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六点半钟，摆在我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闹钟准时响起。不是“丁零零”的像鸟叫那样的清脆声音，而是鸭子一样的沙哑的“嘎嘎”声，仿佛发条的年纪太大了，胸闷气短，带不动藏在钟摆里的同样年老的齿轮。
我妈妈好几次发狠，说要重买一只新的闹钟，换掉这只老掉牙的老爷货。她生怕老家伙有一天实在支撑不住，躺倒不干，拒绝工作，耽误了全家人上课、上班、上学。可是她每回都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站到百货公司钟表柜台前，隔着玻璃板端详那些亮晶晶的铃声动听的闹钟时，她就改了主意，认为还可以再缓一缓花这笔钱。她指着标价签上的数字对我说：“看到没有？太贵了，要花去我五分之一的工资。”
我不太懂得“五分之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可我知道我妈妈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四块二毛，闹钟的标价是十二块四毛。我还知道我妈妈的工资比院里所有小朋友的妈妈的工资都高，因为她们常常会用嫉妒的口吻对我说：“你妈妈有钱。”我回家问过我妈妈，她到底有没有钱，我妈妈说：“千万不要相信别人。”
我爸爸很高兴家里有一只老掉牙的闹钟，因为它的存在满足了爸爸永无止境的探索欲望。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会借口给闹钟的发条上油，把它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螺丝啦、齿轮啦、分针秒针啦……摊满一桌子。而后他满怀欣喜地逐个拿起那些零件，端详，把玩，吹去表面看不见的灰尘，擦掉一点点有可能存在的锈迹，必要时用一把很小的锉刀改造和修正某个部位，最后再将他玩腻了的东西装配还原，搁回到五斗柜上。
“很好，还能再用十年！”他搓着手，把沾了机油的手指送到鼻子下面闻一闻，用劲地吸上一口气，很有成就感地说。
每天，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我不喜欢等着我妈妈一边把左手伸到腋下扣她的衣服扣子，一边过来掀我的棉被。在她没有漱洗之前，她身上有一股热烘烘的隔宿被窝的气味，闻起来怪怪的。我在心里默喊：“一、二、三，起！”然后我一个鲤鱼打挺，猛地坐起身，甩一甩有点迷糊的脑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先穿一件杂色斑驳的毛衣，再穿棉袄。毛衣是套头的，棉袄和外面的罩衣都有扣子，一共十个，大约要花去我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小心扣错了，上下错开一个纽扣洞，就要解开重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两分钟，也许还不止。我总是穿着袜子睡觉，这样可以省去三十秒的穿袜子的时间。我妈妈给我做的棉裤非常宽大，腿伸进去轻轻一滑就穿上了身，缺点是肥大的裤管漏风，到晚上睡觉时，我的双腿和双脚总是冰冷的，有时候大半夜都不能暖和过来。
棉鞋热乎乎的，因为我外婆帮我把鞋子绑在煤球炉的外壁上烤了一夜。煤球炉夜里要封火，余温恰好能把鞋底烤热。有时候我弟弟尿了裤子，夜里就要把湿裤子绑在煤炉上烤，我的棉鞋只好让开位置。这样，早晨我伸脚进鞋子时，鞋底冰凉，像踩在铁板上。
我下了床，站在床边，最后系上裤子的背带。外婆已经把炉火捅开，热一锅昨天晚上煮好的米粥。妈妈俯身在我弟弟床边，手脚利索地帮他穿衣服。我弟弟圈圈还小，才四岁，还不能独立照顾自己。他是个傻乎乎的家伙，妈妈凉凉的手一碰到他的胳肢窝，他就以为妈妈跟他逗着玩，会前仰后合笑得站不住脚，结果乐极生悲，被妈妈不耐烦地在他屁股上拍一巴掌，转眼间哇哇大哭。每天早晨，我们家里几乎都要上演这么一幕先喜后悲的闹剧，弄得外婆再也不能在厨房里装聋作哑，匆匆忙忙地从炉子上端下粥锅，坐一壶水烧着，赶回屋里接替我妈妈，帮圈圈穿好衣服。
我自己从水缸里舀半杯冷水，兑上一点儿热水瓶里的开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那么大的牙膏，到院子里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不多也不少。我喜欢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吐出我想要的图案来：圆的太阳，弯的月亮，或者方方正正的房子。吐泡沫不仅有趣，重要的是能够延长时间，让妈妈认为我的刷牙过程足够长久。尽管如此，妈妈还说我刷牙纯粹是做给她看的，因为我的两颗大门牙越刷越黄，嘴巴一张，像两扇旧漆斑驳的门板，很煞风景。可我觉得长牙齿就是为了能够咀嚼食物，白与不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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