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仓正三苏州日记(1939-1941揭开日本人的中国记忆)(精)》在至今为止的记载中是极罕见的。

这本日记不仅对志同道合者有用，而且对那些想以中国人生活为资料而探究人间生活百态的人们来说，也是可贵而难得的资料。从广义而言，是作者对世人的一种贡献。

《高仓正三苏州日记(1939-1941揭开日本人的中国记忆)(精)》的内容，是作者高仓正三1938年12月被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推荐到外务省担任驻中国的特别研究员后，从1939年4月5日至1941年2月28日的日记。1939年9月25日抵达中国以前的日记很简略，并且不是每天都有，显然是经过编者的删节，只留下与他这次中国之行有关的内容。高仓正三到中国后，除了1940年2月15日至5月2日、5月31日至6月6日两次出去旅行，考察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以及偶尔有事去上海日本领事馆外，其余时间都在苏州，日记说他的住处是“五卅路同益里第三号”。这大概是书名叫作《苏州日记》的原因。高仓正三的身体很不好，日记中屡屡有生病、住院的记载。1941年3月13日在“盘门内新桥巷苏州医院”去世，时年才28岁。

正文

十月十六日 阴天，微雨。早上八时出发去火车站。虽有九时十五分那班火车，但说我有行李不让上，一直等到十时三十分才乘上——是各站都停的慢车，到十二时三十分才到达苏州。坐汽车到新亚吃了午饭后于二时许归宅。三时去看末次氏，因他外出而未遇。回来后看《苏州新报》。正如陈杭所说，报上刊有关于小生的报道，好像是章秘书所写。晚饭时，与省政府教育顾问林氏对话。听他说约在昭和八年在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呆过一年。哥哥来信，内容是告诉我搬到了一处有院子的新居。我为他感到十分高兴。重沢、吉川来信了。

十月十七日 早餐后去末次氏处。一起去重松处共同欣赏我拿去的昆曲唱片。顺便把他的留声机借回家，打开袋子，取出好久没听的唱片来听，可惜的是机械性能欠佳。夜里搞些剪报。

十月十八日 好不容易消灭了臭虫。赴领事馆进行自上海回来后的礼节性拜访，再次提起了资金和老师的事。领事馆把省政府科员的妹妹张莹华女士介绍给了我，为此找到养育巷十三号，张家有老母，操北方口音。张女士毕业于女子学校，在南京曾当过幼稚园和小学教师。请她从明天下午开始来教我。

上午十时过后回宅，天下着微微细雨。整理。午睡后，山际氏前来告诉我说三楼有挂轴和书籍而前往。有《吴县志》等书以及众多的挂轴。一一鉴别后没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晚上末次氏前来，一直交谈到近十一时半。雨从下午开始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

十月十九日 雨还在下。再上三楼看挂轴，发现有郭□(译注：清书画家郭频伽)的对联，很好。把十几幅挂轴拿回房间继续鉴别。下午一时张女士前来，一直教到三时，问我学费每月二十元法币怎样。末次氏嫌贵。三时半外出，给我找了个在西服店工作的黑老头当老师，说好每天晚上教一个半小时，月薪为十元法币。

下午雨止，傍晚时分放晴。夜空清晰，星月皎洁、明亮。昨晚开始听到了蟋蟀的鸣叫声。

狩野、原田来信。收到佐藤氏所给的一百二十元，付掉四十元房租。

写给高仓克己的信

十六日从上海回来拜读了您九日所写、十五日寄到的来信。谢谢信中所附来的小稔的照片，拍得挺不错的。知道你们已搬迁到了新居，把屋后全部装修成庭园，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了不起的杰作。住有庭园的新居心情一定很舒畅吧！想必已从仓田先生处打听到我的情况了吧。与他分手至今我身体一直很好。从昨天开始下雨，气温一下子下降了许多。现在已能听到蟋蟀声了。月亮射出冷淡的光泽，好像变得如同家乡的秋天的气氛一般。从今天起开始学习苏州话，分别是下午两个小时和晚上一个半小时，请的是一男一女两个老师。还是浊音比较难，声调也很吃力，吃晚饭时，把舌头都咬了。我越来越忙了。我所住的这个家，从三楼堆放着的东西来看，是寓吴朱氏之家而不是潘氏的。老爷好像是名叫朱稚臣的一名土豪。内有很多挂轴，我想抽出十几幅来装饰我的房间，其中有两三幅稍好的。一直没有去买书，因为没有什么好书。看样子小亨身体很好。天气即将转冷，务请注意他的肚子。也许是换了床、撒了药的缘故，已无臭虫来咬我了。虽然放心了，但好像还有些感到不足之处。我虽不是阿Q，听听掐死跳蚤时所发出的哔哔剥剥的响声其实倒也是一种大快人心的事。前些日子，当地的报纸在第二栏分三小段介绍了我的情况，真是没办法。余言容我后叙。

十月二十日 晨，晴空万里。在房内挂了挂轴，中午时分天又像要下雨了。三点过后，去大丸购买牛皮纸，用它包装寄到北平去的小包。夜里朱爷回来与末次氏交谈。听他说过队长想要有关章氏坟墓的调查汇报。此事连夜用航空信拜托仓田氏(二十一日一早就去寄)。

十月二十一日 晨，阴天且寒冷。去邮局寄信和小包裹，理发，去领事馆。下午三点半左右去玄妙观，花了一角钱就买了十一册校样唱本。夜，稍感疲劳，早早入睡。

P17-21

抗战时代距今有六七十年了，但那时的私人日记仍有发现。有的已交付出版，如《荻岛静夫日记》和董毅的《北平日记》。前者是一名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后者是一位沦陷区市民的见闻记。二人国籍不同，思想立场也不同，但他们以各自的角度反映了抗战时期的一面，都成了历史的见证。

这本《苏州日记》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起讫时间为1938年(作者到苏州的时候是1939年)到1941年。这其间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如汪精卫投敌和组织伪政府；日军进犯冀中和长沙，并向晋察冀解放区发动三次大“扫荡”；八路军“百团大战”痛歼日军等。可是这本日记对此一无表露。作者只记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当地见闻。因此翻开这本战时日记，你感受不到战争年代的气氛，却能见到他足迹所至的当地社会面貌和文化状况，这不有点奇怪吗？

原来作者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日本人。他叫高仓正三，生于1914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后在东京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1939年秋，他作为日本外务省赴华特别研究员，到苏州工作，主要是学习、研究吴方言。从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对本职工作是很努力的，短期内就初步掌握了很难学的苏州方言。可惜他体弱多病，隔了一年多就住进了苏州医院，动了三次手术，终于在1941年春不治身亡。他的兄长高仓克己从日本赶来料理后事，在遗物中发现了他的日记。这本日记经过他的兄长、同事和朋友的整理，于1943年1月由日本弘文堂出版；因为所记大多是在苏州的事，所以用《苏州日记》作为书名。

时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吉川幸次郎为这本书写了跋。他说由于“日记的内容以对苏州的语言、习俗和文化等的观察为核心”，所以它的出版“对本国(指日本)人来说未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吉川先生是著名的日本汉学家，也是出版这本日记的推荐人，却估计此书不会受到日本读者的重视，这并非无因。“二次大战”进行到1943年，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方向发展，而不利于日本。在此情况下，要叫日本国民关注域外的地方文化，自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此书只印了3000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本土为美军所占领，这时候的日本人学英语都来不及，哪有心思顾及中国的苏州话？因此日记出版后，可以说知者不多，无甚影响；流入中国的恐怕没有几本，译介更是谈不上了。

但事有凑巧，1986年5月，江苏省昆剧院组团赴日本演出，随团前往的省艺术研究所朱喜先生得到了这本《苏州日记》。这是日本演剧教育联盟资料馆富田博之先生送给他的，说这本书保存下来的已不多了，其中有若干关于昆曲的记载，可供研究参考之用。朱喜先生带回翻阅后，发现说到昆曲的地方并不多，不过“觉得作者对苏州的某些研究和记录，似有可取之处，于是决定将它加以介绍，以期引起有心人的兴趣”。为此他写了一篇《高仓正三和他的(苏州日记)》，寄给《苏州杂志》。此文发表在1993年第1期，现摘录如下：

《苏州日记》的作者高仓正三，从书中的插页照片看，是一位戴眼镜胖胖的青年。全书的内容，就是他1938年12月被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推荐到外务省担任驻中国的特别研究员后，从1939年4月5日至1941年2月28日的日记。1939年9月25日抵达中国以前的日记很简略，并且不是每天都有，显然是经过编者的删节，只留下与他这次中国之行有关的内容。高仓正三到中国后，除了1940年2月15日至5月2日、5月31日至6月6日两次出去旅行，考察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以及偶尔有事去上海日本领事馆外，其余时间都在苏州，日记说他的住处是“五卅路同益里第三号”。这大概是书名叫作《苏州日记》的原因。高仓正三的身体很不好，日记中屡屡有生病、住院的记载。1941年3月13日在“盘门内新桥巷苏州医院”去世，时年才28岁。

高仓正三的日记记得很详细，甚至连所吃点心、所买衣服的名称都一一记在日记中。此外，他还记录了自己写给上级的两份报告的提纲，以及写给师长、朋友、哥哥的94封信的信稿。从中可以知道，他来中国首要的课题，是关于方言的研究。日记中，有他学习苏州话，研究苏州俗语、土话的不少记载。他在给哥哥高仓克己的信中说，自己已经记录了一千五六百条苏州话的语汇……在他的两份报告里，谈到了吴语区中，苏州语音与常熟、上海等地语音的异同，苏州语音与浙江萧山、杭州语音的差异，以及吴语与湖北官话(属于北京官话系统)的比较。为了更好地掌握吴语，高仓正三一方面去听书和昆曲清唱，还买了不少昆曲、苏滩、弹词的唱片……另一方面又搜集吴语小说和弹词唱本进行研读。

高仓正三对苏州一带的文化遗迹和民俗也很注意。日记中既有他游览虎丘、灵岩，瞻仰孔庙、章太炎墓的情况，也有他观光“轧神仙”、“观音生日”、“关帝生日”的记载。报告中还说到他曾到苏州近郊的木渎、光福、枫桥等处去考察过等等。

朱先生是苏州人。他看出这本日记保存了1939—1941年间若干有关故乡的第一手资料，颇有历史文化参考价值，因此将它转赠给以弘扬苏州文化为宗旨的苏州杂志社，以期能发挥作用。当时我在杂志社编辑部工作，这本书就转到了我手中。我不懂日文，编辑部里也无人通晓，故请在国旅办工作的孙来庆先生译出。译稿经编辑部传阅讨论，认为可以刊用。虽然《苏州杂志》已发表不少记述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后的苏州情况，并且有多篇是亲历者的回忆，然而这类文章大多偏重于记述对敌斗争经过，揭露日军暴行和汉奸丑闻，对沦陷期内苏州城乡的民情风俗、文化状况反映较少。而《苏州日记》恰有这方面的记载，如货物售价，书市新旧书目，菜肴点心品种，弹词和戏剧的演出，园林和名人墓的景状，节日和庙会的活动，等等。尤其是作者写的信，更有具体描绘，内容也较丰富。但全稿有十万多字，限于杂志篇幅，拟以摘抄加注的形式分期刊发。主编陆文夫阅后，认为此书的角度较为特别，对沦陷后的苏州文化情状起了“补白”作用，便拍板于《苏州杂志》1995年第2期起连载。日记摘抄刊出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还有从事吴文化研究的读者特地来社，商求复印全稿，因此主编决定，待刊登结束后，出版日记的全译本，并将此事交由我负责。

在连载过程中有个小插曲：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之际，《苏州杂志》却让一名“日本特务”占了版面，实在不舒服，于是连载奉命中止。其实误会了，日记里提到的“特务机关”是指日本占领军在苏州的最高行政机关，不是特工组织。高仓正三是来苏工作的特别研究员，自然归它管。当然，他的立场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如吴县伪县长被抗日志士击毙，他表示了“惋惜”。但他还是有分寸的：满州铁路株式会社觊觎南浔嘉业堂的藏书，想请他这位行家前往参与“调查”，其实是摸底，他发觉其中有“名堂”，婉言拒绝了。总之，综观这本日记，并无敌视中国的言行，倒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尤其是对吴文化的欣赏时有流露。再从资料角度来看，即使如日本战犯回忆录、侵华日军的日记，只要不是故意歪曲事实，也不无历史价值。于是经过申诉和解释，半年后日记摘抄的连载恢复，并于1996年顺利刊登结束。

但是全译本的出版遇到了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苏州杂志社没有这方面的专项经费，本来已找到一家愿意协助出版的单位，后因人事变动而未能落实，以致译稿长期搁置我处。2008年，古吴轩出版社闻知此事，便与我联系。他们看了译稿后，表示了出版意向，并邀我写一篇前言。说实话，我对这本日记的来龙去脉是知道的，但并未做过深入的研究，言之无甚高论，不过译稿终于能够出版，也算了却一桩心事，于是欣然命笔。

再需说明的是：早在日记摘抄刊出时，注解工作即由朱衡先生和我担任，孙来庆先生也注有数处。现为方便起见，统称译注，以区别于原注。

2009年2月于南郭西塘村

（这本书）在至今为止的记载中是极罕见的。我觉得这本日记不仅对志同道合者有用，而且对那些想以中国人生活为资料而探究人间生活百态的人们来说，也是可贵而难得的资料。从广义而言，是作者对世人的一种贡献。

——日本“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