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访谈和纪实既涉及文学批评和理论，也涉及文化理论和政治，既有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也有对大学教育的反思。对它们之间的对话和综合，无疑会形成一幅由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合成的景观。

本书对了解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有实际帮助，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有借鉴意义，对大专院校文科师生更是有益的参考资料。

本书作者王逢振是最早介绍当代西方文论的学者之一，他利用与国外学者的广泛联系和交往，对21位著名批评家或理论家进行了访问，其中既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雅克·德里达、爱德华·萨伊德、J·希利斯·米勒、特里·伊格尔顿、海登·怀特等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也包括斯坦利·菲什、莫瑞·克里格、沃尔夫冈·伊瑟、三好将夫等独具特点的著名学者；既有美学家、历史学家、妇女文学专家、华裔著名学者，也有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问有答，夹叙夹议，并附有一些批评家本人的最新情况。

本书对了解当代西方批评理论有实际帮助，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有借鉴意义，对大专院校文科师生更是有益的参考资料。

前言

老友费雷德里克·詹姆逊

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先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什么是民众？——哈特和内格里访谈录

三好将夫：日本的反叛者

布鲁斯·罗宾斯：世界主义的探索者

芭芭拉·弗莱：漂亮而刚强的女性

约翰·卡洛斯·罗：“新美国研究”的前卫

怪才布鲁姆

简·汤姆金斯：一个有见地的女批评家

斯坦利·菲什：文坛“怪杰”

弗兰克·兰垂契亚：从批评家到作家

莫瑞·克里格：慈善的长者

爱德华·萨义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希利斯·米勒：美国解构批评的代表

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批评家

沃尔夫冈·伊瑟：从“接受美学”到“虚构行为”

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

马丁·杰伊：人称活字典的学者

叶维廉：优秀的美籍华人批评家

乔纳森·阿拉克：“美男子”批评家

三好将夫：日本的反叛者

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1935—)。著名美籍日本批评家，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后赴美国求学，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曾为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现为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讲座教授。以思想激进著称，对日本和美国多有批判。主要著作有《分裂的自我》、《沉默的同谋》、《如我们所见的他们：美国第一个日本大使馆》、《离开中心：日美间的权力和文化关系》和《全球化文化》等。

1986年秋，在杜克大学举办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挑战”的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美籍日本教授三好将夫(Masao Miyosm)先生指出：“日本文化是第三世界的文化!”这使我大为惊奇。一个明明不是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文化何以竟属于第三世界?虽然他在发言中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但我仍然想同他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于是我请老友詹姆逊介绍我同他认识。三好将夫告诉我说，他一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执教，1986年秋调到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与我所在的厄湾加州大学相距只有几十英里，他希望我访问圣地亚哥并同他详谈。

我没有忘记三好将夫的邀请，1987年2月20日我去圣地亚哥，他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同我交谈。我们谈到许多文学批评问题，但我想集中记述他关于第三世界文化的部分。

三好将夫首先指出，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任何说明或描述都不会是确切的。“第三世界”这个词包含从空间上分开的意思，也包含两个世界存在着裂痕和分歧。对二元对立的承认本身就标志着某些态度问题(三好将夫认为第二世界很少为人们考虑，故称二元对立)，例如第一世界的种族歧视，第一世界在现代化方面处于更先进的发展阶段等。反过来，它也可以表示以本土主义维护第三世界的地域性或精神性，赞扬第三世界的传统主义。因此，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是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它们有着不解之缘，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开。任何一个世界的历史事件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世界，任何一个世界的形势在另一个世界都有着相关的因素。尽管两个世界之问存在着严重的裂痕，但全球性的关系却不容置疑。

三好将夫明确指出三点：

第一，把全球视为一个关系的整体，但这并不是说整个世界天衣无缝，也不是说人类完全一致。世界上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社会。凡是权力发生作用的地方，它同时也引起分裂。随着后期资本主义的渗透，财富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其后果可想而知——人类的家庭，以及人道主义的神学，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

第二，不论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任何一个都不是单一不变的实体，每一个都会沿着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轴线进一步分裂。不仅有富人和穷人，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而且还有富的男人和穷的女人，或者富的黑人女人和穷的白人男人，甚或穷的黄种男人生活在第一世界和富的白种女人生活在第三世界，等等。这种分裂会不断继续，不仅强化差别，而且也激起对抗的力量，等待某些新的安排。

第三，两个世界关系中的逻辑对称是靠不住的。正如白人的种族主义不能与黑人的种族主义等同一样，东方主义也不能与本土主义相提并论。也许两者都不好，但一个有权有势，另一个却一无所有。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西方启蒙思想的某些方面。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低估自己的社会，同时把自己与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某些方面统一起来。资本主义无孔不入，它善于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边缘地带留出颇有诱惑力的空间。因此西方的霸权是无可争议的，本土主义无法与之抗争。于是原始的资产阶级民主，尤其是到处得到发展的那些形式，吸引了国外的某些知识分子，他们反过来又产生出引诱新一代的思想意识。这里的悲剧是，所谓吸收只是一种虚假的可能。他们与西方的关系是有来无往。所以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对称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

根据以上三点，三好将夫指出，在考虑第一和第三世界的文学生产时，关于两个世界的力量构成将具有启发意义。他以小说为例指出，全世界所有的小说都是不一样的。作为一种启蒙作用于18世纪开始的西方小说，只不过是具体的特定文化的产物，因此人们需要提出与不同的系统对应的不同模式。例如非洲的散文叙述大部分以压迫者的语言写成，但它们与本土的神话故事或传说的关系却不同于西方文学。在中国，散文小说可以追溯到宋朝或更早，但所谓现代小说既不同于古典作品也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小说。阿拉伯的流行小说，虽然不同于贵族诗和民间传说，但在其不长的历史中又与那类作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般来说，每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小说都与西方霸权和殖民主义有着重大的联系(与西方小说的关系尤其明显)，但是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学都不肯屈从于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或俄罗斯的文学历史。如果西方小说继续试图在西方和第三世界本土作家的思想中确立普遍的标准，那么第三世界的作家就会极力确立自己的形式与它抗衡。随着西方霸权的衰落和第三世界民族的觉醒，第三世界的文化也越来越明显地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不仅表现在内容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丧失个性的今天，第三世界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三好将夫认为，日本文化属于第三世界的文化。日本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似乎使它挤进了第一世界国家之列。但日本是1955年万隆会议的参加国之一，尤其日本的文化心理构成，使它很难像第一世界国家那样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充满信心。当然，许多日本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第三世界，但若仔细观察一下日本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构成，就不难看出日本文化属于第三世界的明显特征。尽管日本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它的资源匮乏，绝大部分原材料依赖进口，一旦进出口平衡遭到破坏，日本人民的生活就会遭遇不可想像的灾难。在日本成为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也给它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了维持它的经济，保证进出口平衡，它不得不发展工业和技术，而越是发展污染就越是严重。所有这些，都迫使日本人民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不独立的深层意识。

三好将夫以日本小说形式为例，简述了第一世界小说与第三世界小说的关系。他说，现代日本的形式，基础在于过去几十年内的第一世界。日本小说已有不少被翻译成外文，虽然发行量不大，但相当多的人至少知道一两个日本作家。像许多第三世界的文学一样，日本小说同样需要一些专家翻译和介绍。这些专家主要是一些语言学家，他们在传教或殖民管理的过程中成长起来，虽然现在已达到退休年龄，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原则传给了下一代。他们在大学从事研究，得到日本和地方政府或私人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他们都可能既保守又带有官僚气息。他们读日本小说时，一般部像是在读另一本未读过的小说。如果他们觉得小说有些生疏，他们就会把它解释为日本社会的某个特点。在这种阅读当中，文本是对社会和心理关系打开的窗口，需要人类文化学家而不是批评家作更多的解释。如果文本抵制这样的企图，那么它们就会被称作劣等作品。这样的读者证实了它们思想开放，具有走向世界的意味，但同时又确认了整个西方的艺术和文化高于日本的艺术和文化。

三好将夫指出，另外有一些专家对日本小说如诗歌般的别致风格更感兴趣。对他们来说，日本人是外国民族，他们的文学细腻、敏感、高雅、朴素。这些专家只注意美学问题，而忽视了其他方面。还有一些人与这些人相反，他们赞扬日本的现代化：“几十年前还是落后的日本，现在同我们一样先进!”但在这种赞扬背后却存在着一种无法改变的自信：日本的现代化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这两类人都是西方对日本文学的正统读者，真正有兴趣了解日本文学的不同的观察方法和叙述方式的人从中得不到什么东西。

三好将夫认为，以上是西方对日本文学的一般看法，虽然简单，却反映了第一世界文化同第三世界文化在某个方面的关系。

P83-97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先后六次到北美访问(或学习，或研究，或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访美我认识了著名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受他的影响，走上了批评理论研究的道路。第二次，我认识了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莫瑞·克里格和解构主义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得益于他们三人的介绍和推荐，我又先后认识了一些著名的批评家或理论家，如爱德华·萨义德、雅克·德里达、佩里·安德森、海登·怀特、弗兰克·兰垂契亚、三好将夫、芭芭拉·弗莱、布鲁斯·罗宾斯、约翰·卡洛斯·罗和迈克尔·哈特等。再后来，由于参加国际会议或组织国际会议，我与更多的批评理论家建立了联系。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有些人我进行了直接访谈，有些人我根据与他们的交往写了相关的文章。本书是这些访谈和相关文章的汇集，因此也可以说是访谈和纪实。其中部分文章曾经发表过，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和更多的了解，我对这部分文章作了大量修改补充。

在我认识的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之间，虽然有些人不乏共同之处，但总的来说各有各的特点，有些还非常不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自身构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对话。另外，由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和专长不同，如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安德森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德里达是哲学家，萨义德既是文学批评家又是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罗宾斯从事文化研究，弗莱是激进的左派，布鲁姆又趋向保守，约翰·罗从事美国研究，哈特进行社会研究……所有这些使本书自身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景观。

应该说，跨学科对话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如此呢?我想应该更多地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考虑。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乃至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今天，世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二律背反和悖论。人人难以容忍宏大叙事，然而人人似乎都在接受并兜售宏大叙事，而其中最宏大的就是资本的宏大叙事。马克思150年以前所界定的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今天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居民又在大规模地被无产阶级化，出现了大量“流民无产阶级”。面对资本帝国的横行霸道和种种社会矛盾，世界看来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然而世界又从未像今天这样对革命感到厌倦和恐惧。人们声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然而意识形态又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作为后现代时期的精神和基调的差异和区别，资本主义3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赞扬，然而与此同时，它又在全球范围内取消差异，通过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方式，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像、动机、欲望和趣味。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摆脱帝国主义，然而今天帝国主义又积聚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各种族裔的、种族的、文化的边缘群体在批判和消解西方霸权中正形成一种历史性的阵营，但是西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强大。一方面，非西方的批评家正在否定西方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准则；另一方面，人人都在根据经济发展论和工具理性来评价现代化的程度。这种反讽性的二律背反还可以不断列下去，但它们都表明了这样一点：对一种统治和压迫的揭露和抨击，结果总是以忽视另一种统治和压迫而告终。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以文化干预社会现实便成了当前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使命。我们知道，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找出社会的缺陷进行分析批判，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换句话说，就是做社会“医生”，检查社会是否健康，有什么毛病，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使社会健康发展。实际上，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中的有志之士都是这么做的。要完成这一使命，首先要对社会进行认识和分析。这不仅需要反思过去，阅读过去的各种文本(包括以各种语言形式和非语言形式记载的社会文本)，汲取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对当前的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今天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矛盾相互交叉，单靠一种学科的知识很难把握，因此需要各种学科交流融合，形成一种合力或综合的力量。我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跨学科对话才日益发展。今天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也是在这种对话中发展起来的。

这里对相关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访谈或纪实，基本上都从不同方面融入了这一时代的潮流。例如，海湾战争之后，布鲁斯·罗宾斯从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角度对之进行批判和认识，并结合文学作品的描写，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剖析。“9·11”事件刚一发生，爱德华·萨义德便发表文章，从当前社会和文化传统方面分析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矛盾进行剖析。去年卡塔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芭芭拉·弗莱从种族歧视造成贫富差距方面论述了大批群众未能逃避灾难的原因。至于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内格里的《帝国》和《群众))，更是从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所有这些学者都是文学系的教授，但他们的著作和演说都体现了跨学科对话的思潮。因为，在当前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兴起，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消费观念到处扩张，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权力日趋衰微，有志之士不可能只狭隘地关注自己的学科，固步自封，对社会的种种现象无动于衷。面对后殖民政治的扩展，民族主义的高涨，新权力结构的形成，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不考虑实际问题。

这里的访谈和纪实既涉及文学批评和理论，也涉及文化理论和政治，既有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也有对大学教育的反思。对它们之间的对话和综合，无疑会形成一幅由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合成的景观。不论这种景观有多少不足之处，我想只要认真体会，还是会有收益的。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接受我采访的诸位朋友，感谢他们经常寄来新作的手稿和相关的资料。同时我也衷心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施宏俊先生，感谢楚尘先生和相关的编辑。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当然，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肯定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王逢振

2006年夏于西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