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天的早晨，她比往常起得早一些，进厨房吃了点东西，回头看看自己的小屋子。小屋子……天啊，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她红色的宝贝不见了。她惊叫了一声后才完全清醒，迅速扫视了一下小屋子，然后小跑着去大屋子里找，还是没有找到。
女人没再找，而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她就这样在地上愣愣地坐了近半个小时。回过神来，她才轻手轻脚地再次走进那问小屋子里。她把被子翻了又翻，找遍了床下和衣柜里，甚至生气地翻开了那蓝色的方形地毯，然后去厨房、去门楼里找，最后连浴室都没放过。她红色的笔记本电脑的确不见了。她跑到阳台上，拼命地大喊了一声。
她已经有一个月没出门了。
没了笔记本，她的脾气也变得古怪，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无缘无故地踢东西，做着饭突然会把碗筷往墙上摔。她不再去阳台，连电视也很少看了。她整天待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书拿起来也不读，拿着遥控器也不用。她打开衣柜开始试衣服，最后一件都没穿，统统都扔了回去。
又过了七天。
有一天早上，她突然感觉有些冷。她很不情愿地睁开了眼，发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被褥和窗帘都不见了，就连那个蓝色的波斯地毯和稍稍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她愣愣地看了半天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浑身颤抖起来。
她又冷又害怕，失魂落魄地走到衣柜前，打开一看，眼前一下子就黑了。衣柜里的衣服全都不见了。
第二天，她发现没有吃的了。她不清楚粮食是自己吃光的，还是被人偷了去。她赤身裸体地坐在厨房里，这一整天都没有动。到了晚上，她努力站起来，走到大屋子的沙发跟前，像猫一样蜷缩着过了一晚上。她太冷了，根本无法入睡，夜里被冻醒了好几次。
时间又过了两天。这一天，她睁开眼就发现了情况不妙。她蜷缩在那里正等待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才艰难地站起来去厨房。喝口水也好，可是……
在去厨房的路上，她看到了此刻镜子里的自己。她被自己的模样吓坏了，大喊一声“天啊”便走到镜子跟前。她发现自己乌黑的长发、眉毛、睫毛都已不翼而飞。
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苍白、消瘦得可怕：没有眉毛和睫毛，头上光秃秃的，让人不忍看下去。她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砸碎了那面镜子。
满地的碎片映射着她萎靡不振和赤裸裸的样子。她想大喊一声，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想大哭，却哭不出一滴眼泪。
“我的声音和眼泪恐怕也被偷走了吧？”她这样绝望地想。
“不管是谁，不管是谁，进来吧，放马进来吧，天啊！”她第一次希望有人进来，开始虔诚地祈祷。她知道不会有人来。她踩着满地的玻璃碎片随时准备去开门，却没有一点力气。她水也没喝，颤悠悠地走到沙发跟前，倒了下去。
夜里她好像听见有人在敲门。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像猫一样一跃而起，跑过去开门。根本没人，寒冷和黑暗像要吸走她，正在静悄悄地扑过来。
女人艰难地关上门，房门没有上锁。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哭，而且哭了很久。她哭起来没有声音，没有眼泪，就连肩膀也不颤抖了。
她想起自己的父母、朋友、故乡，曾经喜欢过的男人，可这一切都朦朦胧胧，不成体系。“难道我的记忆也被偷走了吗？”
P5-6
2016年译《蒙古国文学经典小说卷》时，有幸接触了蒙古国女诗人、作家罗·乌力吉特古斯的两篇小说作品。在此之前，虽然也读过她的一些作品，但以诗歌居多，读的转写成传统蒙古文的小说大概就只有《女人》这一篇。去年夏天，女翻译家哈森去蒙古国协商《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蒙古国文学经典小说卷》版权问题时，与在乌兰巴托居住的罗·乌力吉特古斯女士谈了翻译其作品的相关事宜，回国时给我带了一本作者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城市故事》。
阅读《城市故事》是在炎炎夏季，书中的内容却宛如一缕清风给我带来丝丝凉爽。作为一名“70后”的女作家，罗·乌力吉特古斯对城市生活的感知度是超乎常人的。在她的作品里，我读到了蒙古人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也看到了他们精神世界中的欢愉、悲伤甚至绝望。她运用西方的现代经验描述这些人物，让作品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光芒。因为作家现在还太年轻，我们不便下定义，称其作品为“经典”，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小说在蒙古国文学史上一定是特立独行的存在。一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是不断被筛选的过程，而翻译也是让一部作品“经典化”的主要途径。萌生翻译此书的想法之后，我于2016年3月10日给作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示自己想翻译其作品。次日，作者发邮件给我，表示同意由我将《城市故事》翻译成汉文。
我原以为自己利用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可是交稿日期一拖再拖，直至亮起“红灯”时我才将稿件交到编辑手中。这一年里，我除了忙碌本职工作之外，也经历了女儿入托、举家搬迁等大事，而每一件大事的背后都藏着无数个琐碎的小事，我有一点力不从心。
翻译的过程中，我依然如履薄冰，生怕与某一个字失之交臂。有好多同行告诉我文学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舞蹈”，我只觉得翻译的“镣铐”有点沉重，很难翩翩起舞。不过看到一篇篇精彩的短篇，我也不得不摆出几个舞蹈动作，虽然笨拙，可贵在真实。译者常常是“一仆侍二主”，怎样衡量作者与读者是他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最后决定取折中的平衡值作为我的翻译标准。每晚家里人都入睡之后，我便打开台灯，坐在书桌前开始翻译。那是我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光，也是一天里唯一能属于自己的时光。今年的十一小长假，亲朋好友都选择出去旅游时我选择了校订译稿。校订最后一篇稿件时，为期八天的小长假也到了最后一天。在翻译过程中令我苦恼甚至绝望过的那些文字真的要离我而去时，我竟然还有一些不舍，就像我的爱女阿尔姗娜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明知她已长大，依然觉得她在我手上更稳妥。
好在我遇到了一群和我一样把文字当成自己理想的朋友。本书的责任编辑郝乐工作时间不长，平时也不爱说话，但她认真的态度和专业水平令我佩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文大众读物编辑室主任朱莽烈先生是这套丛书的策划人，他和去年一样，从策划到编校，每一个环节都付出了心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青年编辑贾睿茹小妹为我通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海日寒欣然为本书作序，以此来鼓励我；女翻译家哈森定期与我交流翻译心得，鼓励我译好此书；我的同事哈申格日乐和那日苏将这本书转写成传统蒙古文，以便我翻译。虽然书的封面上写着我的名字，但同样浸透着大家的汗水，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者梁实秋先生曾戏言：学问过高的人不会翻译，他们都去做学术；才气过高的人不会翻译，因为他们都去自己写；寿命太短的人也不会翻译，因为书（指《莎士比亚全集》）还未译完，可能就会作古。《城市故事》是我蒙译汉的第四本书，难免会有些瑕疵，好在我会把文学翻译当成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活着的证据，因此只能跟读者朋友说，好戏还在后头！
本书根据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永字”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出版的《城市故事》一书译出。
照日格图
2017年10月22日深夜，
于呼和浩特农委大院小区
一
小说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知道”进入了“不知道”，又从“不知道”坠入了“真的不知道”的巨大旋涡。难怪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圣明啊。翻开小说史，寻找答案。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小说一直处在“立”的阶段，就是为小说“立规矩”。几百年来立了很多规矩。什么怪诞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也许就是西方人“知道”小说的阶段吧。
知道的太多，难免要烦。
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人开始“怀疑”小说，也就是进入了“破”的阶段。破了很多规矩，出现了几位重量级“爆破手”：普鲁斯特、卡夫卡、罗伯一格里耶和博尔赫斯。
普鲁斯特是回忆能手，喜欢在潜意识里游泳，破坏了理性的规矩；
卡夫卡是搞怪高手，喜欢在地洞里讲惊悚童话，破坏了现实的规矩；
罗伯一格里耶是刺头圣手，喜欢一切反着来，破坏了常识的规矩；
博尔赫斯是猜谜大师，喜欢在迷宫里躲躲藏藏，破坏了真实的规矩。
经过这番狂轰乱炸，劈头盖脸，可怜西方小说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破碎山河，遍野哀鸿了。
这就是西方人“不知道”小说的阶段。破了很多规矩，也立了不少新规矩，但画出来的已然不是原来的“方”，原来的“圆”。
西方现代小说更像一些色彩斑斓的不规则图案。
蒙古族小说的渊源有两个。
一个是以史诗、民间故事和为代表，可称为“民间渊源”；另一个是以《蒙古秘史》《黄金史》和少量书面小说为代表，可称为“书面渊源”。
所以，蒙古族古代小说一直在“历史”和“故事”中游移不定，在“真实”与“虚构”中进退两难。
直至蒙古族大文豪尹湛纳希时期，“历史”和“故事”的悖论依然困惑着小说家。尹湛纳希把自己的长篇小说《青史演义》看作史记.而把《一层楼》和《泣红亭》当作了小说。
二十世纪，是蒙古族小说现代转型的时代。
首先，经历了漫长的革命历史宏大叙事阶段，出现了《茫茫的草原》《清澈的塔米尔河》等红色经典。
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历史宏大叙事阶段，出现了《无顶之庙》《云雾》《扎萨克盆地》《巍巍青山》等作品。
蒙古国小说和中国的蒙古语小说的发展历程大致对应。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蒙古族小说中的宏大叙事开始动摇和散裂，进入乡土叙事和个人化叙事阶段。
在蒙古国小说中，个人化叙事的趋势更胜一筹，罗·乌力吉特古斯的创作鲜明地代表了这一趋势。
三
小说是什么？又回到起点。
小说有“小”，小说也有“大”。
“小”就是小处着手，“大”就是大处着眼。
小说的“大”是小说家的起点、视点和立点，也就是小说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小说家把握、认识、体验、感悟“世界”——社会、历史、人生、人性和艺术的总纲领。对“大”的把握决定了小说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但凡大家必有独特的“大”的世界。
小说家的“小”就是细节、丰富性和微妙处。对小说家来讲，没有“小”就没有“小说”。
小说的“大”历史学家也能做到，而小说的“小”只有小说家能说出。
难怪恩格斯会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显现的，比当时从“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这就是小说的功能。
小说，不仅仅是认识和阐释，更多的是对“整个世界”的体验、感悟和呈现。
这里有更多的发现和想象、放大和提升、澄明和超越。
小说是“整个世界”的命名和显现。
四
应该回到我们的主人公——罗·乌力吉特古斯。
罗·乌力吉特古斯是蒙古国70后女作家、诗人，是蒙古国新生代作家中的杰出代表。
她是一位自由的写作者。
这里的“自由”有几层含义：
其一，罗·乌力吉特古斯经常游走在东西方之间，出入俄英美法中日各国，带有较浓厚的“文化驴友”色彩；
其二，罗·乌力吉特古斯的修养决定了她“越界”式的思维方式，其国际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蒙古国作家；
其三，罗·乌力吉特古斯左手写诗，右手作小说，兼而搞翻译，是个文学多面手，在各个领域游刃有余、大秀才情。
我手头就放着她主编的《世界经典诗歌选》《蒙古经典诗歌选》《蒙古经典小说选》和我的老同学、翻译家哈森译的《罗·乌力吉特古斯诗选》。
罗·乌力吉特古斯是一位才女型作家。
罗·乌力吉特古斯的作品典型地代表了当前蒙古国文学现代化、国际化和个人化走向。
她的小说展现给我们的不再是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
在这里，读者几乎看不到公共想象与期待视野中的蓝天白云、碧野鲜花、英雄骏马、蒙古包勒勒车，而看到的是现代都市场景中与芸芸众生一样的现代蒙古人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
她的小说给我们展现着蒙古人的现代经验。
她的小说也展现个人化经验。詹姆逊所谓“第三世界”的寓言写作在她的小说中几乎销声匿迹，她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现代都市女性对世界、对生命、对人生、对存在的诗性思考与感悟。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乌兰巴托，也可以发生在巴黎、纽约、香港，抑或巴西利亚、墨尔本。
她的小说是女性的。
她坚持一种私人化的小叙事，这个私人化无法剔除的就是女性化。
她用女性的眼睛去观察，用女性的口吻去叙说，用女性的视角去认知，用女性的心灵去感悟。
她不避讳把自己定位成“小女人”，用“小女人”的嘴说小说的这个“小”。
因为小，所以真实。
因为小，所以感人。
因为小，所以更普遍。
《小偷》是一种发现，也是一种揭示，更是一种澄明。
这篇小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小说化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想和别人不一样，不想被“规训”，那结果会怎样呢？她会告诉你。
《女人男人》中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相遇，就像夏娃和亚当在伊甸园相遇，会不会有一场浪漫的邂逅和情爱的欢愉呢？读者所有的期待和想象会被一一印证的同时，也会被一一解构。这是她的答案。
《遗产》里一位挚爱着自己孙女的祖父去世了。他给所有嫡系子孙留下了遗产，唯独没有给至爱的孙女。这又是为什么呢？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可怕的东西》是一篇海明威式的戏剧化场景叙事。悬念在对话中缓慢而有条不紊地剥丝抽茧，一一解开。
五
《城市故事》的译者是照日格图。
照日格图，中国蒙古族新生代作家、翻译家，80后。
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挚友。
照日格图用蒙汉两种语言创作，他的散文在圈子里小有名气，被誉为80后作家的代表。他的翻译质量高，数量多，如今已有几百万字。
照日格图的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经常出现在《读者》《译林》《世界文学》等主流刊物上，让作为同行的我望尘莫及。
翻译是有性格的。
翻译文字中或多或少带着翻译者的生命体温和气息。 照日格图的翻译自然、随和、贴切而充满诗意。
很多时候我几乎忘记了“这是翻译”。
也许，这就是文学翻译的佳境了。
六
想给我这个拖沓的序起个名字，想了很久。
还是没想起来。
忽然发现作者的作品中有个很好的比喻。
这个比喻让我眼前一亮。
好，就是她了。
女孩儿与云朵。
2017.12.9
小说，不仅仅是认识和阐释，更是对“整个世界”的体验、感悟和呈现。小说里有更多的发现和想象、放大和提升、澄明和超越。罗·乌力吉特古斯著的《城市故事》一书，收入的作品典型地代表了当前蒙古国文学现代化、国际化和个人化走向。她坚持一种私人化的小叙事，用女性的眼睛去观察，用女性的口吻去叙说，用女性的视角去认知，用女性的心灵去感悟。她不避讳把自己定位成“小女人”，用“小女人”的嘴说小说的“小”。因为小，所以真实感人，更具有普遍意义。
罗·乌力吉特古斯著的《城市故事》由12篇短篇小说构成。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蒙古人在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在作品里，可以看到主人公精神世界中的欢愉、悲伤甚至绝望。作者极擅长心理描写，通过心理活动的刻画再现人的本性，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与认知，彰显着独特的个性，突出了对生命、爱及自然的崇尚与哲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