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石窟寺
沉闷的旧京，困人的天气，在浓厚的空气当中，处处都感着压迫；尤其是埋头在研究室的人们，更感觉无聊，听到有人约我们出去游玩的消息，就同困鸟出笼一般，一飞就飞到大同。
事前的头一天，我的朋友方君壮猷，约我一同去逛大同。第二天的午前十时，我们在西直门车站会集，乘平绥路十一时三十分的车出发。那时是初夏的时光，蜒蜒的火车，从绿阴中经过，穿过了无数的山岭，南口的战场，长城的伟迹，苍翠的树木，秀丽的山色，都现在我们的眼帘。火车走过了青龙桥，就是平坦的大路，到了张家口已在夜间八九点钟了。火车在不辨方向的黑暗的夜中前进。一辆似二等而非二等的火车，充满了丘八太爷，恶浊的空气中加了不少纸烟的臭味，而八太爷的谈判又形发生：
“喂！第十九路军第三旅第五营三连的王连长，你可认识么？”
那一位穿着灰布军衣衣服不整的同志，又接着说道：
“三棚的头目王连隍，他已经开了差喇！”
自从谈李副官作了团长发了大财，一直谈到平绥路上的小绺偷了女人的皮鞋故事。由嘈杂的人声中，又归于平寂。八太爷东横西竖，在车中鼾声大作。除了听见汽笛的几声叫唤，还有车轮子不住的走着的响声，一切都归于寂寞了。夜深了，不耐烦起来，到车快要停的时候，我出去车门，看见一片白茫茫的沙土，树林中间有几个灯影。我问了路警，他回答我说：“这一站是阳高，再有一个大站就是大同。”我喜欢极了。不到一个钟头，火车就停下来了，我们就下了车，恰恰是夜中三时四十分。
因为在路中认识了一位北大的学生，他也是从大同下车，他做我们的领导，他教我们住西门内的琵琶老店。但是到了大同，他们店已经住满了客，由琵琶老店的伙计，介绍到车站附近的永义客栈住下。一间被煤烟熏过的屋子，屋子中间只有一个大土炕，炕上摆了一张半明半灭的煤油灯，我多少年不过的外乡的旅店生活于今又形领略。我们少微休息了片刻，吃了点面条，那时天色已微亮了，就托店家雇了一辆轿车，到云冈去。
微明的天色，一辆破旧的轿车在一片沙土上行着，远看着已经颓废黄土堆成的城墙，仅剩下几堆东倒西歪的土块，有一群的骆驼在城边上走，真是别有一番风味。进了土城的玄冬门里边还有一层城墙，就是新城，然实际上，墙上的炮痕很多，——是前几年阎冯之争打坏的——也不能算是新城了。大同最热闹的地方买卖还不坏，是十字街上四门的四条大街的交叉点。我们经过了十字街一直住西去，出了西门，就到乡间，往西去全是山路，山全是砂碛堆成，一棵树木也没有，仿佛是被火烧过一样，偶然有一棵杨柳好像是插在上面一样。山上出的是石灰、煤末。石炭、石灰的成分，全现在外面，我们一望就可以看见。我们在山边上走，经过了佛索湾，远远看见山腰当中有一片树林，树林的山半腰里有一座绿色的楼阁，涉过一条山涧，不满半尺深的水，车子可以过去，那就是石窟寺。
我们未谈石窟的内容以前，不妨先谈石窟寺简单的历史。
石窟寺是在北魏拓拔氏释昙曜造的，比洛阳的龙门造像还要早五六十年。是北魏初人中国，建都的所在，所以他的石刻也比龙门精美得多。原来北魏太武皇帝太平真君极喜欢道士，听了司徒崔浩的话，崇信道士寇谦之，拜为太师，尊敬老氏，毁灭佛法，把庙和塔全都焚毁了。不久太武皇帝就得了病，他信以为得罪了佛法，改快悔过，把崔氏杀了。太武崩了，子文成立，这时候昙曜正住在武州（就是大同），他劝皇上赶快崇信佛教，修理庙宇，就在武州的西面，离城三十里，云冈山的地方建立祠庙。昙曜的意思是：佛法既然遭了这场损失，非切实的提倡不可。他以为木雕的佛像，不如石刻，石刻小的，不如大的，要是石刻的石像，有几十丈高，那么无论如何，是毁灭不掉的了。P22－25
编选本书时，我们曾找到一些中小学生写的游记，希望通过学生的视角来展示他们眼中的山西，而且希望能有一篇是写偏远地域的，可惜一直没有遇到，有些遗憾。民国学堂的作文簿中常有一些游记，出版社又出过“游记写作法”一类的书，也有人编过学生游记，这说明民国游记教育还是略成体系的。有了这样的教育，才会看到一批批后游者在感叹“江山留胜迹，吾辈复登临”的同时，与前游者共同接受江山胜迹的陶冶，在文化传承上步伐一致，在情趣格调上前呼后应。本书虽未能收录学生游记，但所收游记也大致能反映出前贤在情趣格调上之前呼后应。我们编选这部游记，就是希望后人能在文化传承和情趣格调上追踪前贤，既守护江山胜迹，又留下吾辈足音。
三校定稿前，责编向磊老师建议我对林徽因那篇作些删节，抽去一些从学术上谈建筑的内容，突出她写乡村风情的段落。这个建议是从游记的角度来“整编”名作，集中为读者呈现建筑考察中的游记情怀，非常有见地。我随即按这个原则做了删节，并调整补充了一些原文插图，这样内容虽略有减少，但情怀依旧。
我是山西人，虽然上大学后一直漂泊在外，山西话也早说不地道了，但乡情还在，因为我是从那里出来的，那里有亲人，有祖坟，有记忆。然而那里又是陌生的。我的小学校门早看不见了，中学教室也没有了，放学路上土墙边卖桑葚的小摊也消失了，我的“江山胜迹”已难觅遗踪。山西的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编选本书，真正是神游故国。前贤眼中的山川多是有历史通道的，乡村、城镇、山河，配合得古韵悠然，而这古韵悠然中自然也都包涵着无数个“我”的“江山胜迹”。我原是在这山川之中生活，却未能多走出去领略那远近的风景，实在辜负那的山川清气，但回头是不可能的，除借助前贤游记神游之外，亦惟有合十祝福：“祝福山西，祝福山川。”
本书由崔文川兄初选，我做了增补校订，是两个山西人的联手之作。
编者
2016年12月1日夜
一代旅人有一代旅人之看点，民国去今未远，可要说清民国人是如何游山西、看山西的，也不大容易了。编一本《民国山西游记》，也只能是浮光掠影。编者所能做的只是尽量让这浮光掠影接近民国旅人的看点。
旅人眼中的山西，不外是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山西的自然风光，北人不觉其异，南人罕言其美，然其历史人文却多得民国南北人士之垂注，可见当时旅人之看点多在历史人文。于是本书乃以反映山西历史人文的文章为主，选编了十七篇游记，按自北而南的顺序，分四辑排列，当时的主要看点大致应关照到了。
入选之游记，皆按其初版文字收录，“的、地、得”之使用一仍其旧，一些不合今天的规范但理解不致产生偏差的时人用语亦不做改动，希望尽量呈现民国文本之原貌，虽然在字体版式上没能实现繁体竖排。选文收初版文字，这是整理文献的常识，但在编选此书的过程中，发现陈垣、傅增湘等人的文章在后来入集时多有改动，一般读者已看不到初版面貌。有鉴于此，本书均按初版照录，力求恢复原状。例如，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通行本是梁氏后来据初版文言本改写的白话文本，内容没有大的变化，文采则远逊。这次依据初版收录，不仅意在恢复其文言面目，更在于藉语言之恢复，使其文采、情怀与看点浑然一体，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林徽因、梁思成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多次收入各种文集，却多未能照录初版文字。如通行本中“……两旁有卷耳，略如爱奥尼克（Ionic）柱头形”一句，初刊本并无“爱奥尼克”四字，而今本多有。本次收录，除省却原文中标示附图的文字外，悉按原样照录。林徽因、梁思成在文中称，在探访古建时多对“名胜”表示怀疑，因“名胜”最易遭到“重修”，乃至于“重建”的毁坏，故原有建筑最难得保存。又说：“山西因历代争战较少，故古建筑保存得特多。我们以前在河北及晋北调查古建筑所得的若干见识，到太原以南的区域，若观察不慎，时常有以今乱古的危险。”今天，《纪略》记载的古建筑，有些已消失了，尚在的面目也不同了。是“重修”惹的祸，还是后人自负，“以今乱古”，已不可知。
林徽因在晋汾调查古建时曾写过一篇《山西通信》，可与《纪略》对读。《山西通信》的开篇写道：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溜转；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当时一般旅人只为着山西的尘土、“醋拌面”叫苦，谁还会像林徽因一样觉得“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
……远地里，一片田亩有人在工作，上面青的，黄的，紫的，分行的长着；每一处山坡上，有人在走路，放羊，迎着阳光，背着阳光，投射着转动的光影；每一个小城，前面站着城楼，旁边睡着小庙，那里又托出一座石塔，神和人，都服帖的，满足的，守着他们那一角天地。近地里，则更有的是热闹。一条街里站满了人，孩子头上梳着三个小辫子的，四个小辫子的，乃至于五六个小辫子的，衣服简单到只剩一个红兜肚，上面隐约也绣有她嬷嬷挑的两三朵花！
“神和人，都服帖的，满足的，守着他们那一角天地”，今人多视此为“保守”，可这却是顾炎武称赞傅山的“萧然物外，自得天机”。所谓人生的“跌宕自喜”，就是如此的吧。
我们走时总是一村子的人来送的，儿媳妇指着说给老婆婆听，小孩们跑着还要跟上一段路。开栅镇，小相村，大相村，哪一处不是一样的热闹，看到北齐天保三年造像碑，我们不小心的，漏出一个惊异的叫喊，他们乡里弯着背的，老点儿的人，就也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知道他们村里的宝贝，居然吓着这古怪的来客了。“年代多了吧？”他们骄傲的问。“多了多了。”我们高兴的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呀，一千四百年！”我们便一齐骄傲起来。
“走时总是一村子的人来送”，可见昔日民风之好。1982年施蛰存游山西后写了一篇《五台赞佛记》，文中写道：“五台山区大小寺院的佛像，似乎都没有在十年内乱中被毁坏。寺院的建筑物，也都好好地保存着元明清代的原样，这使我有些诧异。但司机同志给我解释：当年这里的‘造反派’，也都是信佛的。原来如此，阿弥陀佛。”看来，建筑老，也要民风好。
林徽因看到的是山西最美的一面，或者说她能领略平凡山西之至美，可民国山西毕竟不都是那样，环境之闭塞，市人之委顿，战乱之侵扰，也都在其躯体上留下了印痕，或多或少映人了旅人的眼中。收入本书的游记也有这方面的内容。至于窄轨火车、架窝等给旅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交通工具，造就了那个时代的移动风景，读者看到这些内容，想来也会有一番浮想吧。
谢国桢《大同石窟寺》称云冈的土炕，炕上的桌凳椅，与日本相同；又说当地土语“百”读作“鳖”，与日本“百”字读音相近，“仅少了一个语尾”，“我们可以看见中国文化传到日本的确据”。谢国桢游大同，不只看石窟，也留心民情民俗，还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思考其所见所闻，处处流露着民国文人的情怀，让后人看到了他们是怎么游山西，看山西的。今人游晋，比前人更为方便，足之所至理应更为辽远，若能像林徽因、谢国桢那样，用审美的、开阔的眼光看山西，而不是老嫌弃气候之干燥、蔬食之粗淡，即便不和当地人一起骄傲那“宝贝”之古老，至少也能获得些了解之同情，情感上就能接近民国旅人。
用有限的篇幅来展示山西的历史人文，自无法面面俱到，相对于真实的历史，任何资料的辑选都只是按某种意愿接近历史真实的主观努力。本书用游记文献来探寻遗踪，接近历史，也是一种带有主观意愿的个人努力。不管这种努力是否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仍希望基于史实的对话能成为了解山西的基础，希望今天的古迹日后仍为古迹。
2016年9月30日于南秀村
张元卿、崔文川编的《晋汾遗踪（民国山西游记）》是“民国分省游记丛书”中的一本，以反映山西历史人文的文章为主，选编了十七篇游记，分为四辑，按自北而南的顺序编排。本书收录的陈垣、傅增湘等人的文章在后来入集时多有改动，一般读者已看不到初版面貌。有鉴于此，本书均按初版照录，以恢复原貌。再如，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通行本是梁氏后来据初版文言本改写的白话文本，内容没有大的变化，文采则远逊。这次依据初版收录，不仅意在恢复其文言面目，更在于藉语言之恢复，使其文采、情怀与看点浑然一体，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此外，本书中还有一批反映乡村和县城的民生状况的文章，是了解民国山西底层生活的鲜活资料。
《民国分省游记》是以省以及省级市为单位，用游记来呈现民国历史文化生态之丛书。选文首重史料性，同时兼顾文学性与科学性。科学艺术类考察记，凡记载社会生活较丰富者，均酌情收录。故本丛书所收录之游记，并非皆是传统意义上之文学性游记。
丛书之推出，既想以史料之展示，来复原一些消失之历史细节，也想与读者一道重温先贤观察社会历史之角度与情怀，因此，丛书之核心是呈现细节与情怀，在内容上并不求全。张元卿、崔文川编的《晋汾遗踪》是该丛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