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的《可卡因传奇》和《大王(老虎的故事)》都是俄罗斯流亡文学作品，皆出自第一流亡浪潮第二代作家之笔。

《可卡因传奇》的命运在当代世界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小说的基本情节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书中令人信服地描写了马斯林尼科夫堕落的过程。小说情节诡谲多变，但作者似乎并不侧重于讲故事，而是通过主人公的心理分析而把故事逐渐交代出来，因此情节的进展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这又使小说具有了现代主义的某些特点。

《大王(老虎的故事)》是巴伊科夫的代表作，是一部动物小说，小说记叙了这只雄性老虎从诞生直至死亡的一生经历。巴伊科夫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宗法观念的中国走山人佟礼这一感人至深的形象。

凝聚20世纪俄罗斯流亡文学精髓的两部畅销书——

《可卡因传奇》的命运在当代世界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初版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美畅销于80年代，90年代成为最受美国大学生欢迎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等20世纪最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被译成欧美各国文字而流行于世。

《大王》则是自问世以后即获得极大成功，很快再版，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捷、日等多种文字，为作者尼·巴伊科夫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俄罗斯流亡文学中的两部畅销书

可卡因传奇

大王(老虎的故事)

在校园里，有几个同学向我走过来，其中一个人问道，方才跟我谈话的那个装束可笑的女小丑是个什么人。我愉快地笑着回答说：

“这是个穷困潦倒的家庭女教师，她是来给我送推荐信的。如果诸位愿意，我可以介绍认识认识：有谁想要追求她，必定能成功。”

我说完这番话，立即引起哄堂大笑。我感到自己太过分了，不该这么说。我产生这种感觉，与其说是由于认识到自己的话说得不对，不如说是因为这番话引起了笑声。

母亲交完学费以后出来了，什么人都不看，弓着背。仿佛是尽量让自己的身材再矮小一些，竭尽全力快走，顺着沥青路向大门口走去，那双穿歪了的鞋后跟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我感到我的心为她而疼痛。

这种疼痛在最初的一瞬间使我难以忍受，可是持续时间并不长，并且后来明显地消除了，也就是说，我完全摆脱了这种疼痛。这好像是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的：当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走进我们家那个简陋住宅的门厅，穿过狭窄的走廊，闻到厨房里传出的浓烈气味，回到自己的房间，这种疼痛虽然已经不再有了，但仍然还能让人记起一个小时以前是怎样疼痛的：接下去，我走进餐厅，坐到桌子旁，母亲坐到我的对面，开始盛菜汤，这种疼痛不仅不再骚扰我，而且我已经很难想象出它曾经如何弄得我不得安宁。

可是，只要我感到轻松了，就会有许多不祥的想象开始烦扰我。这个老太婆应该明白，她穿着一身破烂衣裳，只能给我丢面子，她完全没有必要溜达到学校去送钱。是她逼着我说谎的，是她使我没有可能邀请同学到家里来做客。我看着她如何喝汤，如何用颤抖着的手举起汤匙。把菜汤舀到盘子里一些。我看着她那两片蜡黄的面颊和因为喝了热汤而发红的鼻子。看到她每喝下一口汤之后都要舔一下油脂，我情不自禁地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憎恶。母亲感觉到我在看她，就像平时那样，用那双暗淡无光的褐色眼睛温柔地瞧着我，把汤匙放下，仿佛是迫不得已地想要通过这种目光说些什么。

她问道：“好吃吗？”

她说这句话时故意模仿小孩子的语调，同时向我晃动着她那白发苍苍的头，说不出是在发问还是在肯定地回答。

“好‘弃’。”我说，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讥笑她。我说这个“好‘弃”’时做了一个令人讨厌的怪脸，仿佛是我当时感到恶心。

我们二人的目光相遇了，汇合在一起——我的目光冰冷而又充满憎恶，她的目光温和而又充满疼爱。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我清晰地看到，她那双善良的眼睛射出的光辉变得暗淡和困惑不解，后来又变得痛苦难忍。我觉得我显然是取得了胜利，正是由于憎恨这个老东西才取得了这种胜利。然而，憎恨这个怀着爱心的老人，在我又是不可以理解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没能坚持住，首先垂下目光，拿起汤匙，吃了起来。我在内心里平静下来，希望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于是又抬起头来，可是什么也没有说，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母亲那只拿着汤匙的手放在桌子上。另一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掌托着她的头。她那狭长的嘴角向两边翘起，把整个脸形给扭曲了。她闭着双眼，眼角上的皱纹呈现出扇形，从褐色的眼窝里流出了泪水。这张苍老的蜡黄的脸如今由于衰老而变得丑陋不堪，人人看了都觉得讨厌，因此流露出来的是孤立无助，是宽厚温和的痛苦，是绝望。

我一直斜睨着她，用粗野的声音，带着怀疑的口气说：

“别这样，算啦，不值得这样！”

我甚至想要再加上一句：“亲爱的妈妈！”甚至想要走过去亲亲她。

就在这个时候，从外面走廊里传来奶娘的脚步声，她用一只穿着毡靴的脚保持身体的平衡，用另一只脚把门踹开，手里端着菜走进来。我不知道这是给谁的，突然抡起拳头向盘子砸去，划伤了手，感到疼痛，把菜汤溅到裤子上，以此来表示我坚信自己的正确。奶娘受了惊吓，这似乎进一步肯定了我的正确。我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过后不久，母亲穿好衣服，到外边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到家。她从门厅直接朝着我的房间走来，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她走到门口，敲敲门，问道：P5-6

俄罗斯流亡文学中的两部畅销书

本书介绍的《可卡因传奇》和《大王(老虎的故事)》都是俄罗斯流亡文学作品，皆出自第一流亡浪潮第二代作家之笔。

所谓“流亡文学”又译“侨民文学”，前苏联“改革”期间以及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文学界称之为“境外俄罗斯文学”。苏联时期，有大批作家和诗人逃亡国外，流落异国他乡，于是俄罗斯文学一分为二，并且长期在国内外并行发展。历史上先后掀起三次流亡浪潮：第一次是内战的直接后果，俄国欧洲部分在1920年，远东地区在1922年达到高潮；第二次发生在1943—1944年，当时在苏联的沦陷区作家们有可能逃亡出国并且战后滞留在西德：第三次是文化艺术界上层对斯大林逝世以后暂短的“解冻”失望的结果，苏联领导集团为了控制这个阶层，不仅迫害他们，而且把一些人驱逐出境或者准许出国，从而在70年代形成第三浪潮。

第一流亡浪潮的文学从地理分布来看，分为欧洲和远东两大板块：从作家的年龄结构来看，包括所谓“老一代”(1917年以前在俄国即己享有盛名)和流亡期间才开始写作的第二代。他们离开俄国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逃避死亡的危险，有的于1920年被裹胁进白军途经克里米亚的撤退洪流，有的在1922年从白军最后一个据点符拉迪沃斯托克撤到中国哈尔滨和上海：有的是逃亡，有的合法地取得了出国签证。他们多在柏林、巴黎、布拉格、贝尔格莱德、里加、塔林、哈尔滨、上海找到了最早的避难所。1924年以前，柏林是流亡文学在欧洲的中心。后来苏联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迫使流亡文学的中心转移到巴黎。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以后，一部分俄罗斯流亡作家逃往美国，另一部分就地参加抵抗运动，也有些人受到纳粹迫害，当然也还有少数投靠了法西斯。1931年以前，哈尔滨曾是俄罗斯流亡者在远东的文化中心，日寇占领中国东三省以后，上海则逐渐取而代之。有些流亡作家如，阿·托尔斯泰等，后来自愿返回苏联，但其中有些人却成了“大清洗”的受害者，如威·马尔特等。阿·阿恰伊尔等一百七十余名侨居哈尔滨的流亡文化人在1945年9月被苏军押解回国，著名诗人阿·涅斯麦洛夫死于途中，其余的人都被关进劳改营。1947年，侨居上海的已经取得苏联国籍的前流亡者开始被“遣返”回苏联，绝大多数作家不仅停止了文学创作，而且在50年代初被关进劳改营。留在上海和哈尔滨两地的流亡作家在50年代前半期陆续离开中国，迁往美国、澳大利亚和拉美各国，于是远东俄罗斯流亡文学最后结束了存在的历史。

俄罗斯流亡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自有其与其他各国文学大不相同的特点。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是用语言来表达失掉祖国、远离故土的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生与死、爱与恨之间寻求人际关系的意义。俄罗斯及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是老一代流亡作家创作的基本主题。伊·布宁于1933年被授予诺贝尔奖金，说明流亡文学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第二代流亡作家不同于先辈，很小就离开俄国，在异国他乡长大，对祖国没有具体印象，因此作品很少涉及俄罗斯的主题，多表现他们个人的生活感受以及对其前途的思虑。他们深感异国绝非久留之地，因此前途茫然，心灵一片空虚。他们在国外生活若干年之后，其创作逐渐失去民族的土壤，产生了在新环境下生活以及与其他文化交融的主题，甚至出现一批完全或部分用侨居国的语言写作的作家，如符·纳博科夫(西林)。

《可卡因传奇》和《大王(老虎的故事)》同时(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东西方，它们的作者虽非第一流的大作家，但作品本身却极有特色，分别体现了俄罗斯流亡文学在东西方文化的熏陶下表现出的不同的特点。

《可卡因传奇》的命运在当代世界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

1983年，斯拉夫学者莉蒂娅·施威伊采尔在巴黎旧书店偶然发现一本名为《可卡因传奇》的俄文小说(署名M.阿盖耶夫；可能出版于30年代，没有注明出版年份)，认为是一部难得的艺术佳作，便于同年在巴黎再版翻印。小说再次面市，受到空前的欢迎，很快被译成法、英、德、意等多种语言，成为欧美各国的畅销书。有人在美国几所大学作过调查：美国大学生最喜欢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哪些作品？调查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居第一位的竟然是这本名不见经传的《可卡因传奇》，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等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前苏联《源泉》杂志1989年第6-11期连载了《可卡因传奇》。1990年，前苏联两家出版社同时推出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分别由尼·司徒卢威和德·沃尔乔克撰写序言，总发行量达五十万册。该书近年来在俄罗斯又多次再版，并于1995年收入《境外俄罗斯作家集》(1918—1940)第一卷第一册。

可是，与《可卡因传奇》在许多国家走红的同时，斯拉夫学者，乃至一般的文学研究家却在小说作者的问题上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M.阿盖耶夫究竟何许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署名M.阿盖耶夫的作品，除了这部《可卡因传奇》，只有短篇小说《卑劣之徒》，见之于巴黎的俄罗斯流亡杂志《会见》1934年第4期。因此评论界一致认为“M.阿盖耶夫”是一个化名。著名学者尼·司徒卢威从语言风格的角度进行考证，认为“M.阿盖耶夫”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美籍俄裔作家符·纳博科夫(30年代笔名为西林)的化名。他于1985年和1986年先后在《俄罗斯基督教运动导报》第144和第146期上撰文提出这种假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从《可卡因传奇》和纳博科夫的一部作品中各引用一段文字。让读者判断：“哪段是阿盖耶夫写的，哪段是纳博科夫写的”？他的结论自然皆为纳博科夫的手笔。可是纳博科夫的遗孀却坚决否认，给《俄罗斯思想报》编辑部写信说，她的丈夫生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可卡因，更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作品，他从俄国流亡国外以前，曾经住在彼得堡，从未到过莫斯科(而《可卡因传奇》的故事情节则发生在莫斯科)，一生中从未使用过“M.阿盖耶夫”这个笔名，因此《可卡因传奇》绝非符·纳博科夫的化名之作。女作家莉蒂娅·切尔文斯卡娅(1907—1988)也反对尼·司徒卢威的意见，说她于1934年受《数目》杂志的委托，结识了化名为“M.阿盖耶夫”的作者，——这就是染上可卡因毒瘾的马尔克·路德维霍维奇·列维。他是犹太人，大约于1900年前后出生在俄国，1920年左右流亡到德国柏林，后来移居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持有南美某国的护照，《可卡因传奇》问世以后，于1936年在那里逝世。关于列维的这些材料是否准确，无从证明，其他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因此，许多人对切尔文斯卡娅的说法也提出了种种质疑。所谓“M.阿盖耶夫”问题便成了一桩悬案，英、法、俄等国的报刊进行过热烈讨论，但至今尚无结论。尼·司徒卢威仍然坚持己见，于1995年在《俄罗斯基督教运动导报》第172期上发表《再谈<可卡因传奇>的作者》，认为符·纳博科夫“为了羞辱流亡界的批评家”，故意选择马·列维来制造“一场愚弄人的骗局”。

主张“M.阿盖耶夫即马·列维”的一派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努力在史料中挖掘证据。1997年，A.N.谢尔科夫在巴黎斯拉夫学研究所发现俄罗斯流亡诗人尼古拉·阿甫杰耶维奇·奥楚普(1894—1958)的私人文件档案，从中找到三封马·列维给他的信，在巴黎《斯拉夫学研究》第69期上发表。这些信件澄清了《可卡因传奇》首次问世时的一些情况，证明列维于1933年2月从君士坦丁堡把《可卡因传奇》的手稿寄给巴黎的俄罗斯流亡刊物《俄罗斯画报》，因为该刊正在举办新人新作有奖评选活动。为了评选的公正无私，规定参选者一律使用化名或笔名。可是《可卡因传奇》却署作者的本名：马尔克·列维，因此无权参选。著名批评家格·维·阿达莫维奇(1894—1972)从1929年开始主持《俄罗斯画报》的文学栏，非常欣贲这部小说，便把它推荐给《数目》杂志的编辑尼·奥楚普。这家刊物此时在经济上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经过反复协商，与马·列维达成协议：以分批支付稿酬的方式(七百五十法郎，分五次付清)购买《可卡因传奇》的版权。1934年秋，《数目》第10期(也是最后一期)刊登了这部小说。马·列维在给尼·奥楚普的信中多次谈到《可卡因传奇》，关于署名问题写道：“您如认为我想出的笔名不合适，可随意更换。我对此毫不介意。”他提出的笔名是“M.阿利欣”，或许是尼·奥楚普给改成了“M.阿盖耶夫”。列维在信中还涉及小说的结尾，说他在寄给阿达莫维奇的原稿中“由于粗心大意”而在小说结尾处忘记写了一句话，应该在“布尔凯维茨拒绝了”的后面加上一句：

这就是瓦吉姆·马斯林尼科夫留下的一切，如果不算穿旧的衬衣、破烂的外衣和一个黄色的小玻璃瓶，那上面的商标上印着：

1 gr.

Cocain hydrochlor

E.Merk

in Darmstadtl

马·列维在信中还谈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他在《会见》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卑劣之徒》，原是计划中的一组总题为《苏维埃莫斯科的人们》的短篇小说中的一篇。此外，他从1933年冬开始写作取材于1919年内战生活的中篇《哥萨克》，后来由于患病而搁笔，尚需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不过他也许完全放弃了这项写作计划，因为他于1934年夏构思了一部反映流亡者生活的中篇小说，他更了解这些人，他们“仿佛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列维的信还明确肯定了他是犹太人，并且两次提到切尔文斯卡娅，证明这位女作家的某些说法是正确的。

另据诗人和作家联合会出版社的负责人B.C.雅诺夫斯基回忆，刊载《可卡因传奇》的《数目》第10期出版之后，杂志由于经济原因而停刊，编辑部秘书尤·菲尔真与他商定利用《数目》杂志的字盘，出版《可卡因传奇》单行本。于是小说单行本于1936年刊行(没有注明出版年份)。此后，作者M.阿盖耶夫便“失踪”了。

当然，上述史料并没有充分阐明小说作者的身世和经历。小说明显带有作者自传性质，因此有人建议查阅当年莫斯科克莱曼诺夫中学(即小说主人公就读的莫斯科古典中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名册。还有人建议查阅现在保存在美国的阿达莫维奇和切尔文斯卡娅的私人档案材料。可是至今尚无结果。

《可卡因传奇》首次发表以后，虽然得到俄国象征派大师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好评，但并没有受到广泛注意，不久便被遗忘，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走红起来。作者究竟是什么人，是符·纳博科夫还是马尔克·列维，或者是某个第三者，这个问题对于读者来说似乎并不重要。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举世公认的，我们尽可从中得到应有的艺术享受。

小说的基本情节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在欧美文学中造就了“迷惘的一代”(雷马克、海明威等人笔下的人物)，而在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国外流亡文学)中却产生了“绝望的一代”(因符·瓦尔沙夫斯基(1906—1978)的同名小说而得名)——如尤·波普拉甫斯基(1903～1935)的长篇小说《阿波罗·别卓勃拉卓夫》(1930)和《从天堂回家》(1936—1938)的主人公。这是20世纪初期俄国中上层社会青年一代的代表，他们看到俄罗斯大帝国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已经摇摇欲坠，不甘心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给它充当炮灰，也不愿意为它当随葬品。但是这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却又远离革命，意志薄弱，毫无生活能力，内心空虚，前途茫然，成为“多余的人”的末裔。《可卡因传奇》通过特殊的题材反映了“绝望的一代”的精神面貌，描绘了走向灭亡的俄国贵族青年对生活绝望的心态。小说采用主人公瓦吉姆·马斯林尼科夫手记的形式，是一个吸毒者的自白，记述了他本人从一个中学生堕落成为吸毒者的经历，描写了可卡因对人的巨大危害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可卡因传奇》也是一部“反教育”小说，从反面描写了不良教育的严重后果，深刻揭露了旧俄国的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对青少年的思想毒害。

《可卡因传奇》令人信服地描写了马斯林尼科夫堕落的过程。他生在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这个家庭的独生子，指望他日后成才，重整家业。可是母亲对儿子只知溺爱，一味娇纵。马斯林尼科夫早在中学学习期间就经常到马路上去追逐女人。有时甚至嫖娼，因为没有钱花而感到苦恼。为了得到有钱同学的施舍，他不惜低声下气。他对待母亲非常粗野，有时要钱遭到拒绝，便和她大吵大闹。他毫无良心地挥霍掉奶娘靠着多年劳动积蓄起来准备养老的几十个卢布。中学毕业以后，马斯林尼科夫升入莫斯科大学。成了法律系的学生，心中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可是这种兴奋却也让他越来越感到烦恼：由于无所事事，他更加百无聊赖。他跟有夫之妇索妮娅鬼混一个时期，由于性无能而被她遗弃，心情越发苦闷。一个偶然机会，他第一次吸食了可卡因，从此染上毒瘾，虽然也曾多次试图戒毒，但皆未成功，每一次过后都必定复发。最后，他的毒瘾发展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可卡因在他身上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引起兴奋，只能在心理上对他起刺激作用。如果说可卡因在初期阶段曾经促进过他的头脑清晰和敏锐，那么后来他则因精神错乱出现幻觉而经常产生思想混乱。因此，他吸食可卡因虽然经常指望唤起初期的那种感觉，可是他每一次都大失所望，不管吸食的剂量多大，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感觉了。马斯林尼科夫终于患上可卡因慢性中毒症：胃肠消化不良、浑身无力、失眠、神志委靡、体质虚弱、皮肤发黄，还有其他一系列神经紊乱和明显的心理失常现象。小说尾声中的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的1919年一月，马斯林尼科夫无法忍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而服毒自尽。就这样，在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以主人公马斯林尼科夫为代表的“绝望的一代”随着旧世界的灭亡而彻底毁灭了。当年梅列日科夫斯基评论《可卡因传奇》时，把M.阿盖耶夫称作“本世纪3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说最基本的艺术特点。这部小说里的写景状物在情调上与《罪与罚》几乎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当然，M，阿盖耶夫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承者，主要是发展了他的心理描写传统，虐待狂式地突出主人公身上的邪恶势力，无情地剖析了他灵魂中的丑与恶，同时又在这邪恶中开掘着人性的善。马斯林尼科夫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也具有二重人格，其内心是分裂的。在他身上，人性和兽性并存，随时随地都在进行激烈斗争。“丧尽天良和残忍无度这两种兽性丝毫也不违背拥抱世界和爱人的人性呼唤。善良感情在我身上的加强，好像同时又有助于我更加残忍。假如我不具有善良的感情，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残忍。”然而，M.阿盖耶夫却走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未曾展示过的世界，即吸毒者的精神世界。主人公通过自我体验，细腻地描绘了麻醉剂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各个阶段，刻画了毒瘾在他身上引起的精神和肉体的种种痛苦。令人毛骨悚然。初期，他每一次吸完可卡因之后都有一种幸福感，他的种种理想和追求皆在幻觉中出现，给他带来满足。他开始思索可卡因的作用。他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内心感受和外在事件的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一个人付出种种努力之后在他的生活中会发生某些按照他的追求而实现的变化，这种外在的生活事件会唤起他内心的幸福感。而可卡因却无须发生任何外在事件便能使人产生内在的幸福感，人也就不必在生活中努力工作了。这似乎就是它的独特作用，其实它却把人引向毁灭的道路，把他推进无底深渊。这犹如一只老鼠吃了捕鼠器上的一块肥肉而没有被捉住。于是便以为捕鼠器的全部功能即在于给它提供肥肉。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斯林尼科夫的毒瘾越来越大，吸过之后的感觉也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初期他感到精神振奋，那么后来则感到心绪不安，甚至觉得是在遭受精神的折磨。“只要是可卡因的作用刚一停止，马上就会出现可怕的情形。于是开始了难忍难熬的时刻：身体绵软无力，不知从何处来了一种无以名状的痛苦。凶狠而绝望地把手指甲抠进手掌里……”

《可卡因传奇》在情节构成和叙事风格等方面确实与纳博科夫相近。——难怪司徒卢威断定M.阿盖耶夫就是后者的化名。小说情节诡谲多变，但作者似乎并不侧重于讲故事，而是通过主人公的心理分析而把故事逐渐交代出来，因此情节的进展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这又使小说具有了现代主义的某些特点。

《大王(老虎的故事)》的命运完全不同于《可卡因传奇》，它于：1936年问世后获得巨大成功，很快再版(1938)，并且译成英、法、意、捷、德、日、汉等多种文字，给作者尼·巴伊科夫带来广泛的国际声誉。

尼古拉·阿波隆诺维奇·巴伊科夫(1872—1958)于1901年定居我国东北，任中东铁路护路军第三旅军械官，后调任第五步兵团第六连连长，先后在中东铁路东线的横道河子和石头河子车站驻防。他对我国东北的原始森林发生浓厚兴趣，几年间走遍从黑龙江畔到鸭绿江边广大地区的山山水水。

先后考察了镜泊湖、石头甸子、大锅盔山、大秃顶子山、凤凰山等地的自然状况。巴伊科夫还是一个出色的猎人，曾带领连队的兵先后捕获两只东北虎。他根据自己在我国东北大自然中的体验和狩猎生活经验，写了许多随笔，1903年开始在俄国狩猎和地理刊物上发表。1914年，他的第一本书《满洲山林》在彼得堡问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巴伊科夫奉调回国，被派往前线作战，最后晋升为上校。内战时期，他参加白军。1920年携家取道君士坦丁堡流亡埃及，后来在北非和南亚各地流浪。1922年10月，巴伊科夫回到他怀有深厚感情的我国东北。不过这时他已经不是当年中东铁路护路军的指挥官，而是个流亡者，不得不在亚布力俄国人开办的林场当监工员维持生活，但仍然热衷研究我国东北的原始森林，积极参与刚刚成立的东省文物研究会的学术活动，1923一1932年间多次对当时吉林东部山区进行科学考察，陆续在学会会议上作了《1926年冬季对原始森林的考察》、《关于帽儿山一五常府地区的考察》、《牡丹江谷地的考察》等报告。他的许多科研著作由东省文物研究会出版，如《满洲虎》(1924)、《马鹿及其饲养》(1924)、《生命的根(人参)》(1924r)、《远东棕熊》(1925)、《满洲狩猎》(1927)等。巴伊科夫从3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写作小说和散文，在哈尔滨和天津陆续出版十二部作品。其中有三部长篇：《大王》、《母虎》(1941)和《黑大尉》(1943)。其余九部皆为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满洲丛林里》(1934)、《大千世界》(1937)、《山林呼啸》(1938)、《篝火旁》(1940)、《童话般的真实故事》(1940)、《我们的朋友》(1941)、《满洲猎人笔记》(1942)、《树海》(1942)和《山林小路》(1943)。巴伊科夫最后于1956年移居澳大利亚。

巴伊科夫的著述绝大部分描写我国东北的大自然，从形式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我国东北东部地区的自然考察报告和对这里动植物的研究；另一类是以这里的猎人和野生动物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和勤奋的自然考察家，同时兼有诗人的气质和文学才华，因此这些科学论著和文艺作品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的自然考察报告和生物研究著作都是根据他亲自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准确而生动地描述了我国东北山林中各种野生动植物的形态和习性，向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知识。尤其是他对目前已濒于灭绝的东北虎的研究。在生物学领域里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至今还保留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巴伊科夫以科学家清醒的预见性，不止一次大声疾呼，提醒人们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非常明确地提出今天尤为迫切的环保问题。巴伊科夫的小说和散文与其学术著作密切相关，也以他个人在山林里的亲身体验为基础，再现了我国东北山林当年那种“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原始自然生态，揭示了大自然的无限诗意。作家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千里雪原、万顷松涛的北国壮丽风光，以深厚的感情描写了栖息在密林中的獐狍麂鹿和虎豹熊罴，对这里的茫茫林海和飞禽走兽倾注了无限的热爱，绘制出五彩缤纷的大自然的美丽画卷，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山林中各族居民的生活和劳动，鲜明生动地刻画了各种走山人——猎人、淘金者、采参人、捞珠者的形象。

四

《大王(老虎的故事)》是巴伊科夫的代表作，是一部动物小说，如副标题所显示的，主人公是一只雄性东北虎，因头顶和前额上深色斑纹呈汉字“大王”形而被称作“大王”。小说记叙了这只雄性老虎从诞生直至死亡的一生经历。它是山林的主宰，雄姿壮美，无论是独斗狂暴的野猪群，还是鏖战体魄硕大、凶猛顽强的棕熊，都表现出从容不迫的自信，可是最后却死在两条腿的人的手中。“大王”中了猎人的枪弹，受了致命伤，不慌不忙地爬上老爷岭的顶峰，趴在悬崖上睡着了，永远也不会醒来。它的躯体变成石头，与山崖合为一体。巴伊科夫预见到，由于自然生态的破坏和人们的滥捕滥杀，东北虎有可能灭绝，他在这里为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种群唱了一曲挽歌。

巴伊科夫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宗法观念的中国走山人佟礼这一感人至深的形象。佟礼老人以淘金、采参和捕貂为业，在山里度过五十五个春秋，一直把老虎奉为山神，为它修庙烧香，顶礼膜拜。老人能够跟老虎进行沟通，一次在林中小径上与“大王”迎面相遇。“大王”看到他的目光，便闪到一旁为他让路。走山人有自己的山礼山规，任何人不得违犯。佟礼公正无私，在走山人中间享有极高威望。猎人孙发偷窃他人的貂皮被抓获，交给佟礼处置。老人主持“法庭审判”，决定把孙发送交给“大王”“裁决”。孙发被“大王”吃掉，佟礼承担起赡养他的老母的义务。由于铁路的修建和林场的疯狂砍伐，老爷岭山脉的林木日渐稀疏，野猪数量明显减少。“大王”捕食日益艰难，不断袭击林场的马匹和采伐工人。佟礼老人决定以自己的身体为它献牲，可是找到“大王”时，它已中了俄国猎人的枪弹。老人跪在睡着了的“大王”面前，等待它醒来。透过迷信的外壳，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老走山人热爱大自然、献身保护大自然那颗赤诚的心。佟礼靠着山林为生，同时也是山林的保护者。

按照中国民间传说，老虎是山神爷，是山林的主宰。巴伊科夫以此为构思小说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念与“舍身饲饿虎”的故事。因此在他的笔下，“大王”是有灵魂、有思想、有心理活动的，同时也是伟大的，也就是“伟大的王”。小说里与“伟大的王”并行的是“伟大的老人”，也就是走山人佟礼。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个普通的走山人，对大自然持有最原始的见解，按照自然界的法则生活，是山林的化身，也是“舍身饲饿虎”的佛陀转世。佟礼和山神爷两次林中小径迎面相遇，小说对这两个场景写得极度紧张。第一次，“人和兽的目光相遇了……他的动作果断而自信，他的目光中闪烁着坚不可摧的毅力，不禁使山林之王肃然起敬，于是它几乎是无意识地走下小路，闪到一旁，给人让开了道路”。“大王”为佟礼老人让路，是因为尊敬他。“它的意识中渗进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人的尊敬感。因为人表现出最大的毅力和坚强的精神。它被这种毅力所折服，被这种最高的精神力量和优越感所战胜”。第二次，“大王”仍然给佟礼让路，因为“人与兽相互理解了”。

然而“大王”对人的尊敬很快便动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完全被破坏了。一个猎手打死了“大王”的情侣，它向这个猎手进行报复，“第一次尝到人肉的味道，失去了对大自然的主人的尊敬”。“大王”与人的冲突越来越紧张。出现了修筑铁路的“外来人”，在铁路上奔驰着“驯服的怪物”。森林里响起刺耳的锯木声、斧头砍木的哐啷声、车夫赶马的吆喝声，树木由于这些“难听的声音”而颤抖。“大王”在月夜里来到铁路线上。它“顺着铁轨向前望去，只见火车站上灯火通明，让它感到刺眼，使月亮变得暗淡无光：震耳欲聋的声音淹没了它所熟悉的老林子里的声音。这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景象让它反感，它站住了，吼叫起来，叫了很久，声音拖得很长，仿佛是向强大的敌人进行控诉，同时也是向他发出威胁”。林海的美在钢铁时代的进逼中将要毁灭。“大王”的吼叫声也体现了作者对林海未来命运的忧虑。“老林子在呻吟，在哭泣，巨大的含着树脂的泪珠从张着的深深伤口里落到疏松的雪地上”。这是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的预示。

一百年前，白山黑水之间的广袤山林丝毫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而保持着纯原始的自然生态。中东铁路整个东段，从玉泉直到绥芬河，都是穿越原始森林而敷设的。巴伊科夫当年一来到这里就深深地爱上了壮美的山林。与此同时，他也亲自目睹了铁路营运以后沙俄以及其他外国资本对我东三省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当年由外商把持的东三省三大外贸出口物资中有两种直接取自森林，即我国东北特有的红松木材和野生动物毛皮。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当年被说成是“进步”，可是对于巴伊科夫来说却是一种悲剧。他热爱大自然，痛切地感受到中东铁路的修建对东北原始森林的严重威胁，并且预见到不可避免的悲剧前景。在小说中，又是大自然本身象征着将要发生的巨大灾难。一向栖息在佟礼老人小猎屋里的那条巨蛇，突然死了。这是灾难降临的信号。老人清楚地知道，林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美丽的处女林将不会剩下一根树桩。美丽、自由和毅力将消失殆尽”。随着“外来人”的出现，丛林里世代相传的“规矩”遭到破坏。“野兽之夜”的奇妙音乐听不见了，林海变成了荒漠，沉默无言了。“大王”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不断袭击村庄和林场。于是开始了人与兽的对抗。

就在这时，再次出现了那个“伟大的老人”的身影。佟礼在走山人的会议上提出，必须祭祀山神爷，用人为它献牲。老走山人相信，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绝非得救之路。“伟大的老人”决定牺牲自己。佟礼最后一次遇见“大王”是在它与猎人进行殊死搏斗的地方。这只老虎被猎人的枪弹击中，带着致命伤，准备向敌人进行最后的还击。就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里，老人出现在老虎与猎人之间。他是前来履行自己的誓愿的，准备按照山礼山规。把自己奉献给山神爷。“大王”大为震惊，不知所措。它记起了第一次与佟礼相遇时为他让路的情景。现在“大王”明白了“他那纯洁的想法”，便从路上走开。老人追随着“大王”的足迹，走了许久。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终于发现老虎的巨大躯体，只见它一动不动地躺在老爷岭的顶峰上。“大王”之死是壮丽的，表现出安详、美丽和力量。“大王”那硕大的躯体高高卧在群山之上。巴伊科夫遵循着民间传说，相信生命是永恒的。“大王”并没有死，它只是睡着了，它的躯体与峰顶的花岗岩溶为一体了，骄傲地高踞于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上。“有朝一日，‘大王’将要睡醒，它那长啸声将要响彻整个山林，一次再次引起回声。天与地将要震颤，美丽而圣洁的莲花将要遍地开放”。“伟大的人的灵魂完成一个轮回，附在‘大王’的躯体上，随着它的死亡而变成一朵肉眼凡胎看不见的莲花，一直持续到完全净化，与宇宙精神合为一体为止”。这就是小说独特的带有浓重东方色彩的主题，通过佛教的“灵魂转世，生死轮回，，的思想，表现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巴伊科夫的创作既继承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也与本世纪初期欧美文学的发展步调和谐一致，但他又与前人和同时代人迥然有别，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为世人展示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发现的艺术天地。他最独到之处就在于把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与富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大自然题材以及东方人淳朴的自然观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个世界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世界。像《大王》这样的优秀作品永远不会失去其艺术光彩。如今，从长白山到大小兴安岭，纯粹的原始森林已经所剩无几，珍贵的野生动物种群东北虎也已濒临灭绝。如果想要回忆“往昔的美好时代”，也只能到巴伊科夫的作品中去寻觅。尤其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异常迫切的今天，巴伊科夫作品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