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外国人写关于中国的文章不同，本书作者不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也不模棱“骑墙”，而是以一个中国人，从中国人群中看待中国的一切，从内部的眼光看待中国，热爱也加倍，愤世也嫉俗，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因而有中国公民的自家人之感。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在美国”，写他的童年、家庭等趣事，第二部分是“在中国”，主要是由一些杂文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鲁迅的影子。

在中国，作为一个看起来比较引人注目的美国人，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一些无稽的传言和猜想，比如有人说我是因为“无法在美国混”才到中国来居住的。在这本书中我写下了我的成长经历，试图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为什么有些外国人选择移民中国。出国未必是有什么消极的动机，就像今天有不少中国人虽然拥有了很好的生活条件，但还是渴望去异国探险。我原来的生活环境很美，我对我亲人的爱很深，对我妈妈的感激很真诚；我永久离开美国，是因为我要跟着中国人往前走，汲取这里优美而浓厚的文化内蕴，与此同时也给中国朋友带来一种新鲜的文化影响。

第一辑 在美国

 1.乌龟壳里的孩子

 2.我孤僻的偶像——巴瑞

 3.车道尽头是我家

 4.岛屿

 5.蓝莓煎饼

 6.芬芳之草

 7.龙卷风

 8.第一块美金

 9.“酷迪病”

 10.我们家的汽车故事

 11.冬天学打赌

 12.叛逆者的朝圣

 13.我的表哥埃里克

第二辑 在中国

 1.大家做好心理准备，陶老师来了！

 2.我为何来中国

 3.学中文

 4.珠穆朗玛身的导游

 5.关于《西游记》的“后现代误会”

 6.木工工具国

 7.被拆走的南京美食

 8.大嗓门妈妈和她的儿子

 9.古怪的一天

 10.室友老王

跋：陶先生的“异国情调”

很久以前，有位很特别的孩子，就是小小的我。有的弱智的孩子会被委婉地形容为“特别”，而颇有天赋的孩子一般也会被称为“特别”。我小时候别人说我“特别”，可能是因为我有些木讷寡言，学不会人家教的知识，但时不时又会出一个奇怪的“艺术杰作”。那么那些说我特别的人，究竟是哪个意思？

一个母亲一定要对她的小孩乐观。如果别人说我“笨”，我妈偏要说我“特殊”；如果别人说我学不会常识，我妈照样能想个办法夸我。她隐隐约约辨认出我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长处：艺术气质。社会总是宽容地看待艺术家，所以一般的人还能被我妈妈说服。

可是我父母对别人提起我时，讲的一定不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能想象在他们眼中我是多么的迟钝，主要是因为我那比我大一岁半的姐姐，智商发展得异常地快。她很小就开始说话、认字、解决数学问题，很小就开始迷恋书籍，以致小小年纪就开始戴眼镜。我跟她比起来肯定显得不太聪明。如果一个小孩只是偶尔地表现出对颜色的敏感，只会单独去玩，非常内向，旁边又有一位戴着眼镜、谈吐斯文敏捷的小女孩比照着，陌生人都会为他担心的。无论是跟我姐姐还是跟亲戚家别的小孩比较，我的确是很难理解的。

在我父母的家族中，一个艺术家也没有，所以他们对这样的人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对待。但父母做了一个决定，一定要给我姐姐科学家的对待，给我艺术家的对待，生活、行动都按这个决定来安排。他们并不能完全了解我的与众不同的个性，不过仍然宽宥我心神不定的一面。

四岁时的一次身体检查破解了我的性格之谜，医生宣布：小陶基本上是聋的。

怪不得他那样自己跟自己说话，单独玩游戏。他的世界大部分是他自己创造的。怪不得他虽然那样乖，却不听话，只乐意呆在他的小世界里。

从四岁到八岁，我一直在适应耳朵给我的限制，忍受治疗过程的痛苦，同时还要适应父母离婚后我有了两个家庭的复杂生活环境。我很爱我爸妈，却怕妈妈强迫我用耳药水，又怕爸爸严格的管教风格恰好碰上我的心不在焉与迟钝，这种感情让我有时一边跟父母拥抱一边不寒而栗。

我尽量对父母好——有机会便给他们揉背、跟他们拥抱，他们命令我睡觉时我绝不反驳。然而，在我看来，无论父母还是其他人——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身上都有让我怀疑的事情。我爸爸有他自己顽固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对自己的看法不负责，还很霸道；我妈妈任性，信仰西药。对这些我常常心存疑虑。但无论谁让我置疑，我这个孤立的小孩都是同样的反应：像乌龟一样缩身于壳里。

是的，我的性格如同乌龟般的——不要管人也不要被管。乌龟缩在壳里的时候它究竟在想什么呢？也许它心跳完全正常，只是在那个极小的房间里呆着，耐心地等待那僵硬的疑心软下来。此时它可以让视线凌空，沉思往事，然后观察玳瑁壳的结构，想累了再做场白日梦，无意识地跟自然共鸣一会。我退到自己的透明的壳里去时也是如此。

怀疑成人的眼光、摸索大自然的法规，这也是个奇妙的“贝壳”，也是最可靠的一种寄托。父母让你迷惑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诗人惠特曼一样投靠大自然、研究草叶。

但我个人觉得草叶似乎太年轻了，比我还年轻，所以我选择跟小石头交融，以手指的摩挲去聆听石头的话。比如说，在石子沙砾铺就的车道上，我选出一块有贝壳印的石头，大概有乌龟的头那么大，灰白色的，充满皱纹似的裂痕，似乎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我问“他”：

“起床了没？”

“还没呢，你起得真早。有何贵干？”

“昨天我做了个白日梦，梦见了恐龙在水里吃海带。您那时已经出生了吗？”

“那当然。”

“那您愿意告诉我您是怎么来到车道里的？是不是每天被车踩得很不舒服？”

“是有点不舒服，但车子这玩意儿一会儿就会消失。我是从附近的采石厂运过来的，你的继父的卡车带我来的。”

“我想知道的是更早的，恐龙那时的事情。”

“你知道吗，俄亥俄州原来是被海水覆盖的？我的祖上曾经都是贝壳。我身上还留着他们的印记呢。”

这话激发了我的幻想，多少多少万年以前，这儿曾经是大海，多棒啊——那个时代一切都是纯净的，海水和碧空一样清澈优美。有个自然的、漂亮的、随意的家园，多美妙啊！在这种遐想中我可以沉思几个下午。

我决定要说话时就这样说话——跟石头、水晶和化石交谈。只要家人还没起床，或者不理我，我就到它们那里去探索真相。继父巴瑞或妈妈发现我总是一个人在笑，就会问，“跟你自己聊得高兴吗？”

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我跟我的第一个老师产生了矛盾。刚上学的九月份，天气还比较热，老师认为我的外套很多余，硬要我把外套脱掉。她差不多跟我进行了一场摔跤比赛，才把我红色缎子的外衣抢走。这让我十分难过。为什么在学校，连自己是冷是热我说的都不算？我最不理解大人为什么要按自己的想法来管我穿衣服，我并不觉得热呀。

可能就是这种赌气般的心理让我不愿意参加学校活动，不愿意按老师说的去做。我叛逆的方式很安静，所以老师难以挑出我的错处来把我赶出去，但学期结束时她一清二楚地说，你这个孩子真“落后”。老师的这种说法像敲响的警钟，引得我外婆和其他亲戚频繁来电话问：“上学上得怎么样？升级没问题吧？”

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有公报，我们将进行第一次全国统考(缩写为CAT)。老师们敦促我父母让我留级，说我赶不上别的孩子。但父母还是坚持让我去考了。题目都很陌生，但我按它们的结构找出了头绪，据此来猜想正确答案。

两周后公报结果，我的总分居然名列前茅。这意味着我的智商是偏高的。突然之间大家说的话都转调了，我不仅没必要留级，学校反而特地安排了个培养小天才的专家，要我一周上两次与专家一对一的课，增加课外知识。可是我和这位教学专家也合不来，他批评我只对矿物有兴趣。他要么是不愿意教给我矿物知识，要么是对此不在行。

虽然课程没成功，我父母还是很高兴，大家终于不再暖昧地形容我“特别”了。

星期四和星期天，是爸妈离婚后爸爸探视我和姐姐的日子。他接我们出去玩，再把我们送回来。对我来说他的每次接送都会带来一股凛冽的北风。他跟我妈妈寒暄非常不自然，两人碰面就像猫和狗见面一样，只有很尴尬的“汪”和“喵”的一声，就尽快闪人。我的继父巴瑞呢，他站在家门口卫护着，一看到我爸爸就来气，觉得我爸爸害了我们。

和我们单独在一起时，爸爸则很严格，假如爸爸听到“屁股”这词就会打你，骂你嘴脏。

我对父母在一起时的样子，对他们冲突的来源很好奇，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空格。他们在一起时我太小了，能记得起的仅有他们站在爸爸的车前怒目相向那副可怕的样子。

我知道他们互相爱过，可能是因为他们互相太爱，开心时觉得一切完美如梦，不开心时就如同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我亲生父母都特别敏感，命运因此决定他们俩的离异。

他们闹矛盾时我妈妈正好要生我。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了她写给他的一封旧信，我好不容易才认出写信的人和信的内容——我看得很震撼，世界刹那间万籁俱寂，只有信上的话在我耳朵里轰响。信插在惠特曼的《草叶集》后面，两张雪白的小型信笺纸，毫无污渍的连笔字无疑是妈妈的，她写道：我已经恨死你；我恨死我肚子里的胎儿，因为他是你的。

他们的爱与恨不就跟草叶一样生而短暂吗？他们俩在一起的凭据就只剩那两张纸上的文字了。

P3-9

陶亦然其人其事

学 汉 语

第一次见陶亦然是在英语口语培训课上，他上身穿着厚厚的长袖T恤，下身却穿着短裤，这奇特的装束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得知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以后，他用英语问了个有关书法的问题，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下课后，他便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和培训机构的中方教师们聊天，也和我聊，我便推荐他上南大艺术中心的“书法创作”选修课。这便有了我们第二次见面乃至以后发展友谊的契机。

除了练习书法，他还表现出对中国汉字的极大兴趣，我又推荐他去蹭中文系滕志贤老师的课。幸好南大对求学一向十分的宽容，这位未曾注册的洋学生也便有了学习古代汉语的机会，并由此对繁体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孜孜讫讫地钻研起繁体字来。像我名字中的“珏”字，我向未考证过其来历，这家伙有一天邀我去他象，却给我上起课来——他在一块白板上写字，说“珏”字的繁体字应写作“彀”，其部首为“彀”……

陶亦然同学弄不懂的是，汉字如此有趣，如此富有历史文化内涵，为什么中国人都在拼命学习英语。在他家里可以看到，信封、草稿纸、包装盒等等纸质物品的背面都密密麻麻地抄满了汉字、词组、成语和解释，他每碰到新的生词，必定要查字典、搜例句，体会其词义和用法。由于对学习汉语极其严谨认真，陶亦然的普通话几乎全无“洋腔洋调”，十分地标准。他有件最头疼的事，便是常有朋友操着一口夹着方言的普通话，对他说：“你教我英语、我教你汉语？”有一次两位女士也向他提了这个要求，他没吭声，待那两位女士夸他房间整洁干净，问他是否“有洁屁”的时候，他说，那个词念作“洁癖”，第三声，不念“洁屁”，于是她们的脸红了。还有一次跟他聊到关于剽窃的话题，他说：“嗯，你的发音是对的，是‘pioo qie’，很多人都说成‘pioo qie’呢。”——咳咳，跟陶亦然同学对话，压力是蛮大的。

南 京 通

陶亦然是个十分敏感的人。第一次见到他的自行车——那是我所见过的自行车中最破烂的一辆，眼光不由得在那车上多停留了0.1秒。真的只多了0.1秒，因为我知道那样不礼貌，可陶亦然还是看出了我的惊奇，主动解释说，南京偷自行车的太厉害了，只有这样破破烂烂的车。小偷才不感兴趣。

在南大三年，我埋头学习，踪迹所到之处，未出过以学校为中心的千米之外。第一次去明孝陵，是陶亦然带我去的，(汗！)当时我这个超级路痴完全不知道怎么走，小心地骑着车紧跟在他的破车后面。在景区里，他给我做导游，“这条路往右是石象路，就是门票上印着的那个地方；那边通向中山陵……”路人莫不侧目以视，大约总以为自已眼花：怎么是老外在向中国人介绍景点呢？不应该是中国人自豪地向老外介绍南京吗？

在陶亦然的带领下，我们一人一辆破车，游览了年票上很多景点。最远的一次是骑车到了灵谷寺，寺里一位法号“果圆”的和尚还记得他，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还下起了雨，我们在山径上差点迷路，但陶同学沉着地举目四望，准确地指出了市中心的方向，终于出了景区，回到了灯火通明的大道。

南京有一些不如人意之处，比如常常尘土飞扬，偶尔可见痰迹斑斑，随时有人抽烟，老头老太太们总是倚老卖老……可是陶亦然还是最喜欢南京，因为它的生活安全、温和、闲适。有一回学习汉语的时候，他对我说，如果以南京话为基础制订汉语的语法和语音，那么，我们就要学习以“啊”字开头的是非疑问句，比如，“啊是的啊？”“啊要辣油啊？”

请 客 记

由于身体一向比较弱，陶亦然同学十分注意饮食的科学性，并且“与时俱进”，从不固守一方。如果有新的饮食保养方法，他查阅资料，研究、分析后认为有道理，就会接受新的饮食方法，而且极力向他的朋友们推荐。所以如果你没有一颗宽容的心、一个坚强的胃，还是不要接受他的请客为妙。

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不吃米饭，说会过敏。后来常到他家一起学汉语，他虽然吝啬，偶尔也会做顿饭请我吃。第一次比较隆重，还有牛肉。只见他烧开一锅水，将牛肉往开水里汆了一下便捞将起来，切成片，拌上南瓜酱，加些蔬菜，便是午餐。偶一咬，好嘛，那牛肉就外面烫到水的一层熟一点，里面完全是生的，血管里的血还在流哪，怎么嚼也嚼不碎，只好囫囵吞。

第二次请客他做了西芹炒香肠。由于我不吃西芹，他另做了土豆招待我。土豆切成片，在微波炉里烤熟，撒上意大利盐，好了，请吃吧。偶吃啊、吃啊，怎么也吃不完。后来他看我吃得实在艰难，哈哈笑着给我加了几片香肠。托那香肠的福，终于把土豆片给吃完了。

陶同学吃东西很是讲究，比如面包片，一定要烤了再吃，绝不能买回来就吃，说是对胃不好。有一回他忽然叫我去他家，送我两个土豆，半袋面包片，几个鸡蛋。原来他开始奉行生食主义，理由是远古的人在未发明取火方法的时候，吃的都是生食，照样健健康康地生活。他要开始吃“80％”的生食了，至少蔬菜他都会吃生的。土豆送给我是因为生土豆实在太难吃，面包送给我是因为他连烤面包都不再吃了，鸡蛋送给我是因为想劝我跟他一起吃生食。

他知道我一下子很难做到，所以让我从鸡蛋开始逐步适应。他教我做“陶氏奶昔”——半袋牛奶。打一个有“绿色标记”的生鸡蛋进去，搅碎，就是了。陶同学说，这样一份“陶氏奶昔”喝下去，一个晚上都不会饿。我信以为真，回家当晚就如法炮制，以“陶氏奶昔”为晚餐，其他什么也没吃。半夜被咕咕叫的肚子唤醒，把厨房和房间的边边角角想了个遍，也没想起来哪里存了点可以充饥的固体食物，就这么一路饿到大天亮。

尽管总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吃陶亦然的请客”，可时间一长我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又一回几个人聚在他家吃晚餐，西兰花吃生的，玉米吃生的，胡萝卜吃生的(这倒是见过的)。陶亦然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的朋友都愿意和他吃一样的东西，葛健雄吃了，小梁吃了，本着“要死一起死”的想法，我也吃了。倒也不难吃，还有些清凉的甜味，可是回家后深更半夜狠狠地拉了一回肚子，不停地跑洗手间，那个折腾啊。第二天被同事取笑，说西方人的胃和我们不一样，还是别跟他学好(葛和梁皆老外也)。嗯嗯，后来吃他的西瓜，他要求连皮一起吃(不仅是那层白色的，也包括那层绿黑相间的外皮)，我就没照做。

……总之，陶同学请客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他的几次请客，令我终身难忘。

不 宽 容

尽管陶亦然深爱中国文化，深爱南京这座城市，但毕竟成长于西方文化氛围之中，有些习惯，他有自己顽固的原则，不肯妥协。

去超市买菜，有些老人家喜欢把排骨、火腿什么地挨个拿起捏一捏、掂一掂，看看成色，最后再挑一个自认为最好的。陶亦然会在旁边小声说：“看中哪一个，就选哪一个，不要每个都摸，脏！”老人家意外地看看他，也就不再挨个摸了。

在我们一起去游明孝陵的路上，有路人听到他对我说的话，会啧啧称赞：“他的普通话说得真好！”陶亦然会小声说：“请不要议论我！那是不礼貌的。”

在陶的眼中，有某种特征的少数人就属于弱势群体，“老外”在南京也是少数，所以他常常觉得受歧视。在去中山陵的路上，有个小孩子指着他喊：“老外！老外！”陶亦然气恼地嘀咕道：“兔崽子！”小孩子的父亲变色道：“你说什么？”于是陶亦然清晰地回答说：“我说他是兔崽子！”那父亲气得摩拳擦掌要揍他，陶看那父亲比较胖，便道：“你长得胖，别人指着你喊‘胖子’、‘胖子’，你会不会生气？”那父亲一听有理，遂息了怒气，赔了个不是，然后二人友好分手。

陶亦然对抽烟很是反感，常常跟我说他掐人烟头的故事。在快餐店、超市、银行等公共区域，若有人不自觉地抽烟，他就会不动声色地挨近那人，然后猛地掐住那人的烟头扔掉。他这一招屡屡得手，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超市收银台前排队付款时发生的，前面有位男子抽烟，他悄悄伸出手，挨近烟头……这时他身旁的朋友诧异地问：“你在干吗？”他回头解释：“我要掐一个人的烟头……”此话被人听见，那男子用手肘护住了自己的香烟，结果差点发生一场打斗！

可惜我从未亲见过他掐人烟头的壮举，深为遗憾。

陶先生的“异国情调”

陶亦然是我记忆中一个有趣的名字，但他似乎害怕别人想到与他英文名的相似之处，仿佛他的本质应该用中文才能揭示出来。记得几年前我受邀去南大讲小说，这个有着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佬，就像个喜好探索的优等生坐在教室第一排。他第一个举手提问题，发音和用词的纯正令我刮目相看。后来他请我去他的住处吃晚餐，主动弹奏了他创作的吉他曲，我很惊讶他对艺术中现代个性的狂迷。当时我想，行，我们可以做朋友了。我一直把音乐视做一种生命风格。喜欢能被这种风格笼罩的人。

也许是写小说的神经在起作用，我本能地喜欢和普通人交往，喜欢他们没有被声名或于连似的心机扭曲的个性。陶亦然便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一个长得颇有耶稣受难之相的普通人，这种长相似乎孕育了他对美国文明的悲观情绪。

在他眼里，美国存在种种社会问题，是问题的合众国，他的这个经验应该说吸引了我。当他用欧洲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口气来概括和评价美国，我意识到他不得不为他的家乡——美国——的消失，寻找另一种语言。据说他五年前就那么做了，每天花十小时研读汉语，直到可以对英语说：走开，我要把自己安顿在汉语里了。当时我很想看他在汉语中能走多远，我想弄清他不能用汉语表达的自我的是哪部分。

读过他写的汉诗，我明白了，诗意被两种语法争夺着。一旦帮他清除掉美国语法，他的诗意便像珍贵的出土文物给掘了出来。当我把他的汉诗转给《扬子江诗刊》，编辑们感到了震动或说惊愕。他们不费劲就能看出，这是所有美国佬学汉语中所能创造的最高奇迹。记得他的汉诗发表后，曾被当做中国诗人的诗收进一本年度最佳诗歌选本。至此我只能同意语言是人的第二天性的说法，没辙，有的人的天性就是比另些人丰富。

他写完诗歌再来写散文，我就知道他无所不能了。他的确有胳肢读者的那些本钱，散文仰仗依靠的那些情趣，他样样都有。他喜欢昆曲、交响乐、梧桐树、丹麦面包，研读《易经》、勋伯格、巴尔托克、塔可夫斯基……自从我告诉他如何用易经给人算命后，他很快就有了一个算命先生的形象。他的悟性极好，实在懂得《易经》是一个隐喻体系，人的命运都可以据此而生，给人算命不过是类似诗歌的手艺。他的气质也更似一个俄国诗人古米廖夫，有某种中国人不屑一顾的纯洁性(比如公德等)。这些都是可以交织出散文的宝藏。记得看过他写吃丹麦面包的散文后，感觉他的汉语文字就像刚孕育出来的一个新生命，对周围的陌生环境越来越有适应力了。看这个可爱的美国佬说出那些令人感兴趣的“异国情调”，的确能让我们学会如何热爱自己的民族。我想对一本书来讲，这就够了，因为它们既是事实也是愿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