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 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所著，此为国内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用蒋介石日记研究蒋介石生平的著作。

三位作者都是研究民国史的大家，在学界有较高的口碑。

本书虽为学术著作，却文字通俗。

蒋介石的“天下”既从“马上”得之，也从“马上”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得一失，竟在蒋介石一身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绝无仅有。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还能“寿终正寝”。这样的“淡定”，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非凡”之人吧。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 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所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是几位作者合作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结集，利用蒋介石日记，也利用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一个初步的描画，也许可以称为几位作者的尝试。至于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而求实的历史评价，远非几位作者初步的研究所可担当，或许还有待于学界将来的不断努力吧。

一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

二 屡仆屡起

三 关键的一年

四 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

五 地缘纠葛与派系纷争

六 削藩安内：昆明事变

七 家国亲疏：与宋子文孔祥熙的关系

八 一党训政下的多党合作

九 挽救危局与“戡乱动员”

十 最后的改革：金圆券发行

十一 蒋介石的阅读史

据蒋称，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外祖母与他们孤儿寡母“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间如唱和。”在两位寡妇(外祖母四十六岁守寡，母亲三十二岁守寡)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

与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其母亲的“寡母情结”同样鲜明。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为了弥补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虚，往往从儿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寻求替代性的虚拟满足。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一般会有极力支配甚至占有儿子的行为产生。据蒋的第三任夫人陈沽如回忆，蒋的原配毛福梅曾告诉她，蒋毛初婚之际，感情尚好，但蒋母对小夫妻的私密相处无法容忍。在十五岁的蒋介石身边，三十八岁的寡母与二十岁的妻子几乎成为情敌。

蒋介石谈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痛彻、最伤悲之“泣”：一次是前面提到的十三岁回家之泣，一次是十五岁成婚之泣，还有一次是三十五岁母丧之泣。蒋回忆说：“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俗礼必奉茶于亲属，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闻母泣之声，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训日：余自汝父逝世，教养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伤心事，愿汝成年立业，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儿子新婚大喜，作为寡母，感怀抚孤之苦自属难免，若一味伤感，恐怕潜意识层面难免有儿子即将被别的女人夺去之隐忧。

前后四位妻室中，蒋和前两位的关系均不融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婆媳关系紧张。在孤儿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当母亲与妻妾发生冲突时，蒋总是一味地捍卫母亲，痛责妻妾。

蒋母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蒋母前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再嫁蒋父作填房时，年仅二十三岁，小蒋父二十二岁。对于父母关系，未见蒋有直接的记述。从间接的资料推断，蒋父母关系很可能不融洽。蒋在1923年12月撰写的《慈庵记》中提到，母亲生前一再嘱咐他：“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理由是同穴要开启父墓，担心“重惊尔父之灵”。“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篑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否则后死者总难免“重惊”先死者。蒋母既深知“俗礼”，却又如此坚拒与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顾虑“重惊尔父之灵”所能解释得通。有学者认为，蒋母不愿与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蒋母在蒋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与蒋父“同穴”，就得靠边站了。…这一说法，也不无勉强。生前既已甘为填房，死后未必那么在意靠边站。另据当年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回忆，蒋介石曾建议其母亲，将父坟迁葬，单独与母同穴，但其母亲也不愿意。蒋母如此坚拒与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断，应是夫妻生前感情严重不洽。

而蒋终身称颂其母，而闭口不谈其父，甚至对父亲长怀恨意，未必全因父亲“严厉”，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在此不妨拿胡适作一对比。胡适四岁丧父，同样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胡适的母亲，为幼年胡适建构了一个“完人”和“圣贤”般的父亲形象。小胡适每天起床时，得先听慈母一顿“晨训”，时常讲父亲生前的“种种好处”，嘱他将来踏上“父亲的脚步”，做一个“完全的人”。¨。胡母固然是“教子义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补偿。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都难免将这种爱恨传递给子女。蒋母与蒋父感情不洽，难免贬损蒋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蒋介石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对父亲、父权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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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若干年以来，国内各行各业热衷于与国际“接轨”，历史学亦不能自外于这样的趋势。受西方史学潮流的影响，政治史被认为“过时”了，“英雄史观”更是备受冷落甚至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史、文化史等受热捧，“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受重视。其实，中国的历史自有“中国特色”，中国的史学亦大可不必与西方亦步亦趋。如西方政治早已上轨道，在轨道上跑的政治固然很好，但描述起来难免因其“无事”而显“乏味”。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既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又没有完全走上新的轨道，称得上是“乱世”。“乱世”对历史学家更具有挑战性。这一时期，战争、革命、内战、外战、政变、民变，一切都在剧变中，一切都在动荡中，充满偶然，充满传奇，充满戏剧性，还具有那种不在轨道中的不可预测性。经济基础不见有何大的变动，而上层建筑却是风雷激荡。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想避开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之类的老话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个性特质、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可能决定和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普罗大众的历史固然不可忽视，“精英”“领袖”更不可能被历史边缘化。撇开蒋介石讲不清民国史，撇开毛泽东也讲不清共和国史。

应该说，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蒋介石研究，最近几年才刚刚起步。其间的原因很多，“政治”便是其中不能忽视的因素，两岸皆然。好在随着历史的流逝，“政治”的因素在逐渐减弱，而历史资料的大量开放，则为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便是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得以开展的不可忽略的要因之一。持续五十多年不问断地写日记，记人论事并将之留存，可能是蒋介石一生中与其他领袖人物相比的特异之处，而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褒他贬他、颂他骂他，都不可能无视他的日记。有人说，蒋介石日记是只写给自己看的。一般而言，日记当然是写给写者自己看的，不过也不尽然，无意之中甚或是有意写给别人看的日记也未必是个别，尤其是那些“大人物”的日记，在写作之时，他们已经考虑到通过日记维护其身后名了，其所谓真实性，有时实在是需要打个大大折扣的。其实，早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蒋就声称：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吧。据罗家伦回忆，南京政府初期，蒋拿出全部日记和他商量，打算出版。其后，蒋改变计划，将早年日记交给他的老师毛思诚整理成年谱，以《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为名出版了。此后，蒋令人继续以其日记为基础编辑《事略稿本》。即使在激烈的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于政务繁重军务倥偬之际还抽出大量时间认真细致地逐卷审阅和修改其数量庞大的《事略稿本》。可见他如何重视其身后形象的建构和维护，也可见看过蒋日记的远不只蒋一个人。既然如此，蒋介石在写日记时，对于何者可写何者不可写，对于可写者写到什么地步，当然是有他自己的考虑。作为领袖人物，他关心的身后名首先还是“政治”，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蒋为什么可以在日记里不惜笔墨记下他年轻时做过的一些荒唐事，而又对那些有涉“政治性”的事件不时惜墨如金。

正因为此，阅读蒋的日记，不妨“于不疑处有疑”(胡适语)，不仅要看他记了什么，更要广泛对照其他史料，琢磨他“隐”了什么，琢磨那些他没有明言或言外之意，琢磨他有些事按常情该记而为何“漏”记，有些事按常情该详记而为何略记。质言之，即便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也未必是真实的历史记载，更不必说那些写的时候就有意留给后人看的日记了。当然，任何人记日记都是有选择性的记述。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强烈的情绪宣泄，这在政治家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亦因为此，蒋在日记中常有一些极端化的言词，诸如最恨最爱、最悲最喜之类的表述。这一类表述，最见其个性、心态，读来也富有趣味，但如果离开蒋日记的整体语境和表达习惯，尤其是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而断章取义地引用，是有可能歪曲其原义的。

研究蒋介石，当然难免对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是豪杰、圣贤、革命领袖。其实这三者是难以兼容的。别的不说，无论做草莽豪杰还是做革命领袖，都难免趋于激进、激烈、暴力乃至不择手段，而要做中国传统式圣贤，就应该温良恭俭让，走中庸之道。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大量修身养性、自我反思、自我节制的记载，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说，要能持续几十年“作秀”，或许也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作秀”了。一个位居权力顶端而缺乏外在制约的人，最易无所顾忌而走极端，而蒋之“独裁”虽无所不在却又不无边界，其以“圣贤”自待的修身养性，未尝没有起到“自我节制”的功用。比如对付“异端”分子，蒋氏早年采“暗杀”手段，也许可解读为还没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蒋是一个缺乏浪漫、幻想和激情的人，其性格偏于保守、中庸，其实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为革命家最爱而为政治家最忌，或许这又可以解读为，蒋氏的政治家个性远胜于其革命家气质。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名义上的帝制不存，实际上的皇帝仍有。袁世凯当政的时间太短，其独裁权威尚未得充分显露。而蒋介石要算是后皇权时代的“第一人”。若说抗战以前还有胡汉民、汪精卫等对手掣肘和地方实力派挑战的话，那么，抗战爆发以后，在民族主义的强大感召下，蒋介石的权势声威应该说是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古语称“--6-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又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蒋介石的“天下”既从“马上”得之，也从“马上”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在短短22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一得一失，先得后失，竟在蒋介石一身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绝无仅有吧。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还能“寿终正寝”。这样的“淡定”，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的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lk~”之人吧。

对于这样一个“非凡”之人，要想简单来一个“盖棺”定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有关的学术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全面之际。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非凡”之人，因其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及其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势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历史学者们持久关注和讨论的对象。

本书是几位作者合作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结集，利用蒋介石日记，也利用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一个初步的描画，也许可以称为几位作者的尝试。至于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而求实的历史评价，远非几位作者初步的研究所可担当，或许还有待于学界将来的不断努力吧。