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作者巴金所写的主要是人，是性格。他主要想用恋爱来表现一些人的性格。《雾》中，周如水的性格优柔寡断，一直为“良心”迷惑，最终爱情失败。《雨》中，吴仁民性格暴躁、浪漫，最终也因为当时的环境恶劣爱情失败。《电》分为《雷》（短篇小说）和《电》（长篇小说），主要人物有多个——李佩珠、贤、慧都是。

《雾雨电》包括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雾》讲述了：

周如水从日本留学归来，他认为建设乡村比城市重要。周如水在旅馆巧遇从前仰慕过的女子张若兰，一个美丽温柔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双方互有好感，但周如水却没有勇气表白。他的两个朋友来看望他，一个是叛离了温暖富裕的家庭，以一种苦行式的生活为事业献身的陈真，另一个是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吴仁民，两人都鼓励他从狭窄的爱情中挣脱出来。周如水在家乡有个没有爱情的丑妻，是他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的，为此他拒绝了几次可能的幸福。陈真告诉张若兰真相，鼓励她主动向周表白并帮助他摆脱家庭束缚。周如水此时接到父亲来信，说其母病想见他，并要求他回去当官，软弱的周如水拒绝了张若兰的爱情，但也没有勇气回家。一年后，周如水又回到这个旅馆，此时他才接到家信得知家中妻子早于两年前病死，但张若兰早已离去，只剩下他在海边独自悔恨。

《雨》讲述了：

两年后的上海，吴仁民的妻子已经病死，陈真被汽车撞死。此时张若兰已经嫁给一个大学教授，周如水又爱上了另一个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李佩珠。吴仁民对周冷嘲热讽，但自己很快也坠入情网。恋上他从前帮助过的女学生熊智君。但吴仁民很快发现熊智君的好友就是自己从前的恋人玉雯，她因为爱慕荣华富贵而抛弃过他，现在又因为孤独想与他重续旧好，吴仁民痛苦地拒绝了她。李佩珠决心做一个革命女性，拒绝爱情，周如水在绝望中投水自杀。吴仁民也得到玉雯自杀的消息，熊智君为了保护他抱病嫁给了玉雯的丈夫——一个军阀，并留信鼓励他追求事业。吴仁民在悲愤中终于振作了起来。

《电》讲述了：

三年后的福建，李佩珠和她的朋友们在这里组成一个革命团体。吴仁民也来到这里，此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他与李佩珠之间产生了爱情。但很快，革命事业遭到沉重打击，不断有成员被捕被杀，他们中的一员敏无法忍受失去同志的悲愤，走上了暗杀的道路，但暗杀没有成功，他自己却遇难。佩珠父亲在上海突然失踪，她委托吴仁民回上海寻找，自己留下来继续朋友未完成的事业。

前记

新记

《雾》的序

《雨》的序

《电》的序

雾（1931）

雨（1932）

雷（1933）

电（1933）

附录

 附录一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附录二 《雾》、《雨》与《电》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附录三 一九八○年版《巴金选集》后记

“再走一些时候罢，现在时间还早呢！”陈真诚恳地挽留他道，好像在这个夜晚离开了他，就没有机会和他再见似的。

“不走了，我想回家去睡觉。”吴仁民说罢，不等陈真讲话就转身走了。陈真并不挽留他，却也掉转身子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吴仁民的脚步并不是坚定的，他走得没有一点精神，显然他今天很疲倦。

陈真微微摇头，叹息一声，低声说了一句：“这叫作没有办法。”又转身向前走了。他依旧慢慢地下着脚步。他并不想马上回家，所以也不上电车。一辆电车过去了，又一辆电车过去了，他还是没有走了多少远。他走得很慢，好像他自己也疲倦了。

忽然一只大手在后面拍他的肩膀，他掉过头去看，吴仁民站在他的背后，两只眼睛里射出忧郁的光。

“怎么？你不是已经回去了吗？”陈真惊喜地问。

吴仁民只是苦笑，并不回答。

“你不是说要回家去睡觉？”陈真又问。

“我心里烦得很，家里又是那样冷静，那样寂寞。我不想回家去，我害怕翻那些破书，所以走到半路上又回来找你。”吴仁民的充满了渴望的声音向陈真的脸打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吴仁民的这种烦躁不安的样子。

“那么我们两个人多走一会儿罢，两个人在一起究竟还可以谈谈话。”陈真感动地说，便迈步往前面走。

吴仁民不作声了，他跟着陈真走。对于陈真的问话他只是用简短的、含糊的话来回答。他并不注意地听陈真说话。他虽然在陈真的身边走着，可是他的心却在远处。

“好寂寞！这个城市就像是一个大沙漠！”吴仁民忽然大声叫起来，一只手抓住陈真的右膀用力在摇。“真，这样平静的夜晚我实在受不了。我需要的是热闹、激动。我不要这闷得死人的沉寂，我宁愿要那热烈的争辩。是的，我爱闹意见，争闲气。你想想看，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那颗心热得跳个不住，一直要跳出口腔，不管结果怎样，这究竟是痛快的事。然而现在什么也没有。马路上这样清静，我们两个人和平地、没有生气地一问一答，心里想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真，人说我近来大大地改变了。我果然改变了吗？你想，这平静的空气我怎么能够忍受下去？这寂寞，这闷得死人的寂寞！只有你还多少了解我，在这个大都市里只有你一个人——”

陈真半晌不回答他的话，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来镇压自己的心痛。他看不清楚周围的东西，他的眼睛被泪水迷糊了。

“我们到一个酒馆去喝酒罢，我现在需要的是麻醉。今晚上我真不知道把这颗心安放到什么地方去！”吴仁民依旧用战抖的声音说。

陈真开口了：“仁民，你激动得太厉害，你应该休息。……你还有更多的时间来战斗，你还要经历更多的活动的日子，你怎么也会像我这样连这一个晚上都忍受不下去了？……你不知道在那里，在那坟墓里才是真正的寂寞！（他说这句话声音很低，好像是对自己说的。）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你应该回去睡觉。……让我送你回家去罢。”陈真说到这里挣脱了吴仁民的手，并不等他表示同意就挟着他的手臂转身走了。

吴仁民顺从地跟着陈真走，并不反抗。一路上他喃喃地唤着两个女人的名字，除了他的瑶珠外还有一个玉雯。

两个人的影子在被月光照着的人行道上移动。这一次却不同了，吴仁民的影子显得十分无力，而陈真的影子却是那样坚定，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垂死的人。

他们到了吴仁民的家，陈真安顿吴仁民睡下了，才静静地走出来。他又一次发觉自己是在月光下面了。方才的一切好像只是一段不可相信的梦景。

他走过了冷静的马路，又走过了比较热闹的街市。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红色、绿色、蓝色的霓虹灯的招牌。

P92－93

两年前我就想把《爱情的三部曲》收回修改重排，这次来上海才得到这个机会，我还应该感谢小延兄的帮忙。

公寓里很热，夜晚也不退凉。这几夜我常常捧着《爱情的三部曲》工作到两三点钟，有时就在躺椅上迷糊地睡着了。直到我的疲倦的眼睛无法看清楚书上的字迹时，我才关了电灯上床睡去。

这样我终于校完了这三本小说。我算是又了结了一件事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今天闭上眼睛就想不到明天的存在。但是完成了的工作却是不能够消灭的。没有一种暴力可以毁灭它。所以我每做完一件事情，便觉得十分高兴。

我就要回到广州去。在那里也许有一个使人兴奋的生活等着我。这是一种诱惑。我又记起了《电》里面的一些景象。我永不能忘记的是这样的两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

巴金

1938年7月9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编一部新的《选集》，我照办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选集》里本来有一篇后记，我把校样送给几个朋友看，他们都觉得很像检讨，而且写的时候作者不是心平气和，总之他们认为不大妥当，劝我把它抽去。我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因此那本《选集》里并没有作者的后记。但是过了一年我还是从那篇未用的后记中摘出一部分作为一篇散文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里面了。今天我准备为新的《选集》写后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过一小半的旧东西，它给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来，没有丢失，没有撕毁，这是我的幸运。这十一年中间我给毁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类的东西。家里却多了一个骨灰盒，那是我爱人肖珊的骨灰。在“四害”横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她给过我多少安慰和鼓励。但是她终于来不及看见我走出“牛棚”就永闭了眼睛。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又拿起了笔。

今天我心平气和地重读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旧作，我决定把它用在这里，当然也作了一些删改。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辈作家晚年回顾过去的时候，也写过类似“与过去告别”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岁，能够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在这里回顾一下过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谈错了，也可以供读者参考，给那些想证明我“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人提供一点旁证。

那么我就从下面开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我终于离开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没有去到人民中间。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到上海，再过两年半，成都的那个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产而自杀。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让自己关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不能够突围出去。我不断地嚷着要突围，我不断地嚷着要改变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实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并非铜墙铁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没有决心，没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宽广的。而我自己却视而不见，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艰苦地追求。从前我们在成都办刊物《半月》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有时还把他当作导师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继舜。在我离开成都以后，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毙了，他死得很勇敢。……说实话，我当初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指导人让他给我带路，我愿意听他的话甚至赴汤蹈火。可是后来我却渐渐地安于这种自由而充满矛盾的个人奋斗的生活了。自然这种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换句话说，我并不曾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像一个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却习惯了病中的生活，倒颇有以病为安慰、以痛苦为骄傲的意思，懒得去找医生，或者甚至有过欣赏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寻一条道路，我读过好些外国书报，也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尔这类人的回忆录，可是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人们责备我没有在作品中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实我自己就还没有找到一条这样的路。当时我明知道有马克思主义，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药，我却依然没有勇气和决心冲出自己并不满意的小圈子，总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固然我有时也连声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话骗人。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但是提到我个人如何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尽一份力量时，我就感到空虚了。我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参加战斗。我始终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对旧社会和黑暗的势力，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感觉到我个人的力量就像蜉蝣一样撼不了大树（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树），我起了类似疯狂的愤激。我恨旧社会恨到快要发狂了，我真愿意用尽一切力量给它一个打击。好心的读者责备我宣传个人主义。我憎恨旧社会、憎恨黑暗势力到极点的时候，我的确希望每个人都不同它合作，每个人都不让它动他一丝一毫。…一这种恨法不用说是脱离群众、孤独奋斗的结果。其实所谓“孤独奋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话。“孤独”则有之，“奋斗”就应当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我甚至在“孤独奋斗”的时候，也常常枪法很乱，纵然使出全身本领，也打不中敌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敌人身旁。而且我还有更多的冷静的或者软弱的时候，我为了向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们表示让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作品无法跟读者见面，或者连累发表我文章的刊物。有时我也想尽方法刺老爷们一两下，要他们感到不舒服却又没法删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费力气，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软弱无力。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我借用这个旧典故，却给了它一个新解释：我关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望着整个社会的光明的前途。我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前途的光明，这光明是属于人民的。至于我个人，尽管我不断地高呼“光明”，尽管我相信光明一定会普照中国，但是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我的作品中会有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如果不能从井里出来，我就没有前途，我就只有在孤独中死亡。我也在挣扎，我也想从井里跳出来，我也想走新的路。但是我的勇气和决心都不够。

然而解放带给我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安于坐井观天了。我下了决心跟过去告别。我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路。当然改造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跟自己作斗争也需要长期苦战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我希望我上面的“回顾”能够帮助《选集》的读者了解我过去的作品。今天在新的《选集》付印的时候，我还要重复十九年前想说而未说出来的几句话：

“我的这些作品中描写的那个社会（旧社会），要是拿它来跟我们的新社会比，谁都会觉得旧社会太可恨了。不用说，我并没有写出本质的东西，但是我或多或少地绘出了旧社会的可憎的面目。读者倘使能够拿过去跟今天比较，或者可以得到一点点并非消极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

巴金

197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