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尔夫读本》应市场需求精选了吴尔夫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论，包括最能代表她的艺术追求和小说创作水平的《到灯塔去》和《海浪》，最经典的文学评论《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以及多篇文学随笔，都是关于当时的作家作品评论的。吴尔夫的小说作品和她的文学批评是相互映照相互解释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深刻的感受，对研究者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材料。作品之外，还附有名家点评、作家生平大事年表、作品推荐等重要资料。

《吴尔夫读本》是“外国文学大师读本丛书”之一。

弗吉尼亚·吴尔夫（1882—1941），英国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前卫的文学人物。《吴尔夫读本》精选了吴尔夫的代表作，包括小说《到灯塔去》和《海浪》，文学评论《一间自己的房间》《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多篇文学随笔。

小说

到灯塔去

海浪

文学评论

一间自己的房间

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散文

蒙田

笛福

简·奥斯丁

乔治·爱略特

约瑟夫·康拉德

乔治·吉辛

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附录

名家点评

吴尔夫生平与创作年表

推荐书目

第一部 窗

1

“行啊，如果明天天气好，当然没有问题，”拉姆齐夫人说，“可是你一定得早起。”她又叮嘱一句。

在她儿子听来，这些话带给他一种不同寻常的喜悦，似乎已经说定，这次远足是十拿九稳的了，他许多许多年来一直向往的好事，经过一夜黑暗和一个白天的航行，就可以得到了。他虽然年仅六岁，却也属于无法把不同感受截然分开的那一类人，他们总是让对未来的种种期待，带着种种喜悦和悲哀，笼罩现时眼前的一切。对这些人来说，甚至是在幼年时代，感觉之轮的每一次轻轻的转动都足以使眼前的一刻受到感染和震动，蒙上一层暗淡或者辉煌的色泽。詹姆斯·拉姆齐坐在地板上，从“陆海军军需品”插图编目上剪图片。他带着一种用他母亲的话说心花怒放的快乐，剪下一幅冰箱的图片。所有的一切都闪烁着喜悦的色彩：独轮手推车，刈草机，沙沙作响的白桦林，雨前泛白的树叶，哇哇乱叫的乌鸦，迎风招展的金雀花，窸窸窣窣的衣裙——一切都是这么五光十色，鲜艳夺目，他在脑海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暗码，自己的秘密语言，尽管表面上的他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天庭饱满，犀利的蓝眼睛纯净无瑕，每当看到人类的弱点，眉头便微微蹙起。所以，他母亲看着他操纵剪刀灵巧地沿着冰箱边缘移动，不由地想象他穿着一袭红袍和貂皮坐在法官席上，或者在国家大事的危急关头指导一项举足轻重的大事业。

“可是，”他父亲在客厅的窗口停住脚步，说道，“明天天气不会好。”

如果当时手头有一把斧子，或者火钳，或者任何一件武器能把父亲的胸膛捅开一个窟窿，让他当场毙命，詹姆斯准会毫不迟疑地动手。拉姆齐先生只要一露面，就会在他孩子们的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现在，他站在那里，瘦得像一把刀，咧着嘴巴露出讥笑，他不仅因打碎了儿子的梦想和揶揄了妻子——她在哪方面都比他强一万倍（詹姆斯想）——而幸灾乐祸，而且暗地里颇为自己的料事如神而沾沾自喜。他说的是实话。他说的总是实话。他从来不会说谎；从不颠倒黑白；从不为了取悦或迁就某位凡夫俗子而不讲逆耳的话，尤其是对他的几个孩子；他们虽说是他的亲骨肉，却应该从小就懂得人生充满艰辛；事实毫不留情；在那块传说中的土地上，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成为泡影，我们脆弱的帆船被沉沉的黑暗淹没（说到这里，拉姆齐先生总要挺直腰杆，眯起蓝色的小眼睛遥望地平线）。我们要想最终到达那里，最关键的是需要有勇气、真理和承受力。

“可是也许是个晴天——我希望明天是个晴天。”拉姆齐夫人说；她把手里的棕红色长袜轻轻拧了几下，心里有些焦急。如果她今夜能织完，如果他们真的到灯塔去，她就要把这双袜子送给灯塔守护人，给他的小儿子穿；那孩子患有结核病，总是郁郁寡欢；他们还要送去一摞旧杂志和一些烟草；说实在的，她只要发现什么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用场而且只会使屋里显得凌乱，便会拿去送给那些穷人，带给他们一些乐趣；他们整天坐在那里擦擦灯盏，剪剪灯芯，在那个巴掌大的园子里耙耙泥土，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肯定闷得要死。确实，如果你被监禁整整一个月，或者遇到风暴，在网球场大小的岩石上困了不止一个月，你会是什么滋味？她会这么问；而且没有信件，没有报纸，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如果你家有妻室，你见不到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孩子是否平安——是否病了，是否不小心摔倒，断了胳膊折了腿；你举目四望，惟有那凄凉的波涛月复一月地翻滚拍打；逢到可怕的风暴来临，窗户上布满水雾，小鸟飞身扑灯，天摇地撼，你根本不敢朝门外探一探头，生怕被刮到海里去；怎么样？你会是什么滋味？她问。她对她的女儿们这样细致地解释着。所以，她又格外强调说，一定要尽量带给他们一些安慰。

“是正西风。”无神论者坦斯利说，他叉开枯瘦的手指高高举起，让风从指间吹过；他正在和拉姆齐先生作晚间散步，在平台上走来走去。也就是说，风刮的方向极不利于登上灯塔。是的，他的话听着不太顺耳，拉姆齐夫人承认；他反复地提这件事，让詹姆斯越来越失望，实在很讨厌；但是她同时又不愿意让孩子们嘲笑他。“元神论者，”他们这样叫他；“渺小的无神论者。”罗斯嘲笑他；普鲁嘲笑他；安德鲁、贾斯帕、罗杰嘲笑他；就连嘴里没有一颗牙的老狗巴杰也要咬他一口。他们这么对待他，就因为他是（按照南希的说法）一路追逐他们直到赫布里底群岛的第一百一十个年轻人了，他们真希望能过上清静的日子。

“胡说。”拉姆齐夫人说，口气十分严厉。尽管他们的夸张习性是从她这里继承去的，尽管他们暗示她邀请太多的人留住，以至于只好把有些人安排到镇上寄宿（这是事实），但是她无法忍受他们对她的客人粗鲁无理，尤其是对那些一文不名的小伙子，他们前来这里度假，用她丈夫的话说，全都“能力非凡”，全都是她丈夫的崇拜者。确实，她把所有的异性都拢在她的庇护之下；为了某种难以说明的理由，为了他们的英勇气魄和豪迈气概，为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协政条约，统治印度，管理财政；最后，还为了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那份信赖、虔诚和孩子气；几乎每个女人都会感到或发现很合自己的口味；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可以不失体面地接受一个小伙子的这种仰慕之情；换了少女——上帝保佑，但愿不是她的女儿！——那便如同一场灾难，少女不会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这份爱慕的价值和涵义！

她神情严厉地转向南希。他没有追逐他们，她说。他是受到邀请的。

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摆脱这一切。最好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办法，她叹息着，简单一点，不那么麻烦的。她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白发苍苍、面颊松弛，才五十岁啊，她想，她也许会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她的丈夫；钱财；和他的书。可是对她自己来说，她决不会对她已经做出的决定有片刻的懊悔，逃避困难或者忽视自己的职责。在那么严厉地谈论完查尔斯·坦斯利之后，她的样子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她们——她的女儿普鲁、南希和罗斯——把脑袋从盘子上抬起，却只敢在心里玩味一些叛逆的念头，一些她们酝酿已久的、要过一种与她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念头；也许，是在巴黎；一种比较奔放的生活；不用总是照料这些或那些男人；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在脑海里默默怀疑那种儒雅殷勤和骑士风度、那个英国银行和印度帝国，以及那些婚纱和戴戒指的手指；不过，对她们几个来说，这其中有某种美轮美奂的东西，唤起了她们少女心里的男子气魄，所以，在餐桌旁听着母亲为了那位在斯凯叶岛追逐他们——不，准确地说，是应邀与他们同行的可怜的无神论者而异常严厉地警告她们时，她们能够接受她莫名其妙的严厉和她一丝不苟的殷勤——就像看到一位皇后从泥浆里拈起乞丐肮脏的脚来清洗一样。

“明天不会有船登上灯塔。”查尔斯·坦斯利说；他和她丈夫并排站在窗口，两手“啪”地拍拢。真的，他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她希望他俩都离开，让她和詹姆斯单独呆一会儿，再聊一聊。她看着他。孩子们说他是个丑陋的怪物，弯腰驼背，脸上疙疙瘩瘩。他不会玩板球；他慢慢吞吞，拖拖拉拉。安德鲁说他是个专爱挖苦别人的刻薄鬼。他们知道他最喜欢做什么——和拉姆齐先生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议论谁赢得了这份殊荣，谁获得了那种奖励，谁是拉丁诗方面的“一流天才”，谁“很有才气，但我认为他的基本论断不够完善”，谁毫无疑问是“巴利奥最出类拔萃的人物”，谁暂时隐居在布里斯托尔或贝德福德潜心研究，一旦他有关数学或哲学某一分支的“绪论”公之于世，定会名震遐迩——坦斯利随身带着“绪论”的几页校样，不知拉姆齐先生是否愿意看看。这些就是他们谈话的内容。

她有时想起来忍不住暗暗发笑。那天，她随口说了句“浪比山高”之类的话。不错，查尔斯·坦斯利说，是很汹涌。“你是不是浑身湿透了？”她问。“潮了，但还没有湿透。”坦斯利先生说着，拧拧衣袖，又摸摸短袜。

但是孩子们说他们反感的不是这个，不是他的容貌，也不是他的举止行为。而是他这个人本身——他的思想观点。他们抱怨说，每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谈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人物、音乐、历史，或仅仅是说今天晚上天气不错，干吗不到外头坐坐什么的，查尔斯·坦斯利总要插进来唱反调；总要弄得表现了自己，贬损了大家才心满意足。他们说，他甚至会在参观画廊的时候问别人喜不喜欢他的领带。天知道！罗斯说，鬼才喜欢！

一吃完饭，拉姆齐夫妇的八个儿女就像小鹿一样悄没声儿地从饭厅溜走，奔向他们的卧室，那里是他们自己的天地，这个家里没有其他隐蔽之处供他们讨论所有的话题：坦斯利的领带；选举法修正案的颁布；海鸟和蝴蝶；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阁楼上，孩子们的卧室之间只有一层木板相隔，所以每个脚步声都清晰可闻，那个瑞士小姑娘正在啜泣，她那患了癌症的父亲正在格里松的一个山谷里奄奄一息；阳光洒进阁楼，照亮了球棒、法兰绒衣裤、草帽、墨水瓶、颜料罐、甲壳虫以及小鸟的骷髅头，并使钉在墙上的长长的、带褶边的海草散发出一股盐腥味和水草味，这气味在毛巾里也有，洗完海水浴的毛巾上沾满了沙粒。

P5-8

——吴尔夫：那个悬而未决的世界

重读弗吉尼亚·吴尔夫，我的目光总是自动拨开低回幽怨的迷雾，拨开那个在口袋里装满石头走进乌斯河中央的中年妇女，看到一个更为昂扬激奋的吴尔夫，从我记忆的盲区里浮出来。

“你们的任务是促使作家走下他们的神坛和宝座，如果可能，不妨妙笔生花，但无论如何应真实地描绘我们的布朗太太。你们应当坚持，她是一位有无限可能和无穷变化的老妇人；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穿任何衣着；说任何话，做天知道什么事情……不过，不要指望眼下就能够将她完整和圆满地表现出来。要容忍断续、朦胧、凌乱、挫败。一个美好的事业召唤你们伸出援手。最后，请允许我大胆断言——我们正战抖着接近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时代。但只有下定决心，永远、永远不抛弃布朗太太，我们才能赢得这个时代。”

这是《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及其他》，吴尔夫的著名随笔，其措辞之激烈飞扬，应该不仅仅因为它是根据一篇演讲稿扩充而成的。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向古典文学叫板，并初步确立江湖地位的重要文献之一。隔了大半个世纪读，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接近伟大时代”的近乎晕眩的憧憬和“战抖”，并无夸大的成分。文中提到的英国作家阿诺德·本涅特那番墨守成规的言论（“只有人物真实，小说才有机会流传……”）成了便利的箭靶——对于何为“真实”的质疑，进而指出“真实”的另一种维度，正是这些新兴的、离经叛道的小说得以“合法”的理论前提。吴尔夫的聪明之处在于，她把檄文的底子藏在里面，而运用她最擅长的让平淡场景变得神奇的能力，假设在火车上“曾有一次小小的聚会”——代表保守阵营的威尔斯先生、本涅特先生以及高尔斯华绥先生就坐在那个象征着芸芸众生的、看起来不值得花费笔墨的“布朗太太”（其女性身份当然也是吴尔夫精心选择的）对面。吴尔夫温和然而坚定地指出，列车正在行驶，但不是从里士满驶往滑铁卢，而是从英国文学的一个时代驶往下一个时代，因为布朗太太是永恒的，她代表的是人性。吴尔夫相信，那些爱德华时代的小说家不会对这样的形象稍加留心，他们只会张望工厂、乌托邦，甚至是车厢的装潢和材料，但决不留意布朗太太，决不留意“生活”，决不留意“人性”。沿着完美的逻辑轨道，吴尔夫顺利抵达了她的结论：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写作者，“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适合“他们”的手法和套路不适合“我们”。对“我们”来说，那些套路意味毁灭，那些手法意味死亡。

理解了《本涅特》中的主张，也就握住了打开吴尔夫其人其文的一把钥匙。再回过头去细辨《到灯塔去》和《海浪》的文气脉络，便宛然透过消极伤感的表面触摸到意气风发的实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此：前者是在古典写实攀至高峰时企图翻越，并且确实看到了从另一个平面攀上另一座高峰的可能性，他们的心理曲线是向上的，反叛亦是建设性的；后现代却生来就带着解构一切的“破坏”性，在他们的描述中，小说的既有规则，甚至小说这种东西本身，都是荒芜的，不可靠的，因而他们从来就不会秉持着建设者的乐观心态。在《到灯塔去》和《海浪》里，作者深信其笔触可以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断面；深信“人需要五十双眼睛去观察”，需要一个“轻飘得像空气一样的秘密器官，可以穿过锁眼，环绕在她周围”（《到灯塔去》第三部第十二节），而新时代的文本正可以将这五十双眼睛和秘密器官收纳其中；同样地，作者也深信主观意识可以任意改变时光的长短，在同一个文本中，可以将一秒钟拉得无限长，也可以让二十年浓缩成几个字。

因此，吴尔夫的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让读者忽略情节和人物的——按照吴尔夫的说法，那是“他们”的套路和手法。当时的评论家们，关注的是“意识流”，是文体实验，是她那些可以用赋格、对位法等音乐名词描述的文本结构。而今，这些被吴尔夫引以为“我们”的套路和手法也不再具有先锋性（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各种文体实验都不具有先锋性的时代），那么，展开《到灯塔去》时，我们究竟在期待什么？

于我，也许是在期待进入某种心无旁骛却又难以言说的情境吧——谢天谢地，当我难以言说时，吴尔夫却凭着现代主义的乐观精神，滔滔不绝地代我说了。从任何一页读进去，拉姆齐夫人或者莉莉·布里斯柯都在用她们的画笔、眼睛、身体写诗，她们不是没有激愤和痛苦的（“他们总是说，女人不能绘画，也不能写作”），但这些情绪往往才一冒头又消融在周遭景物中，而这景物也不是真实的景物，是在被主观意识操控的时空中，景物留下的投影。于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边目不暇接，一边匪夷所思，不明白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东西，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反刍和发酵，才散发出这样独特的味道。比如《到灯塔去》第一部第七节中出现的一段含蓄而诡异的性描写，需要读之再三，才能品味出深藏于其中的，既倦怠又紧张的人物关系。这一段真假交织，新鲜的意象——钢针，水雾，铜壶嘴，果树，干枯的半月形镰刀，会折叠的花瓣——交替出现，具体而微的细节与大象无形的寓言展开二部合唱，细辨竞有轮番换气的声响。这种震撼力，即便再过五十年，拿给那时的读者看，也绝不会折损。

二战后，此前作为文体革新者代表的吴尔夫，身后（她于一九四一年自杀）的文名在一段时间里颇为沉寂，即便用“一落千丈”来形容也不算过分。但文学研究的热点排行榜从来都喜欢走环形路线，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浪潮又把她重新席卷到聚光灯下的银色沙滩上。《一问自己的房间》被广为传诵，尤其是下面这句：“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款适宜出现在房产广告或者女性时尚杂志上的名言，一般都被截去了后半句：“……而如此这般，女性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义务，就我而言，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对于女性在文学史上的尴尬处境，每个女性写作者都感同身受。尽管小说体裁自诞生时起，就与女性阅读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小说的主要阅读人群也仍然是女性），但自始至终，写作却基本上是一件阳性的事。女作者被遮盖的名字，被湮没的作品，被荒疏的才情，只怕比那些得以幸存的，要多得多。对此，吴尔夫的表述让人过目难忘：

“只要读到女巫给人溺死，女子遭魔鬼附体，兜售草药的看相女人，甚至出类拔萃的男士背后的母亲，我想，追踪下去，必会发现埋没的小说家，受压抑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的简·奥斯丁，某位将血泪抛洒在沼泽地里，或者在路边游逛，装神弄鬼，给自己的天赋折磨得发狂的埃米莉·勃朗特。”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但那些短暂而辉煌的时刻常常被解释成历史的偶然。此类荒诞事例，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旁征博引地举过很多，我可以随手再补上个东方故事：在日本文学史上，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成功，是因为彼时的日本男贵族都在忙着学习用汉字表情达意，处在阵痛中的官方语言还无暇顾及口头文学的需求，而宫廷里的妇女仍能自由使用假名记录家长里短，于是，《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的诞生，看上去就像是捡了个胜之不武的便宜。总而言之，男人们只要醒悟过来，文学世界里的每一座城池，就又换上了他们的旗帜。

何况，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不需要女人顶班的。渐渐地，连女人自己也开始相信，她们的句子是流出而不是吼出的，它们理该是缺乏肌肉力度的，理该是精致而匮乏有效营养成分的，理该是斜体的，理该在突然提高音量时变得刺耳。女性写作者承受的“危险”，不只是制度、阶级、经济、历史之类的抽象概念，不只是比男作家高得多的自杀率，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和现象合成之后掰碎了弥漫在生活细节里的——它们迫使你在下笔时总在怀疑有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声音（我得承认，每次被别人仅凭文字误认为男性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窃喜一番），总在怀疑你的风格是否不够女性化或者太过女性化（喜欢标榜自己的文笔雌雄同体的，总是女人）。吴尔夫在吁求“一间自己的房间”时，试图将所有这些细节都塞进那个象征意味浓厚的“房间”里，好把女作家面对的困境一次性清算。然而，即便通透如吴尔夫，她在清算的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个悖论，一眼就看穿了问题的“悬而未决”。事实上，评论家曾经指出，愈到晚年，吴尔夫就愈是倾向于避开具有所谓女性风格的表达，愈是极端地想动摇两性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刻意，既背离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得出的结论，也正是所有女性写作者穷其一生都难以挣脱的宿命——尽管，写下那些词句时，她就端坐在属于她一个人的房间里。

黄昱宁

二○一○年七月

吴尔夫在论文中所设法辩护的不一定是新的小说题材范围，而是小说创作和构想的新途径。她所做的不止是对公认的现实主义观念提出挑战；她自己步入了一个新的现实主义美学领域。

——安德鲁·桑德斯

弗吉尼亚·吴尔夫需要的是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必须来自英国现实主义传统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声音，但同时又能意味着把观察和叙述当作一种创造而不是当作一种传达来加以戏剧化。

——詹·哈夫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