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教育报》、《当代作家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辑刊》、《语文建设》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部分成果获奖或被转载。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本书《文学的演练》就是由杨利景所编，收录其文学评论文24篇。文章注重学理性，文字风貌以冷静和求实见长；关注文学的现场，立足点比较高，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敏锐性。

杨利景的研究总是情不自禁地有一个文学史的背景，更注重学理性，文字风貌以冷静和求实见长。追求客观性、求实性，注重言说的逻辑力和层层递进的说服力，使文字通向事物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并且流露出一种公正的气质。

杨利景的另一优点是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场，立足点比较高，因而他能够摆脱就事论事，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敏锐性。而他对文艺评论的功能、性质的认识比较全面、深刻，并不板滞。

本书《文学的演练》就是杨利景编著，收录其文学评论文24篇。

《文学的演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总序

序：冷静求实的学术演练

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批评

文艺批评：为谁批评？

文学批评的乱象

“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

改造与成长：“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

小说的书写规约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文学的兴衰

如何评价当代文学？

网络文学：“疯长”过后

重新界定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批评的发展瓶颈

一场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错位论争

“红色经典”的时代密码

“红色经典”改编：警惕走入另一个误区

论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表现视角的流变

贴着地面飞翔：孙春平近期小说创作的新变

以回返的方式抵达推进

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忧伤的田园牧歌

游离与缺失

心灵的洗礼与救赎

作家的责任与文学的重量

进入《雨巷》的三条路径

历史的遗迹

迄今为止，孙春平共有两次以基层挂职的方式长期深入生活的经历。

孙春平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出身于一个铁路职工家庭。三十五岁之前，孙春平的生活是与铁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父亲和许多亲属都是铁路职工，上学后就读的是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身边的同学、朋友几乎清一色的“铁老大”子弟；下乡返城后，孙春平自己也被分配到铁路系统工作，当过工人、库管员、共青团和党委宣传部干部。及至娶妻成家，妻子又是一名铁路职工！孙春平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任何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脱离他自己的生存环境。由于对铁路生活异常熟悉，孙春平的早期创作基本没有离开过两根钢轨，甚至1984年调到锦州市文联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仍然如此，以至于当时有人戏称他为“铁路专业户”。“铁路部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的管理，这种管理对企业运行当然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但对文学创作来说，就可能影响了写作者的生活视野，思维方式也难免循规蹈矩，有所束缚，就像那两根铁轨，大轱辘只能在上面转，一丝一毫也偏离不得……铁路生活当然也是一种题材，但是我已感觉到自己的思路放不开，脑子被两条铁轨辖制住了，创作领域太狭窄。”认识到这一点，孙春平于1995年向组织提出了到基层挂职，以便深人接触更广阔的生活的要求。那一次，孙春平在辽西一个叫北宁市的小县城挂职市委副书记，一蹲就是三年。

2005年，时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经五十五岁的孙春平再次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辞去作协驻会副主席职务，到基层县区深人生活。于是，从2006年开始，孙春平被派往辽宁省辽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这一次，孙春平放弃了自己生长于斯的辽西故土，选择了对他来讲相对陌生的辽南地区。对于这一选择，孙春平自己的解释是：“来省作协之前，我一直生在锦州，长在锦州，对辽西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第一次挂职的北宁也属于辽西。所以当时省委组织部征求意见问我想去哪里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犹豫，说去辽南。就辽宁地区来讲，辽南的文化和辽西还是有差异的，辽南的经济发展要走在辽西的前面，改革的步子大，开放的程度也更高一些，在市场经济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和各种观念发生激烈碰撞的今天，我觉得作家必须去熟悉，近距离地去了解和接触一些更新的东西。”至今，孙春平的第二次挂职虽然又已三载有余，但目前仍在继续当中。

在回顾孙春平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孙春平深入生活的经历，其实是始终在向自己既有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发出挑战的过程。这样的挑战是否有意义？这种诘问的背后隐含的其实是我们对生活本身的价值判断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入生活”开始成为文艺创作界一个响亮的口号。但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提倡下的被“深入”的“生活”是有着特定指向的，即特指工农兵的生活。除此之外的其他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没有“深入”的价值的。用丁玲当时的话讲：“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上边，是脱离群众的，而我们又要写下边的这些人，因此要下去。”丁玲所说的“下去”，指的就是下去“深人生活”。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价值判断中，生活本身被赋予了等级意义，工农兵的生活要先天地优越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所以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要谦逊地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了解、熟悉他们的生活，最终达到改造自我的目的。基于这种判断下的“深入生活”，无疑具有必要性。但是今天，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对生活的等级划分早已荡然无存，无论何种题材，无论表现哪个阶级的生活，在文学面前都是平等的。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家胡风就指出：“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胡风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到处有生活论”。虽然这种论点在50年代遭到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批判，认为“到处有生活论”“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革命作家必须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必须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但是，拨开历史的雾霭我们看到，胡风的观点在今天仍不乏真知灼见。的确，处处有生活，人人有生活。那么，孙春平的这种深入生活是否就失去了意义，或者是重涉了历史的误区？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其一，今天，孙春平式的深人生活，已经不是深入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生活，他们面对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是“生活”本身。在当代中国，生活方式的变动不居，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存理念的巨大变化，要求作家必须要有敏锐的把捉能力。而这种把捉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坐在书房里喝着咖啡敲着键盘就能达到的。法国作家纪德说过：“大凡艺术失去了和现实的接触，和活的接触，就马上变成了技巧。”同时，作家的创作灵感也需要现实生活的激发，才能获得生命的活力。孙春平的经验是：“很多灵感只有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中，或者说换取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才能触发出来。如果一直局限于自己以前的那个小环境中，即便是头脑中已经‘库存’的某些东西，有可能也意识不到它的价值。”其二，处处有生活、人人有生活之“生活”，即高度个人化、幽闭化的生活能否担承起文学的重任？别林斯基说过：“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个人化的生活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价值，是因为个人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反照着整体的特征。但是同时，个体并不完全等同于整体，个体化的生活与整个时代的文化和风候又具有差异性和非同步性。写作，从来就不是只关乎写作者个体的事，更不是写作者自娱自乐的个人化行为。这正是90年代以来“私人化”写作屡遭诟病的关键所在。由此观之，“深入生活”并不是我们翻检出来的历史的陈迹，它对我们今天的作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P135-138

冷静求实的学术演练

今年申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青年批评家多达七人，且各有强项，一时难以厘定，而入选名额最多却只有两个。我和朱向前负责理论部分，通读书稿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杨利景和赵月斌。继而递交全体评委审读、投票，仍是他们二位领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依我看，赵月斌的文字更具感性，选题不时剑走偏锋，但犀利，问题意识强，注重当下性，给人锐利的新鲜感，却也存在不大顾及把问题放到“史”的框架中。这可能与他并非学院派，同时搞创作有关。杨利景就有所不同，他在思考的缜密、理性的深度和问题的现实感上，都更善于把学院派“后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从容，与专业派“直面现实，干预灵魂”的切近，糅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研究总是情不自禁地有一个文学史的背景，更注重学理性，而他的文字风貌，以冷静和求实见长。

我在阅读他的整部书稿的过程中，时时感到，追求客观性、求实性，注重言说的逻辑力和层层递进的说服力，使文字通向事物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并且流露出一种公正的气质，也许是他的理论批评最突出的特点。例如，对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现状的研究、批判和评估，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杨利景也是写了一系列文章的。这其实是个并不好回答的棘手问题，必然牵涉到整个文化环境及相关问题，甚至与整个历史文化语境脱不开干系。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是孤立地义愤填膺式的文章居多，或给出一个近乎全盘否定的结论了事。这样的批评当然很痛快，且易于博得一片叫好。但是，问题并不因“义愤”而得以解决。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那种一方面把问题置于新的广阔的历史语境下，同时能够真正进入批评话语的内里，找到问题的症结，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引出可靠结论的文章。

我看到杨利景的几篇文章就很讲“理”。他是冷静的，深思的。比如，他指出当今文学批评的奇怪现状，一面在队伍上、数量上的极其繁荣，另一面却是影响力的日益衰弱，这就一下子进入了问题的实质。他提出，把所有关于批评的症结都归罪于批评家的“失节”是否公正？或者说，将批评的重振完全寄希望于批评家的道德自律是否现实？当下批评乱象的背后是否有更为强大的推手？他说，如果连真善美都不能达成共识，那就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了，需要把根本问题搞清楚。他认为，“思想淡出，学术登场”也好，“杂志引退，学院崛起”也罢，主要指向的是文学批评范式和理路的嬗变。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变化实则体现在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价值立场、评判标准以及批评的角色功能等更为内在的方面。在他看来，自90年代至今，市场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决定力量，作家与出版机构很自然地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作家和出版机构共同的市场诉求中，文学批评被“征用”以及批评家自觉的“权力寻租”行为就开始了。这里，他借用了“征用”和“权力寻租”两个概念是比较准确的。

我认为，杨利景文论的另一优点是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场，立足点比较高，因而他能够摆脱就事论事，为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敏锐性。他认为，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文艺批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进而能够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才是文艺批评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今天的文艺批评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一根本，走向了舍本逐末的歧途。杨利景的这一认识貌似重复常识，其实很有眼光，关系到今天怎样看待文艺批评的生命力的大问题。再比如，在他看来，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所遵循的自由竞争与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团结协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利益优先原则与社会主义无私奉献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全新的命题；而对这些难题的破解，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最终结果；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它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难题的破解密切相关。这就是从根本上看问题。他对文艺评论的功能、性质的认识，是比较全面、深刻的，并不板滞。他强调文艺评论一面是科学，同时是一门艺术，所以他说，他激赏的批评要从心底流出，带着心跳。

在这部书稿中，我以为留下深刻思索痕迹的，具有独见的，展示杨利景学术操练的主要成果的，应该是那些关于十七年如何进入文学史，关于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研究，关于知识分子和精神启蒙的话题的论文。它们也许都写于作者在高校任职期间，却并无呆板的学究气。对于十七年文学，他认为，无论是“压缩”、“忽略”以至于逐出文学史之门，还是挖掘“潜在写作”或者“重新解读”文本，其实从出发点上来讲都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对这段历史基本文学形态的厌恶，导致这种厌恶的理由可以是“一元化”、“政治化”，也可以是所谓的“虚假性”、“宣传性”等等，于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重建一种崭新的、可以满足我们期待的文学史就成为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然而，在杨利景看来，问题在于，不但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十七年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值得怀疑的，包括一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性”标准也是变动不居，难成准绳的。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学史的书写疏离不了价值判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史最本原的任务却在于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记录和描述上，而非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在记录和描述的过程中自发地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潜在地指导记录和描述的，但这种价值判断本身无法担承起“史”的重任。他还纠正说，许多十七年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流露的情感并不一定就是“虚伪的”、“做作的”。作家也并非圣贤，也不能保证洞穿一切，对于后来被历史证明的一些荒谬之举也难免曾经欢欣鼓舞地摇旗呐喊过。但是，现在的许多学者不知是为了谴责当时政治的“非人性化”，还是为了给作家寻一个借口，从而彰显作家的与众不同，往往将作家的真情实感归结为政治的强迫，片面地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批评当然是有见地的。

由于热切地关注现实，积极地介入现实，使杨利景的写作不可能是坐而论道的，隐身书斋型的。他认真地研究迟子建、孙春平的创作，表现了他细致的艺术直觉和喜欢研究作品的趣味，但更多的时候，他被网络文学、当代文学评价之类的话题所吸引，在这些即时性的问题上，他似乎显得更有激情。

我不认为杨利景是一个已经具有自己稳定的学术领域和风格类型的批评家。我认为他仍然处在成长中，可塑性很大，不确定因素也很明显。他具有优秀的素质，比如，问题意识，直指事物的根本的能力；再比如，求实，求真，朴素，严谨，构成他评论的主要格调。总之，他真诚，不矫饰，不绕弯子，不作秀。他拥有一种思辨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对杨利景寄予更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