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的是作家父亲阿尔贝·博达尔在中国四川的往事，它跟《领事之子》、《安娜·玛丽》组成了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带有自传性质的三部曲。作家的父亲阿尔贝·博达尔在他三岁那年调任法国驻成都领事。当时的成都既是川滇军阀势力斗争的矛盾焦点，又引起了英法两国的殖民利益冲突。围绕着鸦片和军火贸易，一条连接河内到成都的铁路计划在领事先生脑中慢慢成形，于是印度支那总督梅尔兰、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云南军阀唐继尧、法国政治流氓杜蒙纷纷卷入了臆想的阴谋之中……

本书获1973年联合文学奖！

领事先生阿尔贝·博达尔是我的父亲。父亲几乎为法兰西的中国事业贡献了一切心力，他虚慕荣华、喜怒无常，又多愁善感、玩世不恭。而母亲总是带着蒙娜·丽莎式的高傲微笑，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精明虚荣。

在我三岁那年，我们举家从重庆搬到了更偏僻的成都——这个充满了鸦片、粪肥和麝香，充满了乞丐、小脚女人和“小花”的城市，也充满了四川军与云南军的对峙，充满了英国与法国的利益争夺。四川的罂粟花诱惑着上海的资本家们，上海的军火吸引着四川的军阀们。在各种情势威逼利诱下的父亲，开始梦想修建一条从河内到成都的铁路，梦想着以此晋升总领事，于是印度支那总督梅尔兰、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云南军阀唐继尧、政治流氓杜蒙纷纷卷入了臆想的阴谋之中……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一部

少妇饱满的前额上覆着浓密的黑发，嘴角挂着谜一般的微笑。她注视着峡谷的入口：那像是个洞。丈夫站在她身旁，神情威严持重，衣服纤尘不染，磨洗过似的。他胡子刷得挺翘，分头一丝不乱，开口也得体恰切：“别害怕，宝贝儿。”帆船一晃。中国舵手趴倒在桅杆上，受刑者一般。周围，江水打着漩。

一年前，安娜·玛丽在小镇昂热结了婚。眼下，二十多天来，她正沿扬子江溯流而上。上海，那个白人、有钱人和南方绅士的大都会，早已幻化成往日的泡影。后来，开来了一条锈迹斑斑的汽船，船长是个两眼血红的英国酒鬼。这家伙对什么都瞧不上眼，特别是那些瘤子一样挤在行李中间，攒聚在甲板上的中国人。之后便是港口、码头、装货、卸货、租界俱乐部里的招待会、筵席、高谈阔论——尽是耀武扬威的殖民主义那些繁文缛节，文质彬彬地搀和着法国式闲聊和英国式玩笑。威士忌。西装革履、红光满面的胖子。训练有素的中国仆人，对宾客的谈话充耳不闻。酒桌上的谈资，总也离不开生意和混蛋黄种人干的龌龊事。在丈夫赞赏的目光下，安娜·玛丽开始小心翼翼地学习操练这一整套礼仪，她听见他的鼓励：“好，很好。表现不错。”先生露出满意的微笑，而她却不以为然。

又来了一条汽船，更旧，更破，挤得更厉害。“船老大”是个身家不明、脸色铁青的肥佬儿，人称“oId china hand”。他对中国水手一个劲儿地叫骂，水手们却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迎合着。 四周，一切都糜烂了。昏黄的雾压住一大片黏糊糊的水，无边无际，汩汩作响。中国人，簇拥在各个角落里的中国人，麇集在跳板、木筏、舢板上的可有可无的中国人，他们喝的就是这生了锈的水。漂浮的民族。安娜·玛丽不时瞥见一角风帆、一截桅杆。但那图景很快便闪到一边，不见了。有天晚上，一只小船被撞开了花，船上的人吞没在江水里。安娜·玛丽乘坐的大船没有停。那一刻，船长正对着酒瓶开怀畅饮。天朝的乘客个个面不改色：眼珠一转不转，眉头一皱不皱。安娜·玛丽猛地跳起来，丈夫却一把抓住她的袖子： “别作声，这不合适。”他在教她适应中国。

终于，景象不再是虚无。出现在安娜·玛丽眼前的，是古老中国蛮荒的壮美，是她奇异的形貌。寺庙里鬼怪林立，飞檐上腾龙舞凤，塑像神态夸张，城墙雉堞连绵，环环相套的宝塔宛如直立的毛虫，颤颤悠悠的钟声袅袅不绝。一个小港湾里，“木架”上，一双双眼睛注视着：那是帆船的眼睛，注视着扬子江峡谷的水神布下的陷阱。汽船不再向前开，前面的水路得另租一条小木船。

星期天中午，安娜·玛丽在帆船上做起了噩梦。有个梦很吓人，她梦见自己被囚禁在一个幽深、狭小的监狱里：一个通向神秘之国的洞。这里不再有真正的阳光。一束昏暗的光线顺着两三千米高裸露、光滑的峭壁射下来，那峭壁夹江对峙，气势压人。绝壁之下，是深幽的水。这壮观的走廊，这江水的走廊，裁山而过，九曲回肠，蜿蜒不绝。峭壁如刀削，赭石似生肉。有时候，峡道又是一暗，瞬即染上丧葬的铅灰色。

怕。丈夫握住安娜·玛丽的手。他么，这峡谷，他从前曾沿着这里溯流而上。那是季风时节，被囚住的江水涨起了四五十米，只见一股流、一束光。那是剑刃，是刀光，在漩涡、湍流中激烈交锋。江心的大船像陀螺一样拼命打转，直至散架。而那一条条小帆船，从高处飞冲而下，一头撞在被江水冲刷蚀损的巨礁上，粉身碎骨。水流急转直下的地方尤其危险。这是以险著称的地方，船、人，一旦在这里触礁，便立刻被深水吞没，冲到低处平原上，扬子江铺展开来的地方。

丈夫在安娜·玛丽面前表现得很勇敢。他告诉她，现在是枯水期，没那么危险。而事实上，她眼前就是一片帆船墓场。每一角江湾里都垒着残骸。旱季的扬子江不会狂澜汹涌，可它仍然咆哮着、翻腾着，白花花一片。浪花团绕着刀片似的礁石，无数小船在这里葬身鱼腹，却从来没人想到把它们炸掉。

安娜·玛丽得时时刻刻面对这惨不忍睹的天灾，这狂纵无度的江水，这百转千回的峡谷。江涛雷鸣不息，单调乏味。大自然惊心动魄，叫人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只能看见被水卷走的帆船上死命挣扎的人影。她坐的船一步一步顺着峭壁上凿出的狭道前进，这竟是路。拉船的、拖船的，是一队赤身露体的汉子，身上正挨着工头的鞭笞。这些拉纤的苦力，悲惨的社会最底层，几乎都在二十岁上便死去了，不是被打死，就是活活累死。安娜·玛丽听见他们“哎嗬哎嗬”的喘息声。

身着素衣的安娜·玛丽和丈夫不时瞟一瞟俯临江面的尖崖，担心强盗们会随时从上面冲下来。强盗么——先生有经验，他得同他们交涉、谈判、砍价。 瞧他们杀气腾腾的假客套，翻脸就能跟你拔刀相见，放你的血，要你的命。丈夫的忧虑也萦绕在安娜·玛丽的心头。此时，光线亮了些，一直照到她脸上，好像峡谷张大了似的。原来，缓坡上裂开一条缝，一道口子，一个山洞，里面窝着一座庙，庙里，两尊爬满铜绿的佛像高高在上。

钟声响起。是祷告，还是信号?苦力们拉纤的小道上站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那黄脸郎的面皮上皱起微笑，油滑、狡黠、和善、滑稽。这笑的后头，究竟藏着怎样的威吓?怎样的谄媚?怎样的诱惑?怎样的贪婪?帆船停住了。苦力们幸福地蹲下来，大人物登上了岸——法国“翘胡子”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宝塔里运筹帷幄的强盗们派来一个信使。听着丈夫和那家伙用中文交谈的沙哑声音，安娜·玛丽笔直地呆在原地，一动不动，仿佛没了知觉。谈话从谦卑的寒暄、阿谀开始。旋即，来访者脸色一沉，理直气壮起来，不时还要硬上几句，好像在下最后通牒。安娜·玛丽明白，这是游戏。因为在中国，一切都是游戏，赌注是他的脑袋、别人的脑袋、所有人的脑袋。

丈夫脸色刷白，用法语跟安娜·玛丽嘀咕道：“这帮强盗要两千两，一大笔。如果给了他们，肯定还会要得更多……”她看见宝塔里冲下来一伙人，扎着头巾，缠着子弹带。“别太贪了。”她告诫又在操着中文吹毛求疵的丈夫。

一支银箭亮起在扬子江上。汽笛拉响了，螺旋桨剧烈地搅动水流，军号吹起来，桅杆顶端，三色旗迎风飘扬。随即，炮弹开始轰山。是法国炮舰。信使不见了，强盗们也消失了。军舰好不容易与帆船对接成功。从不多虑的安娜·玛丽登上舷梯，丈夫紧随其后。海军军官们敬礼欢迎。乘着这艘军舰，夫妇俩抵达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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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许钧先生从中国打来电话，跟我说他和他老师还有他两个优秀的学生合作翻译了我丈夫吕西安·博达尔有关中国的三部曲：《领事先生》、《领事之子》和《安娜·玛丽》。我感到非常高兴。许钧教授是我们家的朋友，他曾多次到巴黎来看望我们，吕西安很开心地跟他谈写作，谈翻译。我知道对许先生来说，翻译是文本的生命在另一个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延伸。

我丈夫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对他来说，中国有魅力，有奥秘；有美德，也有流弊；有幸福，也有不幸。他一直牵挂着她，对她有恨，也有爱。这三部小说是他的尝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关于文学创作，我想还是让我的丈夫自己来讲。下面是十几年前，他对《观点》杂志的读者说的一席话：

写作万岁!对我来说，写作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提到写作，我便感觉不安，因为这意味着进入我最隐秘的地方，如同问自己，我如何呼吸，我为何而活。恰恰我害怕私密，同样地，我也厌恶陈词滥调，不信奉教义教条。但是，姑且试一试吧……我是一个笨拙、粗心、傲慢的人，没有多少能力，遇事待人又爱钻牛角尖；对所谓的娱乐，我不太感兴趣；甚至，难以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这一点，有时连自己都觉得很遗憾。别人认为我不易亲近，我宁愿自己不受到任何影响，超脱地看待一切。然而，与世界如此格格不入的我却承蒙上天的眷顾，拥有一种神奇的禀赋，观察的禀赋。因为观察，所以我必须写作，出于莫名的、急切的需要，我要感知，继而怀着自豪，用词句加以表达。由此，我获得了新生。写作，曾经是、也依然是我的天职，我的避风港，我的支柱。

我说写作是一种需要，显然，我要探询的正是“需要”一词。需要从何而来?来自怎样的忧愁?又是来自何种怀旧的心?我的童年异常精彩，少年时又享有各种特权，我曾经自认为是外交家，看遍世事，或是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我成了记者，甚至绝对权威的专家，杰出的通讯员。杀戮、骚乱、战争、革命，我从中脱颖而出：这般的混沌，我乐于介绍它，控制它。似乎我个人存在着一种风格。凯塞尔(Kessel)——我一直认为他很欣赏我——谈到我时，他曾引用了科克托(Cocteau)的一句话：“没有文学流派，只有医院”，又补充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医院，不向任何一位名医求救，因为我从“自身也是惟一的血液”中汲取一切。

然后，我渐渐老去，我已经厌倦了混杂在麇集的人群中。我筋疲力尽，难堪重负……尽管如此，我依然享受着无穷的、难以想像的乐趣，写作像是美妙的麻醉剂，始终支撑着我。我开始梳理以前的电文，整理文书。有人对我说，我在不知不觉中触及了某种故事性，虽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小说让我敬畏。是我的挚友，编辑让一克洛德·法斯凯尔(Jean—Clalade Fasquelle)一直鼓励着我。

一阵眩晕向我袭来!我看着自己，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我曾经走过的路，我曾经经历的一切，我曾经感悟到的种种……再也没有尽头。逝去时光的深渊中浮现出以前的瞬间，画面，情感，还有几张面孔，我不禁陶醉了。我可以重新演绎这场戏，重新赋予它生命，以探究内在的奥秘；我甚至可以创造出另一部戏，许多其他的戏。我亲爱的母亲，奇妙又肮脏的中国，法国式的激情，女人，权力，所有的一切又都回到我的手中。小说引领我进入至尊的境界。

而现在，我这位可怜的王者为人掌控，却乐此不疲，沉浸在词语的海洋中，如痴如醉。我发觉词语是那样冷酷，那样挑剔。为了它们，我不得不每天工作，无休无止，比人们所说的要艰苦得多。从来，我都不作任何规划，任凭想像随意驰骋，正是我内心深处这股难以名状的力量唤醒了无数幻觉中的人物，我无法控制自己。人物和词语自然地来到我的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振奋人心的激烈战斗：我修饰、删改，但不断遭到抵制，小木偶们一时离开了，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回来，我威胁他们，我承受煎熬，我兴奋不已，因此我也获得无限乐趣。

写作就这样诞生了，有人将之比作滚滚的扬子江。丰富的词语，一种所谓处于险境的文学体裁，我便由此慢慢迫近那些对我而言可以洞察的真理……这是多么可笑的异想天开!我厌倦了，其他的，我丝毫不感兴趣。风烛残年之际，我惟有一个信念：小说是解释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或许也是惟一的方式。写小说的人走进梦境，并邀请他的读者同入其中。我也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梦想，必将走向死亡。

是的，写作可以超越死亡，写作万岁!几年前，丈夫离开了我，但他的作品今天仍然还活着。通过翻译，他作品的生命在延伸，在丰富。我最衷心地希望——我想他也同样希望——他能在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那是他儿时的中国，是他永远的梦。

玛丽-弗朗索瓦丝·勒克莱尔。

2006年11月28日于巴黎

我丈夫(吕西安·博达尔)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童年，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他一直牵挂着她，对她有恨，也有爱。这三部小说是他的尝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

——玛丽-弗朗索瓦丝·勒克莱尔

吕西安-博达尔的自传体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读者，凭借的是对传统中国丰富细致的描写。他行文运墨很容易使人想到浩浩奔泻的黄河。

——迪迪埃·塞内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