军人来华，其他的来华“外人”都是东方的亚洲人，主要是印度的僧人或西亚的商人，还有西亚国家来汉的使者。欧美的那些蓝眼睛、红头发的“洋人”来华，目前还只能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时代。

在中国古代，中国人一直狭隘地认为，中华本土以外的人都是愚昧野蛮的未开化“蛮夷”。对于“蛮夷”，古代的统治者通常妄自尊大地以鄙视和屈尊的态度对待。即使明智的君主，也通常以怜悯和仁慈的态度，或赠送玉帛，或御赐封号，来对待“万方来朝”的“化外之民”。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近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真正的大批的“洋人”来了。虽然鸦片战争失败了，清政府领略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一系列必须处理的中外事务也摆在面前，但清政府鄙视“外夷”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仍将西方来的“洋人”称为“夷人”，将所办理的对外事务称为“夷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对“夷人”、“夷务”这一鄙视性称呼极为不满的西方列强，乘着清朝再次战败之机，强迫清政府于1861年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虽然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清廷官员不再对西方人以“夷人”相称，但私下里仍是旧习难改。同治六年，也就是1867年，大学士贾桢、户部尚书宝鉴、吏部尚书文祥等上奏，仍将所汇编之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一年的内外臣工奏折、义民信札、所有对外事务文件，共80卷16函文献，毫不客气地称之为“筹办夷务始末”。民间的“夷人”或“蛮夷”称呼，更是普遍。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蛮夷”、“夷人”和“夷务”的称呼才逐渐消失。

1840年至1919年期间，来华的“洋人”主要是外交往来时的官方公使、战争时期的军队、来东方淘金的商人、走乡村串城镇的传教士。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来华“洋人”多是以侵略者、掠夺者、剥削者的身份被中国人民所认识的。

进入民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代表，一些友好人士也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前来红色区域，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不少国家的政府代表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对中国革命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其他领域的交流，如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在“洋人”来华上有较多的体现。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来华“洋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百年来，“洋人”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人民对洋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客观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也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程。这里，我们选取30多位对百年来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来华洋人，对其在华事迹进行图文并茂式的叙述，力图立体地刻画人物形象。

在对人物的描述中，我们既要深刻地反映历史，又要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做到理趣兼容，赏读两宜。或许她不够完美，但我们衷心地希望读者喜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